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1日，在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苏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代表国家文物局宣布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结果如下：
河南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王幼平
李家沟遗址2009年的发掘，发现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堆积下部出土有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部则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其早晚不同时期堆积的埋藏特点与文化内涵，以及共生的脊椎动物骨骼遗存等，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早期尚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典型细石器文化，晚期则已经具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一新发现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认识该地区及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细石器的发现显示该遗址早期居民拥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术。动物遗存的情况也说明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仍是李家沟遗址早期阶段的主要生计来源。旧石器阶段地层也有反映相对稳定栖居形态的大型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石块的出现，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新石器阶段，在仅1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100多片粗夹砂陶片，绝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纹饰，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术的特点。
李家沟遗址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展示了本地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在南发掘区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14座房址和陶窑。房址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陶窑附近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坯残片和疑似制陶用的轮盘等。在北发掘区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经初步钻探，环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在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在其两侧的壕沟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众多的出土器物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所罕见。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看，遗址南部为仰韶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
专家点评：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2009年李家沟遗址发掘发现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多个地层的堆积，绝对年代测定距今10300－8600之间。对于始终缺少华北地区两个时代交替资料的学术界而言，这个发现期待已久。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出土的石器具有华北旧石器晚期技术和类型组合的典型特征，但同时出土较多不便携带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块，又意味着居民生活的流动性降低，开始出现新的生计内容。遗址上的新石器早期遗存是全新的发现，陶器特征很难同任何已知资料进行对比联系，石器群中仍保留着部分细石器，但和旧石器晚期相比，制作技术以及整个石器群构成都发生了变化，综合对动物遗存等资料的初步分析，也表明当时人们的生计活动内容有了明显变化。进而比较两个时期遗存内涵，一方面可以看出人们的取食活动、定居程度等方面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制作技术的变化，尤其是制陶业突然出现在当地，又意一了两期文化之间未必是单线传承，从而提出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话题。最后，遗址发掘区不远处还有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地层分析，应叠置李家淘新石器早期地层之上。这便为日后田野考古寻找过渡期遗址提供了重要参考线索。综上，李家沟遗址考古堪称一项重大突破。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必将大大丰富旧、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国际性重大学术课题的认识。
安徽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贾庆元
垓下遗址相传为秦末楚汉战争的垓下之战所在地，遗址主体地貌为一台地。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过历时3年的钻探和发掘，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台形基址、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发掘证实，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代增筑的城墙，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沟；汉代开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出土各时期文化遗物共计约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间排房、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迹象、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为发掘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垓下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其遗存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它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出现在远离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部边缘更是带来诸多学术上的问题。
专家点评：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安徽固镇垓下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这在淮河流域是第一次。同属淮河流域与此距离并不很远的龙山文化城址，已经发现了许多座，大致都位于北纬34°前后豫东南、淮北和苏北的东西延长线上。不同的是，这个城址的年代比已经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都早。从垓下出土的陶器判断，它应该属于淮北地区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尉迟寺类型。由于该类型的文化多位于自西北向东南流去的淮河诸支流的两岸，大致又处于中原与海岱两个文化区的交汇和碰撞地带，所以文化面貌虽更多表现为大汶口文化的特点，又带有淮河中上游中原腹地文化的显著特点。
由于垓下城址发掘的面积很小，虽然在城内西北角发现了台形基址，上面还发现瓮棺，但是对这个台基和整个城址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一般说来，城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要建成城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墙基宽20多米的大型聚落，必需数量可观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史前聚落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垓下城址不仅比该地区最大的环壕聚落尉迟寺遗址要大，更远超出面积在二、三万平方米之下的小型聚落。垓下城址的发现，表明我们原来认为文化发展滞后的这个大汶口文化的『殖民地』，其文明化的进程已经启动；淮北一带数量众多的聚落、聚落群和聚落的等级分化，证明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程度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
发掘领队：周润垦
位于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街道办事处东山村内的东山村遗址，两次发掘总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揭示了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有房址和墓地。尤其是首次在长江下游揭露了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
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与一般小墓实行分区埋葬。这种分区埋葬现象，在长江下游甚至在全国都是首次发现。墓坑规模大，随葬品总数多，9座高等级大墓的随葬品总数为385件。随葬陶器器型除了鼎、豆、壶、罐等基本组合外，普遍发现有厚胎大口缸、陶鬻等，大口缸有的高达85厘米。有的墓葬内出土有陶簋、背壶等。多数墓葬随葬有大型石钺、长条形石锛，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代表军权或王权。随葬的玉器多，种类有璜、瑷、钺、镯、块、环、管、珠、坠、凿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造型的玉器，如环锥形玉饰、钥匙状玉饰、“G”形玉饰、鱼钩形玉饰、带柄钺形玉器等。
东山村遗址首次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填补了崧泽文化时期没有高等级大墓的空白，为良渚文化高度的社会文明找到了源头。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也提供了难得的新资料。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与小墓的分区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出现，证明至少在5800年前后，社会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
专家点评：
陈星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东山村遗址让我们对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该遗址主要的遗存是崧泽文化时期的，遗址面积大，墓葬有等级差别，小墓、大墓分属不同的区域。27座小墓总共才随葬140多件器物，而有的大墓一个墓就随葬56件器物。从埋葬方式和头向分析，虽然年代有早晚之剐，但墓葬主人显然属于一个群体。随葬品虽有多寡之分，但大小墓的主人显然也应该属于一个群体。不仅如此，从葬式、墓向和墓葬之间少见打破关系等特点判断，该遗址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居民之间也可能是连续发展的某种共同体，这不仅说明东山村居民曾在此长期定居，也说明其社会分化程度在崧泽文化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不仅发现大量成组的陶器，还发现了众多的玉器、石器等，M99还发现石钺多件，不少大墓还随葬长形石锛；石钺和石锛恐怕都是仪仗武器，显示基主人生前拥有非凡的权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在包括黄河、长江和西辽河在内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城墙高耸，祭坛林立，大型墓葬相继出现在许多地区，中国核心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加速，早期中国的雏形呼之欲出。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这个不断加速的历史进程在长江下游可能远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这为我们理解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提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为高度发达的良渚文明找到了源头。
内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曹建恩
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坐落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自2009年4月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揭露面积5200平方米，清理环壕、城墙、院落、院墙、房址、窖穴、墓葬等遗迹单位300余处，出土陶、石、骨、铜、玉器及毛、草编织物等1200余件。
考古勘探和发掘的结果表明，二道井子遗址由围绕城址四周的环壕、城墙和城内建筑遗迹构成。遗址内有2座半地穴房址和147座地面式建筑，除少量房址存在祭祀功能外，其余大部分房址均属于实用功能的居住建筑。房址周边散落窖穴149座。遗址出土陶器以筒腹鬲、鼓腹鬲、罐型鼎、豆、罐、三足盘、大口尊、瓮、小陶杯等为大宗；石器数量巨大，有斧、刀、铲、镞、锛、饼、球、槽、臼、杵、磨盘及磨棒等；骨器有磨制精致的镞、锥、铲、针、笄，另还见有为数不少的卜骨。
二道井子遗址文化内涵单纯，文化堆积深厚，建筑遗迹保存完整，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保存极佳的“地面”为研究不同遗迹之间的共时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环壕、城墙、院落、房址、窖穴、道路等建筑构成的聚落，为探索当时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设立了新的平台。多层叠压的房屋预示这一遗址存在着早晚相互衔接的不同时期的聚落，由此可以考察同一遗址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变化，进而复原整个遗址从修建至最终废弃的过程；采集的土样及出土的碳化有机物质也可为探索当时的经济形态、自然环境及入地关系提供有益证据。
专家点评：
朱延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钟镇的二道井子遗址位于老哈河西侧，占地3万平方米，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年的发掘，了解到这是一处外围建有土壕和夯土城墙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坡岗型遗址。已揭示出100多座地面起建的房址，许多房址三两成组，围蔽于院落中。尚有灰坑和埋葬遗迹，并出土了陶、石、骨、蚌、钢等各类遗物。在已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这是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如此之多的土质遗迹被逐一清理出来，这在国内同时期的遗址中也是少见的。通过这批弥足珍贵的田野考古资料，可清楚地了解当时建筑技艺所达到的水准，更可通过道路和院落等遗迹确认相关遗存的共时性，乃至探索整个遗址的布局结构，对当时的社会亦可做出一定的解读。同时，在老哈河以西的区域，以往所见规模较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坡岗型遗址往往被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叠压和破坏，而二道井子遗址则无此类现象，这一『例外』当反映了该遗址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心目中的某种特殊性。总之，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燕山南北地区的古文化提供了新的认识起点。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郑同修
在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建设工程中，自2008年10月～201O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青县陈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目前已发掘面积达近9000平方米，发现西周早中期城址、西周贵族墓葬、祭坛、马坑、车马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陶器及较多的骨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山东周代考古的空白。西周城址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时代属西周早中期，是目前山东地区所确认的最早的西周城址，也是鲁北地区目前所发现的第一座西周城址。另一重要发现是位于城内中部偏南的夯土台基。由其结构和所处位置，初步判断其与祭祀有关，或为“祭坛”，此为山东周代考古的首次发现，在全国这一时期也十分罕见，为研究周代的祭祀礼仪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次发现的一批大中型墓葬，由其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情况来看应属于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两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属于西周时期高规格的贵族墓，对解读该城址的地位与属性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墓葬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内容也表明其与齐国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铭文中的“齐公”字样，为金文资料中首次发现，对研究早期齐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此次发掘还发现了山东地区首例西周刻辞卜甲。陈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山东周代考古的空白，是半个世纪以来山东周代考古特别是齐国历史考古的突破性进展。
专家点评：
许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众所周知，西周王朝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的策略，通过分封建立起了大量臣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西周大分封，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同时也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都邑）建设高潮的到来。
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次城市（都邑）建设高潮的了解，更多地还限于文献记载，而缺少考古学的印证。各地所发现的西周前期城邑屈指可数。
如果众多的『山东之最』，填补多项山东周代考古空白的分析还不足以使你印象深刻的话，请把高青陈庄西周遗址的发现，放到波澜壮阔的西周大分封的历史视角下来看，可能就会更明晰它的意义之所在。
雄踞东方的齐国，是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尚（姜太公）的封国。它的都城临淄以经济繁荣、文教发达而著称于世。但定都临淄，是距周初始封近200年之后的事了。之前的齐国史，扑朔迷离。始封地与早期都城在哪儿，文化面貌和礼乐制度如何，都是雾里看花。
这也就难怪当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了西周前期的夯上城址、包括甲字形大墓在内的贵族墓葬、祭坛，（车）马坑、带有『齐公』字样的有铭铜器、刻辞卜甲等等重要遗存时，一贯矜持的学术界也兴奋起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陈庄遗址地处齐国近畿地区，如此高规格的遗存集中出土，使人有理由把它们与齐国早期权力中心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考虑。
对这一遗址的定性，学界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但匆席置疑，这一发现揭开了早期齐文明的面纱。
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张在明
秦直道是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选线的国家级交通大道，始于今陕西淳化，止于内蒙古包头，目前全程已发现道路遗迹约750公里。
陕西境内已发现秦直道遗迹498公里，其中富县段长125公里，是直道全程中路段最长、遗存最典型的地区。桦沟口段直道位于陕甘交界处，呈西北～东南走向。
在2009年发掘中心区揭露出道路路面总长71米。路面车辙均呈放射状分布，下方有11—13道车辙辙梁，随着上坡，路面变窄，车辙辙梁合并减少。为了加强路面的强度，一些辙梁上还铺垫有经过加工的礓石碎块。不少辙梁上还残存有类似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属工具铲挖的痕迹。
从成组或对称的车辙印判断，当时的车辆轮距有1.1米、1.3米和1.4米3种。
多处路面上叠压有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两处路面上还出土了铜镞和铜币，为道路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在发掘中心区直道最狭窄处两侧的建筑基址，可能是秦直道上规格较高的关卡性质的遗址。
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与直道平行、且规格很高的夯土护坡，以及5条上山的之字形盘山道。对盘山道勘探发掘印证了直道道路的三要素：路土(包括车辙)、夯土护坡和排水沟。
此次发掘至少发现三处明显的人为破坏直道路面的现象。由于处在黄土高原地带，山水对地貌的冲刷带有强烈的加速度特征。在不长的时间里，人工沟引发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形成了最宽近100米，最深达30多米的深沟。发掘者推测，道路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中原一方。因为两汉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他们基本处于被动的守势，另外，作为修路和道路养护的一方，他们更了解直道的弱点。根据出土文物，桦沟口段直道及其附属建筑应始建于秦代，沿用至两汉之间或稍晚，随后废弃。
专家点评：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秦始皇时代修筑的秦直道，是由秦王朝执政中枢城方直通北边长城防线的高速道路。工程的完成体现出秦王朝的高效率的行政机能。司马迁就『堑山堙谷』的施工难度，曾经有『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但是另一方面，直道的开通又标志着建筑规划和工程组织，劳动管理和行政效率的突出的历史性进步。可以看作秦政纪念的这条古代道路，是交通史遗迹值得珍视的存留。
交通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学者以秦直道为对象的考察历时多年，对于某些路段的走向尚存在明显的分歧意见。对于秦直道的具体形制的认识，亦并不明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进行的考古发掘，是对这条重要的古代道路第一次科学发掘。发掘收获以断代明确的出土资料，否定了以为秦直道并非南北笔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再东北折向乌审旗的意见。发掘者对于路基结构、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以及规模可观的很可能性质为关卡的高等级道路附属建筑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充实了我们对于秦汉交通建设成就的认识。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跨越葫芦河。发掘工地位置正在直道由高岭向平川盘折而下的路段，发掘收获对于说明这条古代道路通行山区的形式，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路面遗存车辙和脚印的发现，为认识古代交通形式披露了生动的资料。
陕西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及发掘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焦南峰
西汉帝陵考古工作是2006年9月开始实施的大遗址考古项目。4年多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成果。
截至目前，已先后完成汉武帝茂陵、“周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以及茂陵2号建筑遗址的(部分)发掘工作。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进入尾声，茂陵帝陵南侧外藏坑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为西汉帝陵乃至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汉陵考古队近5年发表、完成考古报告、专著、图录、论文、简报等54篇(部)。新建立的茂陵、周王陵、康陵、渭陵、安陵、义陵6个GIS系统及协助陕西省古建规划设计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制的《汉武帝茂陵申遗规划》《咸阳周王陵文物保护规划》《汉惠帝安陵申遗规划》也为大遗址保护利用提供了详细资料，收到了研究、保护、利用的多重效果。
专家点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西汉帝陵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汉代以后历代帝王陵寝制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是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西汉帝陵的了解甚少，这直接影响了汉代帝王陵墓考古研究。近年来开展的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工程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的改变了这种学术现状。
已经开展的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汉惠帝安陵及咸阳塬上秦王陵的考古工作，取得学术上的重大突破。上述早中晚不同时期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揭示出西汉帝陵由西汉早期(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皇帝陵与皇后陵共用一个陵园，到其后皇帝陵与皇后陵各自一个陵园，并在皇帝陵园与皇后陵园之外又筑一“大陵园”。“大陵园”之中有皇帝陵园、皇后陵园和陵寝建筑及陪葬坑，“大陵园”之外、“陵区”之中又有陪葬墓、陵邑等。
通过西汉帝陵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基本究明了一些帝陵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明确了西汉帝陵陵园、陪葬坑、陵寝建筑、陪葬墓、陵邑等遗存的分布位置、范围、保存现状，为汉武帝茂陵、汉惠帝安陵申遗规划和咸阳塬秦王陵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地推动了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在我国古代大遗址保护工作中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道路。
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潘伟斌
西高穴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2006年-2008年，此墓葬多次被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12日开始，到2009年12月下旬对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这次发掘共清理了2座墓葬，分别编号为1号墓和2号墓。1号墓尚在发掘之中。
2号墓虽然经过多次盗掘，破坏严重，但是仍出土了一批文物，大部分经过扰动。其中以出土的多枚刻字铭牌最为重要。另有兵器和墓主人的头骨、肢骨等残块，为我们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结合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出土铭牌铭文的内容、字体、出土墓主人骨骼的鉴定．并结合鲁潜墓志和西门豹祠等的相互位置，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魏武帝陵位置，最终判断此墓的墓主人是魏武帝曹操，此墓系魏武帝曹操的高陵。特别是那些带有“魏武王”铭文的文物出土，为确定墓主人为魏武帝曹操提供了重要证据。
此墓葬墓主人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起到了标尺性作用。曹操所开创的魏晋南北朝薄葬制度是从两汉到隋唐丧葬制度的过渡阶段，在中国丧葬制度演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丧葬制度的演化过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专家点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重大转折时期，曹操是这个历史转折节点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170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名人中，“反复”最大、“争议”最大、“功过反差”最大的非曹操莫属。曹操墓是曹操历史活动的物质载体，为科学的认识、评价曹操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基础。
曹操墓作为220年的陵墓(230年卞太后合葬曹操高陵)，有着明确纪年，是东汉晚期至魏晋时代为数极少的高等级墓葬，成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代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学标尺。古代“陵墓若都邑”，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对其都城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将产生学术上的积极推动作用。
曹操墓有着十分明确的时间，即218年曹操修建寿陵至220年2月曹操下葬。曹操墓发现的刻铭石牌、画像石资料，在书法史、美术史断代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及其今后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确立曹操墓及其相关陵寝建筑遗址、陪葬墓等遗存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发挥了考古发掘“一点”带“一片”的文化遗产保护效果。
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
发掘领队：秦大树
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北镇村及野北村、燕川村一带，其中涧磁、北镇窑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2009年9-12月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
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
本次发掘，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包括2座保存较完好的五代窑炉、1座宋代窑炉、3座金代窑炉；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其中还有一些仿古代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和精美的瓷塑制品；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碗盘等，都为我们研究定窑贡御瓷器的特征及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专家点评：
孙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定窑是明清时期所谓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钧诸窑齐名于世。定窑以其精湛的印花白瓷和首创的覆烧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陶瓷和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但遗憾的是迄今未见出版考古报告。2009年9－12月的这次主动考古发掘，学术目的性强，选点审慎准确，并注重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取得了一批全新而丰富的实物资料，是近年来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其一，发现的遗迹丰富，窑炉保存完整。这次清理的11座窑炉中有保存较好的五代窑炉2座、宋代窑炉1座和金代窑炉3座。均具有通风道长、火膛较深、烟囱宽大等特征，是深入探讨定窑窑炉结构和烧成工艺的重要材料。
其二，地层堆积丰富，有助于确定烧制年代。这次清理的文化层不仅分属于过去已知的五代、北宋和金代，还出土了一批中晚唐和元代遗物，尤其是地层中出土的一些纪年材料，为确定定窑的始烧和衰落年代提供了依据。
其三，出土的带款器物，展现了定窑贡御史。这次出土的瓷器标本达数千件，有不少属于贡御的定窑精品。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白瓷，与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随葬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北宋地层中的“尚食局”、“尚药局”款和龙纹装饰瓷器，显然是贡御之物，为史料中“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的定州白瓷器找到了产地。
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肖发标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位于江西省高安市华林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东溪行政村的周岭自然村。2007年9～10月对其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揭露出大批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经专家论证，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造纸遗存，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造竹纸作坊遗址，对探讨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发展史有着重要价值。2009年10—12月，对其展开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弄清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布局状况。宋元造纸作坊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小，只分布在发掘区的南部；明代造纸作坊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大，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部，保留也较为完整。
二、完善了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的工艺流程。发掘出来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对完整，各项工序相互关联，几可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艺流程。
三、新发现了元代抄纸房遗迹，使该遗址保留的造纸工序从“斩竹漂塘”到“煮楻足火”“碓打纸浆”后，又延伸到了“抄纸入帘”。
四、进一步证实了华林造纸作坊始建于宋代，最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无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造竹纸遗址。
五、清楚了造纸用水碓的形态演变。
六、对华林造纸的规模与商贸路线有了更多了解。
专家点评：
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相对于无机质生产的手工业遗址，有机质的手工业生产遗址保存困难，遗留有限。譬如，我国是众所周知的丝绸、造纸以及漆器的母国，虽然不断有相关遗物出土，文献记载言之凿凿，但作坊遗址罕有发现。
造纸术是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自西汉的造纸遗物屡有出土，藏之公私的古籍汗牛充栋，长期以来却没能发现古代造纸作坊遗址，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从这一点看，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古代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原料造纸。华林造纸遗址是以竹子为原料的作坊遗址，而遗址所在的周岭周围的丘陵上遍生毛竹，原材料是充分的。
造纸的三大工序中，关键环节是抄造工序，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内，在抄纸池旁发现了纸药锅的灶，应当是了不起的发现。
造纸作坊中，最复杂的是原材料加工工序。而该遗址中发现了沤池与烧草木灰的灰坑及废灰的堆场、蒸煮遗迹等等。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现最多的是水碓，也是发现该遗址的重要线索。发掘者经过调查把水碓划分出3个类型，反映出发掘工作的细致，值得首肯。
考古学家认定该遗址的年代从南宋经历元代并延续到明代，相信有充分的依据。如此长的跨度，遗址的重要性自然更为突出。我们现在对古代造纸技术之所以知道较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宋氏是奉新人，籍贯在高安北临，曾在分宜任教谕，地处高安南近。华林造纸作坊在其不大的活动范围内，正是田野考古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理想案例。相信随着对发掘获得的深入研究，还会有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内容随后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