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博物馆藏西夏彩绘泥塑佛头像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北周李贤墓出图鎏金银壶
宁夏博物馆藏明代手抄古兰经
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之一
横亘于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过宁夏，将古希腊文明、古波斯文明和欧亚草原文明、华夏农耕文明贯穿于此。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本月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说，宁夏出土的一把鎏金银壶等于把世界三大文明串起来了。《艺术评论》本期推出博物馆馆长访谈系列，将陆续邀请国内外博物馆馆长来讲述各馆的特色，展现多元的博物馆文化。
宁夏位居黄河中上游，北恃贺兰山，南依六盘山，黄河、泾河与清水河穿境而过，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的战略要地，也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区。宁夏也是历史上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横亘于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过宁夏地区，将古希腊文明、古波斯文明和欧亚草原文明、华夏农耕文明贯穿于此。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本月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他以一件出土的鎏金银壶举例：“壶身上的人物是希腊神话故事，它的制作工艺是波斯的，出土则是在中国的宁夏。这一只银壶等于把世界三大文明串起来了。”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宁夏拥有多元的文化，这在博物馆的陈列以及出土的文物上都有体现。是怎样的背景造就了如此多元的文化？
李进增：宁夏这个地方的文化，有几个特殊性，一个是地域比较特殊。北边就是毛乌素沙漠、乌兰布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这三大沙漠，西边因为有贺兰山挡住了腾格里的风沙，东边有黄河挡住了毛乌素的，才使得银川能够成为一片绿洲，南边因为有陇山的阻挡使得宁夏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理单元。
这里的文化在发展和交流中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交会的地带，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庄襄王)就曾经修了一道长城在固原的南边，现在还保存得很清楚，实际上那道长城也等于是战国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也是中原王朝或秦王朝能够控制的实际范围。农耕和游牧在宁夏一直是交会的，宁夏的生产方式也一直是农牧兼营，它不是纯牧，也不是纯农。
二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交会地带，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从北朝开始，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上，固原就是必经之地，是个很要紧的国际大都市。我们从出土的文物和发掘的墓葬来看，(这里的东西)不仅仅有中国制造的，也有国外制造了带进来的。如固原博物馆有一只鎏金银壶，壶身上的人物是希腊神话故事，它的制作工艺是波斯的，出土则是在中国的宁夏。这一只银壶等于把世界三大文明串起来了。宁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过程造就了它是中西文明最早的交会地带。
三是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交会地带。早可以上溯到唐宋，但是大规模的伊斯兰的文化进入是从元朝开始，在明朝得到巩固和发展。回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是把伊斯兰的思想、教义与华夏传统的思想、习惯和生活逐渐结合、逐渐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新的文化。
所以，最初是农耕与游牧、中国与西方、伊斯兰与华夏的交会地点，这就造就了宁夏这地方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融合的，而且宁夏历来还是各个不同王朝对于外来民族安置和管理的区域，从汉代就开始了，汉代在宁夏按照南匈奴，唐代又设了六胡州来安置西域的各个民族。到了元朝，阿难答(编注：忽必烈之孙，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部队的民族成分更复杂，他的部队都在这儿驻扎下来了，等于是就地安置，也信仰了伊斯兰教，但实际上这支部队的外来成分更多，民族成分更复杂。所以宁夏的文化真正是兼容并蓄，不排外。到了银川一看，在银川生活的居民里真正的当地人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了，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宁夏历来可能就是一个移民城，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从外地来的。
艺术评论：宁夏博物馆是如何向观众展现宁夏的历史与文化形象的？
李进增：基本上有个思路，就是我们得立足馆藏。我们有多少东西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博物馆无论做多少科研和研究，都离不开实物。所以，首先立足于我们的藏品，我们有西夏文物、回族文物、贺兰山岩画，这在全国省馆里我们还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的基础陈列也是以这三个方面作为支撑的。
同时，我们也强调要“有人”。光“有物”不行，物是死的，要通过展览、交流和研究体现。所以人才要和文物结合起来，无论是我们引进的人才、考入的人才还是送去学习的，都要和这三个方面的藏品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要让我们更多的人成为西夏文物的专家、回族文物的专家和岩画研究的专家，这样我们才能以学术立馆，才能真正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得更精彩，更通俗易懂。
宁夏博物馆藏西夏鎏金铜牛
艺术评论：除了基本陈列，还举办了哪些有意思的活动？
李进增：我们还开门办馆。不能就守着基础的三个门类，我们还办了几个系列的引进展览，有四大方面。一是近现代书画大师的系列，我们已经办了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邓散木和刘国松等6个展览，我们打算用至少10年的时间，一年做一个大师的展览，让宁夏人不出宁夏看到大师的风采，这对于开阔眼界，提高艺术修为是很有帮助的。二是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物系列，我们已经办了青海的、贵州的和云南的，将来我们还要办新疆的、内蒙古的和西藏的等。因为宁夏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我们是想办各个有特色的少数民族的习俗和文物的系列展，这个恐怕也得先按10年来算。三是出土文物和文物精品系列，我们已经做了故宫的金银器、山西晋侯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青海藏传佛教的唐卡和造像，三星堆和金沙的出土文物这4个展览了，我们打算这个也用10年时间再做五六个。第四是穆斯林艺术展。宁夏是回族区，回族和穆斯林有联系但不能等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都可以称作穆斯林，中国有10个穆斯林，回族是其中之一，其他的穆斯林的生活、服饰、用品是什么样子的，宁夏人不见得都了解，所以我们先立足宁夏的回族办展览，随后就是想引进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的民俗文物展。
同时也有送出去的展览，比如最近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我们宁夏的阿拉伯文书法展，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博物馆正在展我们的回族文物展，云南正在展我们的岩画，我们送出去的也都是最有特色的藏品。
所以我们首先是立足于三个我们自己的基础陈列，再继续拓展出四个引进的陈列，再推出我们的特色陈列，让博物馆的宣传更加立体化，更加有层次，这样才能吸引人来。博物馆，说一千道一万，得有人来、有人看，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宁夏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豆荚纹双耳彩陶壶
艺术评论：宁夏的贺兰山岩画也是原始艺术中的精品。
李进增：在原始艺术里面，真正最形象也最有创意的就是岩画。它不是艺术家创造的，它是当时生活的原始人群创作的。但是对岩画的解读，目前还比较困难，究竟它是真实的，还是有其他的意思。我们更多的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社会学或民族学的理论来解读它，创作者究竟是什么目的和什么寄托，这个恐怕我们猜测的成分更大。
古代人创作岩画，就是一种寄托，不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学原理去创作。当时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寄托，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只是我们现在没法深入到人家的思想境界中去理解它。
现在考古学书写的历史是最可靠的，基本上人们对它的解读的差距不会太大，不像历史，你写的历史和我写的历史可能对同一个事件的描述文字都不一样，这样子一来，人们理解起来差别就大了。
宁夏博物馆藏汉代熊顶灯
艺术评论：宁夏博物馆还拥有丰富的红色文物收藏。
李进增：对，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很多文物都存在我们馆里头，我们一级文物有159件，其中有46件是红色文物，红色文物年代离我们比较近，相对的其原始状态也比较好。我们现在只许有针对性的，特别是纺织品纸张有专门的库房和专用的柜子，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
再有，红色文物本身也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很多故事可讲。革命文物往往与革命的人物、革命事件能够结合在一起，故事好讲，老百姓爱听。我们希望能够真实地解读，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有一些修饰过的解读，现在我们确实应该还原真实的历史，文物是最好的例证。用文物来讲故事，老百姓是喜闻乐见的，党在奋斗、打江山的时候十分积极向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学习的地方，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
宁夏博物馆藏战国错银云纹铜鐓
艺术评论：你既是一位考古学家，也是一位博物馆馆长，能否聊聊文物保护与大型基础项目之间的两难困境？
李进增：我们这代考古系学生毕业以后的三十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全国各地基础建设蓬勃发展的三十年，同时也是文物保护和基本建设的矛盾冲突最多的三十年。
过去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为经济发展让路。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咱们财富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对于文物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而且认识到文物本身它就是一种经济资源。就是因为文物也能够挣钱了，所以大家对它的重视和保护意识会更加提高，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但是，从我们文物和考古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对文物的建设性的破坏比自然破坏严重得多，也恶劣得多。除了盗墓贼这样的小规模的、个人的破坏之外，甚至还有法人违法，打着经济建设的名义，对文物几乎是做到扫荡殆尽。个别特别重要的文物能留下来的那是幸运，是政府和领导有远见。但是，更多的建设单位，它也不喜欢报道发现了文物，因为报道之后建设得停工，还得拿钱来发掘、来保护，它损失很大，所以宁可隐瞒不报，也不告诉我们有文物发现。 如果说有搞考古出身的人做了主政一方的大官，那我想或许一定会对文物保护很重视，在基本建设的同时，考古勘探、发掘等工作也会做得比较主动与积极。所以，对于《文物法》和《博物馆管理条例》的普及，不仅要面对老百姓，对领导也要有一个普及的过程，可能这样下来的作用会更大，也是文物保护真正的希望所在。
艺术评论：有人说，在宁夏大约90%的文物都出土自固原地区，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也很繁荣富裕。但是为什么在上世纪末却成为了国家扶贫的重点地区？
李进增：古代这个地方很富庶，为什么后来却都过着穷日子？我想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任何一片土地都是有其承载能力的。古代的原州(今天的宁夏固原)就是农牧并重，互相补充的，不是纯粹的农业，到后来人口增多之后，过度开垦，很多农田实际上土壤退化了。土壤在退化，人口在增加，那么财富总量就减少了，当地人在这种情况下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就过着穷日子了。
第二，与生产的产品单一有关。南部山区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纯自然经济，没有人工灌溉，风调雨顺了就年成好，撒上种子能吃上两三年，赶上干旱了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很可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它的经济的持续性和保障性不强，纯粹靠老天爷。现在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雨水减少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南部山区面临的缺水干旱的压力更大，收入就很不稳定。
第三，是人的思想比较保守。南部山区的人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较少，对乡土的观念还特别浓。这里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情节在，有些人可能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学过别的技能，到了城里无法生存。
艺术评论：新的《博物馆条例》于3月20日正式颁布，你觉得这一条例的颁布对于今后博物馆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李进增：新的博物馆条例颁布以后，我想对于博物馆有三个影响。
第一，是明确了博物馆的责任了。过去应该说是谁当馆长都会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认为博物馆该怎么办就那么办了，感觉反正只要服务大众、办好展览、搞好宣传，都算是博物馆的管理与经营。因为工作的阅历与专业背景不一样，可能不同的人来管理博物馆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现在博物馆条例颁布以后，大家就有了一个必须共同遵守并实现的目标。不能再各唱各的了，而要遵循共同的准则和共同的目标。
第二，对于博物馆的目标和任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以前我们都把博物馆当成是一个收藏和保管的机构，认为这是博物馆的核心职能。而现在，实际上核心的职能把教育是摆在第一位了，强调了教育、研究和欣赏。说教育这一职能，我们所有的教育必须要有对象，不是教育我们自己，而是教育我们的观众，这样一来，博物馆未来的研究方向、服务方式，乃至于我们与博物馆观众的互动关系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做研究、办展览和充实收藏，是以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擅长领域来做，过去，喜欢青铜器的或许会侧重青铜时代的展览，喜欢玉器的或许会多做几场关于玉器的展览，公众喜欢不喜欢不是我们最重视的因素。但是，之后会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是我们会把思考的重心由物转变到人，由自身转变到对方。我得关注老百姓喜欢什么和关注什么，并且有针对性地做研究、办展览，才能让观众真正接纳、吸收并且喜欢，把参观博物馆当成一种习惯。自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带来一个好处，全体公民都是我们的观众，不像过去只有愿意掏钱买票的才能进来，现在谁都能进博物馆，所以我们得了解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而且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哪些是针对专家的，哪些又是针对中小学生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重点，可能更多地要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因为这个是国家的未来，博物馆在这个层面是责无旁贷的。我觉得，一个人要真正热爱祖国，他首先得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根脉，要以自己的文化为荣。我们和观众的关系变了，现在始终要把观众当作核心。
第三，对社会也是一种约束和规范，过去爱来不来都无妨。而现在的《博物馆条例》中则要求中小学安排相应的课程，要到博物馆里去上课成为了教育部门的职责或者说规定。要想完成学业，有些课程就必须在博物馆里上。
我觉得《博物馆条例》体现的这三个方面对我们都是挑战，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再不能像过去随心所欲了。
宁夏博物馆
宁夏博物馆于1959年筹建，1973年正式建立。
宁夏博物馆目前的新馆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侧，总建筑面积30258平方米，全高21.2米，共四层。其中，地下一层建筑面积8456平方米，分为文物库房、设备用房及办公区域，文物饱和藏量达150000件。地上建筑面积21802平方米。而其原馆位于银川市承天寺院内。
新馆主体建筑蕴涵了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整个建筑平面呈“回”字型布局，贴应了回族自治区的“回”字。出入口立面借鉴了伊斯兰民族风格，与三层外墙局部装修所采用的玻璃幕墙，形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美感的强烈对比，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外墙装饰所运用的迦陵频伽、力士志文支座等建筑构件形象，以及四个大门使用的装饰图案，都是宁夏历史文化遗存的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基本陈列包括：“宁夏历史文物陈列”、“西夏文物陈列”、“宁夏革命文物陈列”、“贺兰山岩画展”和“回族民俗文物展”。
宁夏博物馆现馆藏文物近四万件。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四千余件，经鉴定确认的国家一级文物159件，胡旋舞石刻墓门、鎏金铜牛、力士志文支座被鉴定确认为国宝级文物。西夏文物、回族文物的收藏数量和质量为文博行业所瞩目；馆藏文物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在全国博物馆中，独树一帜。贺兰山岩画、红军西征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文物也很有代表性。
馆藏最具有特色的文物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动物铜牌饰，西汉错金银铜羊、唐代胡旋舞石门扇、西夏鎏金铜牛、石马、石狗、雕龙石柱、石龙头、大型鸱尾、西夏剔刻花瓷器、扁壶、唐卡、元明之际鎏金铜佛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