四、清代没有粉彩瓷，粉彩替代洋彩是历史的误会
有专家说，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烧制粉彩瓷器。在当代出版的图录中，凡是清代的彩瓷的多数被称谓粉彩。然查遍清宫瓷器档案，却无粉彩的记载，仅见珐琅彩、洋彩、五彩。
洋彩是如何消失而粉彩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成书于乾隆年的《陶说》，作者朱琰曾任江西巡抚幕僚，多次深入景德镇考察调研，结合历代古文献，真实反映景德镇烧瓷现状。书中在“说今”部分引用了督陶官唐英的陶冶图说第十七张图“圆琢洋彩”圆琢白器，五彩绘画，仿西洋曰洋彩……所用颜色与佛郎(珐琅)色同。全书无一处提到“粉彩瓷”。
嘉庆二十年出版的《景德镇陶录》，作者蓝浦，景德镇人，乾隆三十七年的进士，曾任浮梁文学监。他对制陶非常了解，经常深入窑厂调查第一手资料，随时随地做笔记，绝对不是偶尔略有所涉猎的人所能相比的。该书卷三陶务条目中引用唐英语说：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全书亦自始至终未提粉彩瓷。
清宫档案中虽有“粉底洋彩”“五彩洋瓷珐琅”“五彩珐琅”等名称，但这显然不能简称为“粉彩”。因此，在清代，没有出现过“粉彩”一词。
“粉彩”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人的著作中，国内学者以讹传讹。清末民初陈浏(寂园)《陶雅》云：“软彩者，粉彩也。彩之有粉者，红为淡红、绿为淡绿，故为软也。惟蓝黄亦然。”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也说：“软彩，又名粉彩，谓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硬彩华贵而深凝，粉彩艳丽而清逸，青花幽靓而雅洁。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粉彩以雍正为绝美。乾隆夹彩最盛”。他们所描述的“粉彩”，看不出与珐琅彩有什么实质区别。许之衡在此书的“说色彩”部分，淘汰了“珐琅彩、洋彩”，用“粉彩”取而代之。许之衡何许人，生于广东番禺，光绪二十九年贡生，后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回国后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出版多部音乐专著。此人是否去过景德镇，此书何年出版都无从考证，他对陶瓷的研究颇有不可信之处。
“粉彩”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故宫是1925年，当时溥仪已被赶出了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时，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把几件洋彩瓷器改定为粉彩。如：吕(宫廷代号)，一七二五，粉彩瓷烟壶。
1935年故宫文物赴英国伦敦展览，参展负责人擅自做主，在展览图册中把清室善后委员会所编的《点查报告》上原登为“磁胎洋彩”的9件瓷器，均改称粉彩【25】。这样一误再误，从此以后，“洋彩”就变成了“粉彩”，真是历史的误会。
历史的真相是一回事，后人的改写是另一回事。有些专家把硼这种熔剂作为珐琅彩和粉彩的分水岭是极不科学的，因为用硼作熔剂还是用铅作熔剂无关紧要，含量在釉彩中微乎其微。有人形象地说，做粥时有人放碱，有人不放碱，但实质还是粥。还有专家说，粉彩瓷与珐琅彩瓷是同时诞生的，或者说粉彩是珐琅彩的衍生品，这是臆猜。粉彩在清代是没有的，现代人所认定的粉彩应当就是珐琅彩、洋彩或五彩；清代人所起的名称，用的是中医的方法，现代人所认定的粉彩用的是西医方法。
五、嘉庆皇帝三次卖掉清宫库存瓷器45万件，民间的珐琅彩、洋彩瓷应大大多于宫内
耿宝昌先生说："这些名贵珐琅彩器尽管传世品很少，但其时的烧造，恐不仅是目前清宫遗留的品种和数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定由于各种原因而有相当数量的流失与损毁，这情况应是今后探讨的问题之一。”【26】笔者根据档案资料研究，瓷器从清宫流出，大约有以下几种途径：
1、赏赐。
赏赐对象有西藏的达赖、班禅额尔多尼，各类使节、大臣等等。仅雍正四年，皇帝先后23次赏出珐琅彩瓷266件，得赏的有104人，其中有大学士、工部中郎、尚书、总管、侍郎、浙闽总督、头等侍卫等。嘉庆十二年，皇帝赏在京一二品文武大臣、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三旗侍卫等，各按品级分列，共赏4984件。其中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19人，每人瓷器12件：瓶1件、罐1件、书灯1件、盘四件、碗五件；三旗侍卫590人，每人瓷器6件。道光元年一次赏各级官员侍卫等瓷器10665件；赏蒙古亲王等瓷器3595件【27】。
2、调拨。
如乾隆四十四年一次调拨盛京(沈阳故宫)瓷器10万件，调拨承德避暑山庄10万件(严格地说，还算在宫里)。
3、陪嫁。
如道光二十二年五公主下嫁用瓷200件，其中洋彩瓷器20件，珐琅彩瓷8件。道光二十四年寿恩固伦公主下嫁陪各样瓷器400件【28】。
4、变卖。
这是一个最可能引起误解的话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将8511件瓷器拿出宫外变价，地点崇文门。“乾隆十六、二十三、三十五等年宫廷在外变价琢器5100件，圆器117668件”【29】。另外，还有一部分皇家御用瓷器并未进宫，十选一，百选一的精品入宫了，剩余部分在景德镇当地就变价了。乾隆七年六月十四日，皇帝给远在景德镇的唐英下旨：挑选用得的送进，其他用不得的不必送京，即在当地变价。乾隆三十七年，在景德镇变卖瓷器得银1291两1钱6分3厘【30】。嘉庆五年，总管内务府奉旨“将广储司六库久储物品可酌量售变”，“拟招商变价物件清单：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连无款粗瓷器198336件”【31】。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奉旨库存瓷器内变价10万件，“随传集各商人等赴库逐款看视，所出价银多寡不一，唯商人乔文郁愿出价银4311两9钱1分2厘，与崇文门经纪所估价银有盈”【32】。嘉庆十四年，“瓷库现存圆琢瓷器329350件，”“招商售变圆琢瓷器15万件”“招商认买先将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后再赴各库领取物件”【33】。“按上次售变价招商认买，唯商人李賡扬投递认呈，情愿出价银14487两2钱5分。其中尊262件、瓶4381件、罐925件、碗80504件……【34】。嘉庆年间的三次大招商、大变卖，约45万件瓷器从宫中流向了民间，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也是台北故宫几乎无好瓷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