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镇，作为明清国家御窑厂，京城与景德镇相距上千公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易碎的瓷器能够从生产者手中完好无损的交付到使用者手中，运输得当自然重要，却也得益于妥善、成熟的瓷器包装工艺。
关于瓷器的包装这一问题，我们要从一个人说起。谈及清代景德镇的瓷器生产，自然会提及他，这个人就是唐英。
清代景德镇督陶官唐英
唐英（1682—1756），字俊公（隽公），又字叔子，自号蜗寄老人，隶汉军正白旗，沈阳人，1728年起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唐英在任督陶官期间做了许多事，其中有一件事很重要：在乾隆八年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的唐英奉旨编成了《陶冶图编次》（《陶冶图说》）。之所以说这很重要，或许因为“这是我国有关陶瓷工艺过程的第一部系统著作”。
从档案《遵旨编写<陶冶图说>呈览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事的前因后果：
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为钦遵谕旨事。
窃奴才于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移会内开，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由内廷交出《陶冶图》二十张，奉旨：“着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将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于四月十一日，将缮写得《陶冶图》上谕折片一件持进呈览。奉旨：“将此改正折片与《陶冶图》俱交唐英。钦此。”钦遵。相应移会前去等因。
奴才接到来文，随钦遵谕旨，敬谨办理。按每幅图同所做技业，并取土取料之山，逐一编明，并将图幅先后次第，另编总幅，恭呈御览。至陶务为琐屑工作，图既未备，编亦不能详列。惟谨就图中所载，遵旨编次，伏祈皇上睿鉴。
再，奴才近日造得奉发之样件并新拟样瓷，一并呈览，敬请皇上教导改正，以便钦遵烧造，谨奏。
朱批：览。
奉皇帝旨意，唐英在《陶冶图说》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瓷器生产的二十项流程。其中有一项或许因为与瓷器烧造本身无关，而较少被提及。不过这正是我们想要重点说明的内容：关于瓷器的“包装”问题。
《陶冶图说》——束草装桶
在《陶冶图说》中，涉及瓷器包装问题的仅“束草装桶”一项。可见，当时景德镇瓷器的内包装有纸包和草扎两种，外包装则主要有木桶装（也称筒、笼）和竹蔑包扎两种。选用不同包装方式的依据，主要是瓷器的质量等级差异：相对上等的用纸包桶装、次之草扎桶装，而商用销售或相对低等的瓷器则“只用茭草、竹篾包扎。”、“将茭草置于内，竹篾横缠于外。”
这样的瓷器包装方式，也在流传至今的一些关于瓷器生产的画册中被记录了下来。在德国出版的《陶瓷之书》中，就对瓷器的桶装过程及状态有着详尽的描绘：
《陶瓷之书》封面
箍桶
茭草
装桶
运送
德国阿腾堡博物馆藏《陶冶图》中，也描绘有同样的内容：
关于相对简易且多用于商业用途的竹笼装瓷，也在一些风俗绘画中有所体现：
事实上，清代大批量的御用瓷器分春秋两次运送进宫时，都是采用桶装的包装形式，也正因此，大运瓷器也俗称“桶瓷”。一些相对精致的器物，还会用纸包后放入木匣内，运送入宫。
木匣装瓷器
若涉及瓷器外销，进入远洋前，在大船中装瓷器，则又会以舱为单位；为最大化的利用有限空间，极小器物也常常被装入装入大罐内，从而采用瓷器套装的包装形式。除却文献与绘画材料外，关于瓷器包装，流传至今的原始实物材料并不算丰富。在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中，目前已知仅有两个瓷器包装桶：
可以看到，桶上的姓名标签表示这两个桶可能是属于郭葆昌的；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则显示出了它们的官方属性。作为几乎是仅存的桶装瓷器的实物证据，不论年代如何，其重要性不可小觑。
景德镇货运市场上正在包装运输的瓷器
关于瓷器包装的实物材料，除了类似上述故宫院藏的文物（这自然是可与文献结合论证的直接证据），还有一些间接的遗存。它们并不是文物，而是传统文化借由现代社会产物的一种表现：用静态的眼光来看，那可能是某种相似性；用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其实是一种传承。
比如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现在的越南钵场窑场（该窑场在越南瓷器生产行业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景德镇），还可以看到与我国景德镇旧法完全相同的瓷器包装形式。
越南钵场窑场瓷器包装现状
这显然就是《陶冶图说》中“将茭草置于内，竹篾横缠于外”的包装方法。这种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相似性，造就了现代社会中关于旧时瓷器包装的实物证据。这是工艺传承的表现，更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瓷器外销无疑是中外文化传播与技术交流的重要途径和表现，诸多关于外销瓷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关于瓷器的包装这一细节却往往为人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