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的窑址所在，原来被认为是在河南临汝境内，但一直未能寻获。五十年代初，陈万里先生即曾发其嚆矢，六十年代初，我们也曾进行过窑址调查，均未发现典型的“汝窑”瓷片。1983年我再去临汝深入考察，仍无满意的结果。为了编写《中国陶瓷史》，1977年与冯先铭同志赴豫南一带调查古窑时，偶于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讹称“青龙寺”）窑址附近拾得一片“汝窑”天青釉残片。后经上海硅研所郭演仪同志化验结果，与周仁先生二十年前对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符。为了提供大家共同探讨，以期群策群力特别是在当地文物考古工作者们的合作下，早日解决这一悬之已久的疑团，特意在1985年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钧汝二窑摭遗》的论文摘要，分致出席年会的会员和单位代表。文中参考了《直隶汝州全寺》（清道光本）与《宝丰县志》（清乾隆本）等历史文献，明确提出在宝丰青龙寺（清凉寺）所得天青釉残片“虽是吉光片羽，然而连系文献看来，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有力线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勘察。联想定窑、邢窑之先后发现经过，也不妨打开思路，因为地理沿革多有变迁，这一点不必赘述。”
1986年9月我应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博士之邀赴日作专题讲演时，曾在京都同志社大学就宝丰清凉寺汝窑问题，结合当地过去盛产玛瑙与前人文献所谓“汝窑玛瑙为釉”的记载，进一步加以闸明。同年10月在西安举行‘中国古陶瓷年会’时，亦有数篇论文引用了我的观点。并且有人根据这一线索，在宝丰清凉寺附近征得一件“汝窑天青釉盘”，带来会上请我与故宫专家及上海博物馆专业人员鉴定无误。从而再次肯定了宝丰清凉寺是汝窑窑址所在的判断正确性。
为了寻求更多的论据和实物标本，今年重到宝丰、临汝、鲁山一带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综合考察。现将多年的研究心得及最新的几点收获略述于后，以求教于博雅方家。
一、宝丰清凉寺“汝窑”产品的种类及其属性
十年前的4月23日来到宝丰时正值细雨菲菲。而此次旧地重来又值一夜风雨乍晴，天时相似，人事已非。而且地貌变化极为悬殊。昔日印象中河沟两岸堆积窑具、残瓷高约一丈，断断续续长达三五百米之遥。其壮观为个人所到河南许多窑址中所仅见，堪与河北曲阳的定窑窑址堆积场面相媲美。据当地文化馆资料测估，其“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从清凉寺到韩庄的五华里面积上，瓷片、窑具堆积如丘，窑址交错毗邻，遗物相当丰富。据在清凉寺南河岸断崖处测量，文化层厚度最多为12米，其中有三个小山包全为瓷片堆积层。”当时所得瓷片以白釉、黑釉、青釉、赭（酱）釉居多，其次为白地绿彩，白地绘黑花、白釉刻划花（其中以白地划水波纹和柳斗纹者较为特殊）、珍珠地划花、黑釉凸白线、黑釉白口边、黑釉剔花、黑釉印柳斗纹、黑釉划米粒纹、青釉印花、青釉刻花、蛋青釉、绿釉、祸釉、宋三彩以及“汝窑”天青釉（一片）等不下二十种之多。器形则有杯、碗、盘、瓶、罐、枕、盒、壶，乃至棋子、器座、儿童玩具等。至今记忆犹新，大有如入宝山，目不暇接之感。
然而，此行却已不见十年前的宏伟景象。只有偶尔出现的河边少量的瓷片堆积，而两岸多已犁为农田或建起房屋。仅能在田塍和道边寻得一部分上述的瓷片，品种远不及以前那般丰富多彩。但在个别器物上则有前所未见之物，如天蓝釉、黄釉、青釉印柳斗纹、青地加白釉花、黑釉褐斑（铁锈花），皆制作精美，独具风格。尤其是黑釉瓷片中有的釉亮如漆，光可鉴人；有的还出现兔毫或油滴，而且胎质细白、薄如“黑定”。当地乡民对此类完整器物颇为珍贵，传说“放入食物数日不馊”。虽属无稽之谈，然而足见该窑技术之精不同于一般，以及其制品深受人民欢迎的程度。此外，还有一些别处罕见的作法，如里绿（釉下划篦点纹）外黄釉、黑白外赭釉、青釉赭口边、青釉镂孔、白釉黑口边等，亦为十年前在此地所未见。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河沟东岸一片农田约三百米的范围内，便是出土有典型的“汝窑”瓷片之处。当时正值麦收期间，又逢阴雨连绵，虽仔细在田间搜寻所得青瓷百余片，而用放大镜观察具有所谓“气泡寥若晨星”者不过数片，或为天青、粉青或为豆绿色，光泽内含并有细小开片，与十年前在附近所得者完全相符。其余大多数则为印花、刻花青瓷以及上述若干品种之物。结合昔日在此所得数百片中不过一片的比例看来，清凉寺可称品类繁多、精粗具备，而其“供御”者不过区区之数。难怪昔人已有所谓“宋时汝磁已与商彝周盘同其珍重”的说法不为无因了。从它的质量来看，胎质坚细且薄，釉光莹润如玉。尤其是青瓷釉厚多有气泡，这一点几乎已成南北名窑如官、哥、龙泉和钧窑等共有的特征。惟独汝窑青瓷釉色既美且气泡稀少，实为难能可贵。足以说明在配料加工和烧成方法上较之其它名窑尤胜一筹。因此孙灏诗中所称“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的赞语非过誉之谈。
此次所得“汝窑”瓷片中，除在传世品常见的天青、粉青釉色外，尚有豆青、豆绿釉色者，光泽较强而平滑如镜，若非同出自一地，而且其它特征也相同，则很难令人相信为其同窑产品。故宫博物院以前没收的一批“汝窑”瓷片内亦有类似之物，而长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今对比窑址所出实例似可消除疑虑。因为青瓷的烧成气氛稍有变化即能导致釉调、釉色的差异，从而产生优劣成败的结果。何况窑址残存者多属废弃之物，有此等釉色不同者似亦不足为奇。另二片近似“钧窑”的天青、灰青釉残片，也具有类似前者的特征精彩非凡。以上这些无论从胎质、釉色乃至光泽看来，几乎与龙泉窑、钧窑精品难以区分，说明当时名窑制品往往有所雷同。尤其钧、汝二窑比邻接壤，矿脉相近，加以时尚风行，互相观摩，因而在文物鉴定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
关于汝窑的釉色多种多样，在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叙述比较全面。他说“汝窑在河南汝州，北宋时所创设也。土脉细润，如铜体，有厚薄，汁水莹润。有铜骨无纹者，有铜骨鱼子者，有棕眼隐若蟹爪纹者优佳。豆青、duan青之色居多，亦有天青、茶末等色……“所谓豆青、duan青、天青以及粉青等釉色现在当地所出汝窑瓷片内均已得见，惟“茶末”釉色尚未看到。但从烧制技术的角度想来，青瓷一旦过于氧化自然会出现黄褐之色。许氏当初所见是否即此种劣品仰或别有所指姑且存疑。
根据同一地点所得不同的多种瓷片来看，大部分是近似磁州窑或耀州窑的产品，而上述典型的“汝窑”瓷精致之作数量极少。由此推想，汝窑的属性究应算作宫廷垄断的“官窑”？还是属于部分“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即面向广大群众的“民窑”？对于这一问题我倾向于后者的性质。北方名窑如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均曾在一定时期内曾向宫廷贡献其精品，却未损其民窑的根本属性。又如南方著名的龙泉窑，据《鸡肋篇》记述说“宣和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然而从未见有人将它列入“官窑”或冠以“官龙泉”之称。至于早在三十年代国外即已出现而近几年来国内甚为流行的“官汝”或“汝官”的名称，我在《钧汝二窑摭遗》一文内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如果上述的看法能够成立，则此问题自可迎刃而解，故不赘述。
二、临汝境内的“汝窑”窑址究竟何在
由于历来文献和传说多认为“汝窑”窑址是在河南临汝县，然而始终无人找见，故此形成长期悬而未决的谜团。加以最近有人根据上述公开的线索跑去宝丰清凉寺窑址拾得较多的“汝窑”瓷片，即大肆宣称“中外陶瓷专家半个世纪多方寻觅的汝窑窑址，最近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并且认为“汝窑窑址长期未被发现，是因为人们把寻找范围只局限于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南省临汝县。”因此哄动一时，甚至诩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了结”、“中国陶瓷史上的大事”云云。我读到这些报导，首先是为汝窑窑址的发现又找到较多的物证并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论断而高兴。其瓷是对某些片面和夸张的说法，感到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据文献记载，“古汝州”在唐宋时期曾先后包括梁县、襄城、叶县、郏县、鲁山、龙兴（宝丰）、临汝等县在内。多年以来我国陶瓷考古工作者们不知耗费了多少苦心和劳动。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即曾到临汝、宝丰、鲁山一带考察古窑，发表了《汝窑的我见》等具有开拓作用的重要论文。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与冯先铭同志于64年、77年两次到临汝、禹县、郏县、宝丰一带考察汝窑和钧窑，并且取得了上述一系列的成果。而地方从事陶瓷考古工作的许多同志们，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获得了无数的珍贵资料与经验，发表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怎能说“是因为人们把寻找范围只局限于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南省临汝县”呢？
按“河南汝州直隶州历代统属考”解释“汝州”说“唐代于太宗初改郡为州，天宝初年改为‘临汝郡’，乾元初年复为州。当时领有梁县、叶县、襄城、龙兴、郏县、鲁山、临汝等七县。宋代汝州因近京辅，亦名‘辅州’，领有梁县、叶县、襄城、宝丰、鲁山五县。金代汝州领有梁县、鲁山、襄城、宝丰四县。”（此处在宋金时期忽然不见临汝之名。但在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内则记载说“龙兴下有废临汝县。”所谓“废临汝县”即今日临汝县的临汝镇，故当时的龙兴（即宝丰）县应辖有今临汝县之大部。至于“临汝县”的名称始自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属汝州郡。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始更名为“临汝郡”，属河东道。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改临汝县为镇，入梁县。宋复为汝州。金、元时期仍为汝州。明洪武初，废梁县，并入汝州。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改为“直隶州”，领鲁山、郏县。十年（公元1474年）增领宝丰县，十二年（公元1476年）增领伊阳（即今之汝阳）。清代仍为直隶州，领鲁、宝、郏、伊四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复改为临汝县。这便是所谓“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南临汝县”的一段历史沿革。
此外，不妨再看看宝丰县的历史。按“龙兴县”之名始自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曾名“中兴县”，寓唐室中兴之意。天宝元年改属临汝郡。五代时期仍名龙兴，隶汝州。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降为“龙兴镇”，归鲁山辖。元佑元年（公元086年）复为“龙兴县”，并置“青岭镇”（即今日清凉寺窑址所在的“大营镇”）。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始改龙兴县为“宝丰县”。
在《宝丰县志》（清乾隆本）‘青岭镇’条内写道：“《宋史、食货志》”提辖京西矿治，此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宣和二年以县有冶铁场故曰“宝丰”。
金代仍名宝丰，隶临汝郡。元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5年）县废，改名“宝丰镇”，归梁县，隶汝州。至明代初期，镇亦废去，地仍属汝州。成化十年复置“宝丰县”。明末曾一度改称“宝州”，清代复名“宝丰县”（17）。
另据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民告知，“大营镇在1924年以前一直属于临汝县。而且在1929～1931年间曾有大批古董商和官僚们到当地挖宝，将清凉寺窑址深翻多次，出土过不少完整器物”。而另一老农指告“地点就在那几座坟墓附近”。结合前面文献仔细想来，今日所谓“中外陶瓷专家半个多世纪多方寻觅的汝窑窑址，最近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其实正是以往文献和传说中的临汝县汝窑窑址“。如果明白这一段历史沿革和地理变迁，自然对于原来人们多云临汝县寻觅汝窑之举，不会感到大惊小怪或以五十步笑百步了。
总之，通过二十年来曲折迂迥、契而不舍的多次实地考察和文献参考，至今虽已初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但我觉得像这样名铄古今、驰誉中外的“汝窑”，对其研究仍然有待深入进行。例如它的上下年限、窑址范围、烧制品种、胎釉特征，以及主要供应对象等许多问题，都还需要再作宏观与微观的比较研究和全面探讨。即使在中外古陶瓷学界已非新鲜事物，而今只凭地面俯首可拾之物忽然放言“窑址发现”且是“一大悬案了结”，则恐未免言之尚早。因为毕竟还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
三、汝窑的烧造历史及其范畴
我们十年前调查宝丰清凉寺和韩庄一带窑址时，曾听到当地流行的一句民谚说“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而今仍然如此盛传不衰。并且连鲁山段店的人们也是异口同声一样说法（只是有人将“万贯”说成“万万”而已）。实际上这一带窑址林立，北起上李庄、清凉寺、琉璃堂、张八桥、韩庄、外岭、顾庄、魏庄、高庄、梁洼，南至段店分布甚广，多已经过当地同志们作过详细检查并取得了大量的标本。结合个人两次在清凉寺、韩庄窑址所得瓷片比较看来，无论数量、质量乃至品种和时限均难分轩轾。特别是此次在鲁山文化馆所藏段店窑址所出残器中，有一件粉青釉“裹底支烧”的槐式方斗杯残片，用30倍放大镜观察其釉内气泡同样具有“寥若晨星”的典型汝窑特征。虽然也属于“吉光片羽”，但如连想当年在宝丰清凉寺所得一片汝窑天青釉残片，竟然成为今日寻找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一事，则恐对其重要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况且“鲁山花瓷”早在唐代即已闻名于世，而自唐宋至清代一向属于汝州。既然宝丰、临汝都已列入“汝窑”的范畴，那么鲁山的归属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还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们首次去临汝、禹县调查汝、钧二窑时，曾在路过郏县的道边偶然发现不少唐代花瓷残片。因而揭开了郏县黄道窑花瓷及以后对鲁山段店窑、禹县苌庄窑乃至陕西耀州窑等花瓷研究的序幕。由于郏县亦属汝州范畴，因此在考虑广义的“汝窑”历史和品种时似应与“鲁山花瓷”并列于唐代名品之内，同时也可暂视为汝窑的上限。
当时我们根据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曾调查过的临汝12处窑址，重点考察了其中东沟、陈家庄、黄窑、石板河、蜈蚣山、陈沟、桃木沟、岗窑、严和店、轧花沟、下任村等11处。1983年重去临汝严和店复查时，在县文化馆看到他们陈列的26处窑址出土瓷片。除上述的东沟、黄窑、桃木沟、陈沟、岗窑、严和店6处外，其余多为新的发现。计有班庄、焦村、何堂、苇子园、毛窝、波池、罗圈、棉花窑、大泉、大堰头、龙王庙、吴家窑、大碗沟、大郭庄、齐沟、杨沟、唐沟、张沟、河东、王庄等窑址，所出瓷片多呈豆绿、天兰类似钧釉的色调。只有个别如焦村窑尚有白釉、白地绘黑花、白地刻划花的品种。苇子园则全是印花青瓷。今年三到临汝考察时，又在汝窑博物馆所陈瓷片中见有不少新的发现。连同前面26处共有43处之多。新增古窑址有杨庄、东黎元、唐沟南、大堰沟、缸岗、窑洞、寺沟、宋庵、西何庄、上下瓦石桥兰沟、罗圈寺、罗圈南、西河庄南、杨沟西、戴湾桐木沟、内乡等，所出仍以豆绿、天兰釉色居多。其中制作较精者以东沟、班庄、大泉、龙王、唐沟、大堰头、冈窑、大郭庄、唐沟南窑址为最。而唐沟东一带所出不但釉色精美，且有“裹足支烧”者，另一板沿盘素烧坯残片，质地坚细薄如定器。上瓦石桥所出残片内有一灰青釉下写字迹可惜已不能辩识。内乡所出宋三彩残片，结合当地馆藏数件宋三彩瓷枕看来，临汝窑品种丰富多彩，更填补了以往知识上的不足。
根据该馆对以上各处所作调查的时代统计，其中宋代窑址6处，宋元窑址11处，元代窑址23处。而元代以后的窑址和制品则未见到。连系三次考察所得标本看来，其下限亦是如此。
在《明会典》中曾有“宣德年间命钧、磁两州每年奉献酒缸”的记载，而不提及汝窑，可见它到明代已经衰微。结合传世的器皿果然也未见到此时之物。
当1977年去宝丰调查窑址时，曾听到过民间传闻所谓“洪水没市”的说法，同时也有另一种传说为“金兵入境”。今日仔细推敲这两种传说纵然是实，但未必会嘎然而止。因为在上述出土“汝窑”精品的麦田里仍散布有一些黑釉鸡腿瓶残片与黑釉凸白线瓷片。这些都是今日公认的金代常见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另在宝丰文化馆藏品内还有当地出土的黑釉划花瓮和天兰釉大碗，则是典型的元代制品。这种情况正如其它名窑（定窑、钧窑等）一般。揆情度理最多只是“供御”的精品因王室南迁而停烧甚至技术失传而已。
在《宋志补》督学孙灏诗中虽有所谓“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感慨，然而恐是暂时的停烧现象。至于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至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因为从文献上看，元佑元年曾将“龙兴镇”恢复为“龙兴县”，并置“青岭镇”（即今之“大营镇”-----清凉寺“汝窑”所在地）。到宣和二年又‘“奉敕”改龙兴县为“宝丰县”，归汝州辖’。这说明它已得到皇帝的重视。而改名“宝丰”的原因是‘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似与所谓“以玛瑙为釉”的汝窑瓷器的供御有一定的关系。宣和六年徐竞出使高丽归来所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内，曾提到“汝州新窑器”。可见当时正在烧造并且成为青瓷的典范，所以他称之为“新窑器”以此相比喻。以后“金兵入境”自然暂时停烧，随同宋室的偏安江左，岌岌可危，汝窑御用精品当然也成为明日黄花，度过了它那四十年来的鼎盛春秋。然而，仍需要供应当地广大群众生活用瓷，即今日地面遗留的五光十色具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些才是它的主流。尽管它曾昙花一现地在陶瓷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珍视和宝藏。但在全面探索其历史与范畴，公平衡量其成就和意义时，岂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作为“汝州窑”的广义解释，则举凡鲁山、郏县、临汝、宝丰等数县所产历代精粗陶瓷器均应包括在内。正如邢窑之包括内丘、临城两县所有窑址在内；越窑之包括上虞、余姚、宁波、乃至绍兴、鄞县、黄岩等多处窑址一般。因此，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疑问及设想，即以往由于对汝窑的认识不一，从而缺乏比较认真的探讨。往往将宝丰窑列入“耀州窑系”，临汝窑则被分置于“耀州与钧窑系”内，甚至对鲁山窑、郏县窑也只作为唐代“花瓷”产地而略提数笔，都反映出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个人对此也限于所知而熟视无睹。于今随同汝窑所在地及产品的相继确认，则“宝丰窑”的名称将置于何地？面临汝窑、鲁山窑、郏县窑等究应归属于“汝窑系”抑或仍任其附属于其它窑系？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初步意见是应该让它们认祖归宗，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名正言顺地称作“汝窑”或“汝窑系”，如此方不悖乎情理，而且容易使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