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唐代的胡人女性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给中原文化带来了丝绸之路沿途的缕缕胡风，但是专家研究发现，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考古发现的隋唐时期墓葬出土的胡俑约700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而女性胡俑则不到20件。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瑾说，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唐墓出土的不足20件的女性胡俑多处于社会下层，职业和身份多元。譬如，有变幻百戏的卖艺者、卖酒的酒家胡、伺候主人的奴婢、乐舞表演者和优伶等，多属娱乐业和服务行业。其中乐舞表演者和优伶，主要是胡旋舞女、柘枝舞女、杂技演员以及演奏各种乐器的乐手。
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上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大通道，唐朝人对来自丝路的胡风十分宽容，着胡服胡妆的胡人女性在长安甚至出现了“胡姬压酒劝客尝”的景观，成为一时的风尚。除了史书、诗歌和小说中的女性胡人外，在考古与研究的过程中专家发现存在着大量女性胡人，其身份一般是宗教人物、皇后、贵族妇女、伎乐、舞者、侍从及一些身份不明者。
杨瑾说，综合起来看，陶俑中的胡人女性形象主要有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墓等唐墓出土的胡人女骑俑和胡姬俑等；金银器和钱币上的胡人女性形象，则包括王室妇女、宗教神祇、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人物、伎乐等，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胡瓶上的胡人女性，陕西西安、宁夏固原、新疆阿斯塔纳、河南洛阳等地唐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背面饰皇后、胜利女神或祆教女神阿娜希塔等。
杨瑾说：“壁画上的胡人女性则以歌舞女、婢女、宗教人物为主，如昭陵陪葬墓长乐公主墓甬道东壁壁画的胡女和新疆库车克孜尔第38窟主室窟顶4世纪壁画上的供养人。出土墓志中记载的胡人女性则多来自昭武九性。譬如，石国人石崇俊夫人罗氏为吐火罗人、苏谅妻马氏为波斯人、波斯人景教徒李素妻子是突厥人卑失氏。”
但是总体看来，胡人女性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著名丝绸之路专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说，当时的胡姬、胡旋女等外来女性在史书文字和出土文献中都记录不少，但遗憾的是考古文物中却很难找到“胡女”。譬如在金乡县主墓里的“胡女”就面容模糊不清，她绝不是唐诗上描写的胡姬，而是一个伺候女墓主的家人或女仆。这应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有关，更与“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
唐代早中期胡风盛行，女性胡人的服饰、妆饰和乐舞被汉人女性纷纷效仿，以致于女性的服饰与妆饰花样翻新地胡化，但这也引起中晚唐时期文人如元稹和白居易等人的反对。在李白诗中“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情景，成为“红粉浮浪，诗句轻薄”的恶俗背景，胡姬渐渐被视作非良家妇女，她们便在唐代上层人士用于葬礼的陶俑中很少有自己的位置。
杨瑾说，唐代男性胡俑的面目剽悍，有的接近狰狞，胡女的面型大约也不尽符合唐人的审美习惯。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丝路服饰传播者、饮食制作者、乐舞表演者，以及丝路贸易参与者、民族宗教坚守者的多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