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秋天，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陕西省公安厅收容遣送站，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正在施工中。何家村虽然名为“村”，实际上距离市中心很近，距离著名的西安城墙含光门仅仅一千米左右，而现存的明城墙含光门恰恰就位于唐皇城南墙偏西的唐含光门，而且元明两代的筑城者利用了唐皇城的残墙，恰好把唐含光门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10月5日，工程刚开始，施工队正在进行土方挖掘，仅仅在距地面0.8米处，在基坑的一个角落里，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大陶瓮，陶瓮很粗糙，有封口，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工人好奇的打开了其中一个陶瓮，发现其中盛满了明闪闪的金银财宝。考古队迅速赶到封锁了现场，并开始继续发掘，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又一个陶瓮出土，不同的是这会不仅仅发现了陶瓮，还发现了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密封大银罐。
这保存完好的两瓮一罐被送至文保部门打开，共出土了各类器物一千多件，包括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唐兽首玛瑙杯1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无价之宝，这就是著名的“何家村窖藏”。
这批文物中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有3件，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十件。
兽首玛瑙杯：海内孤品，中国政府禁止其出境。鸳鸯莲瓣纹金碗：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的数量非常大，价值非常高。经实测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700多两（唐大两），再外加十副玉带，它们的总价值在唐代大约折合黄金900——1000两，铜钱3830万钱。
通过对这些金银器的器型和花纹进行分析，最终确定这是一处唐代窖藏。
考古工作者经过钻探并对照文献，初步判断现在何家村的位置是在唐代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处。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考证，这批文物“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6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他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邠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在“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而后来未能挖出，所以才保留到现代。而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的学者考证，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唐代尚书租庸使刘震，窖藏埋藏年代应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兵变时，也因兵乱保存到现代。
何家村窖藏的制作工艺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何家村金银器使我们对唐代的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专家推测当时可能已经使用简单车床对材料进行切削、抛光，窖藏文物的焊接、铆、镀、刻、凿等的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大量优质银器的出现也表明当时冶银技术的进步。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留有文字，这些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的经济制度。此外22枚银饼中有4枚是庸调银饼，为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
由于此前出土的唐代器物大多数是陵墓中的随葬品，与现实使用的器物有一定的区别，而何家村这批稀世珍宝却充满了浓郁的唐代生活气息，它把唐代贵族的生活状态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透过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浪漫、开放、璀璨的大唐年代.....
鸳鸯莲瓣纹金碗高5.5cm 口径cm 足径cm 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内出土。金碗共出两件。
敞口，鼓腹，喇叭形圈足。锤击成型，纹饰平錾，通身鱼子纹地。外腹部錾出两层仰莲瓣，每层十瓣。上层莲瓣内分别錾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珍禽异兽及花草。走兽或走或奔，富有动态；禽鸟或飞翔或栖息，动静结合。下层莲瓣内均錾刻忍冬花草。碗内底中心，是一朵蔷薇式团花，外底中心则錾刻一只回首的鸳鸯，周围饰有忍冬云纹。圈足饰方胜纹，一整两破的菱形花纹图案，实为简化了的四瓣莲花纹。足底边缘饰联珠纹一周。
这是唐代金银器中仅见的最堂皇的金碗。
在圈足内的装饰主题是鸳鸯。《古今注》云：“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于死。故曰'匹马’。”古人以诗赋形式对鸳鸯之贞情、艳丽多所咏颂。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有《鸳鸯》七绝一首：“雌去雄飞万里天，云罗满眼泪潸然。不须长结风波愿，锁向金笼始两全。”唐代诗人吴融也有七绝一首：“翠翅红颈复金衣，滩上双双去又归。长短死生无两处，可怜黄鹄爱分飞。”这些诗歌都说明了人们喜爱鸳鸯的缘由，所以，鸳鸯是有唐一代珍禽装饰中的主要纹样之一。
两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应是碗的重量。墨书标重显示两碗重量略有差异，但现今天平实测重量相同。这种墨书标重在何家村窖藏及其他窖藏的金银器中常常见到，这是唐代管理金银器留下的痕迹。大家还记得《红楼梦》中，丫头鸳鸯是替贾母掌管金银器的，每次使用后，都要称重后入藏。唐代金银器掌管者，为防止以轻换重，在每件器物上往往都以墨书标重，有的直接錾刻出重量，反映了金银器在人们以上中的重要地位。
鸳鸯莲瓣纹金碗所采用的装饰手法，称为适合纹样构图。它是将要装饰的器物划分成许多小区间，然后给这些小区间填以适合纹样。通过每个小区间的装饰，达到美化整个器物的目的。这种手法常见于初、盛唐，中晚唐就不多见了。
金碗实物出土罕见，文字记载亦不多。《唐摭言》曾说：“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踘，毬子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椀，每椀各容一升许。宣令并椀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可见，金椀多为皇帝所使用，由此可知何家村鸳鸯莲瓣纹金碗的珍贵了。
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为数不多的非唯一的、而且两件都是国宝级文物的文物珍宝。
银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后来的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制作继承了这一风格。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捶揲技术非常成熟的粟特银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初期是瓣数较多水滴形的分瓣，后来又演变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的传入，尤其是许多粟特金银工匠进入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皿上也接受了这种凸凹多瓣的作风。但是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全盘的，而是在吸收过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元素，如改变了西方银器中过于夸张的造型，使之线条尽量柔和流畅，在装饰上也采取了西方银器很少见到的外表通体装饰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发掘之后，两瓮文物被移至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室内进行清理登记。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这个轰动世界的发现自1970年现世之后，绝大部分一直都秘不示人，除了少有的三四件文物外，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展示过，基本上藏之高阁。
而何家村当地的老百姓，直到不久后，看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拍的何家村出土的文物纪录片，才知道自己村里出土的两个瓮，竟是唐代文物，人人都感到特别自豪。据村上的老人回忆，出文物的那块地方原是一片农田，后来被政府征用了。这个现在已经划归黄雁村的村落当时归属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也被称为何家村遗宝。
直到1971年初，何家村遗宝的部分文物才在博物馆展出，还有一部分被送到丈八沟陕西宾馆展出，请西哈努克亲王参观。1971年6月，北京故宫慈宁宫正殿举办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出土文物精品展”，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批唐代文物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展品。
参展的何家村出土文物的50件组中，最具代表性的金银器皿几乎都囊括在其中。有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金花八曲银杯、金花八棱银杯、金花鹦鹉纹提梁银罐、五足银熏炉、镂空银熏球、六条金走龙、嵌金玉臂环、羚羊首玛瑙杯、中外金银货币等。
展览在北京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参观了，江青也在其中。一件放在展柜中的鸳鸯莲瓣纹金碗，流光溢彩、富丽堂皇，深深吸引住江青的眼球，这件巧夺天工的金碗，仅隔玻璃看当然不过瘾，于是应江青要求，负责展览的有关领导，将这件金碗从展柜中提出，拿到一间办公室供江青仔细观赏。当时陕西方面负责展览的杭德州同志也被拒之门外，他担心文物如果不还怎么办，急得头上直冒汗。一个多小时之后，金碗才被拿回了展室，放入展柜之中。杭德州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素面“大粒光明砂”银盒
出土时银盒打开后装满了各种朱砂，朱砂是一种天然矿物，六角形结晶体，色泽鲜红，是炼汞的最主要的矿物原料。作为中药的朱砂味甘微寒无毒，通血脉，养精神，明眼目，除烦止渴，镇心安神，是唐代炼丹的主要原料。唐代朱砂的来源，除了黔州、辰州、锦州、溪州、溱州、茂州、宜州、容州作为土贡外，西域、波斯产朱砂者，也向唐王朝进贡，所以朱砂极为难得。银盒的盒盖内标注了了朱砂的种类、重量、储存时间，说明唐代对朱砂的鉴别和分类是非常细致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
素面银碗 墨书标注重量:十两。
素面银碗 墨书标注重量:十五两。
鎏金蔓草蝴蝶纹银钗
唐代文化处于一个内外交流非常活跃的时代，外来文化激荡产生出许多新的文化现象。100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一个开放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外来文化从强势到与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如同唐代佛教文化从一种外来文化形式完全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儒、释、道完全并存的新传统一样。唐代花钗文化现象，折射出的同样是文化综合之后的产物。今天的首饰设计，同样可以从东西方文化中吸取、提炼有益的元素，从而建立符合当下的服饰文化现象。
隋唐时期，随着金银工艺的成熟，出现了一种钗头錾刻、镂空成不同纹样花形的花钗。通常，一副花钗纹样相同、两两相对，分别左右对称地插在发髻上。花钗作为地位等级的一个象征，佩戴的多寡有其定制。根据《新唐书?舆服制》记载：“一品花钗九树，二品花钗八树，三品花钗七树，四品花钗六树……”，也就是说，花钗的佩戴者为贵族阶层而非大众百姓，因而其制作工艺、纹样都极尽奢华。
金银花钗制作的工艺难度，在于其钗头部分，镂空时，金银板材难以固定，而镂空部分又较多，只留下花卉的茎脉部分。以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蔓草蝴蝶纹银钗为例，银钗全长35.4厘米，整体体量对于实用首饰而言可谓大体量首饰了，但钗头部分宽约5.6厘米、长14.7厘米；最为精妙的是其上镂空而成的蝴蝶纹，如同剪纸一般细微的线条刻画出蝴蝶的双翅，每一根线条都十分精巧、流畅，蝴蝶的形态栩栩如生、展翅欲飞。镂空形态的边缘轮廓形与花纹的錾刻线天衣无缝地相衔接，整体形态气韵生动。这要求手工艺制作者能够准确地抓住物象的神韵，对形态的认知和扑捉能力有极高的水平，技术娴熟，且能够稳、准、狠地将其表达出来。根据花钗成双成对的特点，在錾刻镂空之前，手工艺者应先绘制出粉本，通过粉本进行形态的复制，从而使钗头两两纹样基本一样。
蝴蝶蝶尾的镂空部分极细，最细处形如发丝，有如剪刀在纸上剪刻出来的一股。这就需要将花钗固定在胶版上(用松香、细土和油熬制而成的一种胶)，用锋利的刻刀直接錾刻出来，剔除不要的部分，有如漆或陶瓷中的踢花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镂空工艺是錾刻工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因。
从鎏金蔓草蝴蝶纹银钗的器形、纹样，可以窥见唐代金银工艺处于巅峰的一斑。高趟的制作工艺，将花钗制作的形态、神态都如出化境，技术与艺术高度统一；花钗的形态、纹样，反过来也承载了精湛的制作工艺，使得花钗的实用性与审美性完美结合。唐代金银花钗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质，也必然有相应的器形、纹样及制作工艺与之相匹配。唐代的金银花钗的器形、纹样及制作工艺所承载的文化现象，可以成为今天人们去解读唐代的社会生活、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面貌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打开唐代文化相互影响、交流、传播、整合的一扇大门。
白玉伎乐纹带板
如果说簪、钗、步摇和梳背等首饰是唐代宫廷贵妇专用玉器的话，那么，玉带板则是唐代宫廷男性显贵的专用玉带饰。目前出土的唐代玉带板有七筠、十五銙、十六銙等多种，表明唐代虽然有了使用玉带板的定制，但使用的数量及佩法与文献记载有很大出入，这反映了唐带板初始时期的情形，直到明代才有了固定的规制。
唐代革带上的带銙质地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质地的不同代表不同的等级。《通典·礼典二三-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唐大诏令集·禁约上·禁奢侈服用敕》载开元二年七月敕：“……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宜于腰带及马衔、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新唐书·车服制》：“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绿暗银蓝铁带。……未有官者，……绿铜铁带。……行官服……蓝铁带。”虽然三品以上的官员金玉带皆可服，但唐人更重视玉带。在唐人看来，玉比金银更珍贵。因此，玉带便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成为荣誉和风流的标志。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慢裹头。闲向殿前骑御马，挥鞭横过小红楼。”甚至公主也以束玉带为荣，《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所见传世的唐带板一般多使用和田玉作材料，青白玉居多，也有玛瑙材料的。造型有方形绔、半圆形銙。由若干方形銙或半圆形銙、圆首矩形铊尾组成完整的一副.
唐代玉带板纹样，从出土和传世的来看，题材最常见的一类是人物纹，在唐代玉带中最流行，人物大都是胡人形象，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表演胡舞，有的手捧宝物做献宝状，有的手持角杯、长杯作饮酒状。比较完整的胡纹玉带就是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白玉带。
赤金盆 高6.5厘米口径28.9厘米 重2075克
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涤或盥洗，从古至今，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生活实用器。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盆则出现于文明发达石器。而金盆则只有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才可以使用。
唐代，金盆是皇宫内常用的洗漱器具。根据《资治通鉴》卷216的记载：皇子女出生三天，要郑重地为小儿举行出生后的首次仪礼，因为仪式一定要包括给婴儿洗浴，故叫“洗三”，或“洗儿会”，而举行这个仪式必须使用金盆，所以进行仪式的金盆也被称为“洗儿盆”。这个重达两公斤的金盆极可能就是唐代皇室举行“洗儿会”的“洗儿盆”。
王建《宫词》之七十一中就是对于唐皇室“洗儿会”的描述：日高殿里有香烟，万岁声长动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
这件金盆
为赤金锤打成型，器体厚重，盆口略外侈，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器壁光滑规整，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这是加工时的痕迹。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从这些痕迹分析，这应该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