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李广琪2009年和朋友合办的日用瓷工厂里，工人日夜加班，一片繁忙。当初他们每人投入25万元建厂，现今每年的分红都不下200万元。下一步，李广琪计划推出满汉全席系列，把宫廷瓷器日用化，让普通老百姓也用上、用得起当年的宫廷餐具。
同时，高仿衰落与经济环境也有着紧密联系。房地产被限制、股市持续低迷，曾经斥巨资搜罗古玩的老板们如今开始纷纷出手，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资金链。“从今年冷清的秋拍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李广琪说，佳士得拍卖会从未出现过半场停拍，这次却在香港发生了。“现场只有十几个买家，实在拍不下去了，拍卖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出来调整策略，以鼓励亚洲藏家的涌入，但最终没起到任何作用。”拍卖市场的萧条，受影响最直接的是那些以高仿冒充真品去上拍的群体。
“当然，高仿不会就此消失，如果能做成精品，极度逼真，还是有市场的。”李广琪说，但在景德镇高仿业真正称得上精品的不足5%，多数是在做“垃圾货”，这次冲击可能会淘汰一批，并逼迫一些继续做高仿的人转向，由低端走向高端。
署名制作仿古瓷
“虽然高仿整体是走下坡路的，但是我的销售额却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能有气魄说出此话的，是有“中国仿古陶瓷第一人”之称的黄云鹏，这位70多岁的老人身材魁梧、底气十足。
“第一人”的称号不是乱加的。早在1979年，黄云鹏尚在景德镇陶瓷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花1000元为陶瓷馆买到一个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1981年，他按照该瓶仿制出景德镇第一个“元青花”。梅瓶做好后，刚好碰上一个日本旅游团到景德镇，花3900元将梅瓶买去，而当时黄云鹏一个月的工资才60元。从那以后，他开始研究精仿元青花，到了1993年，他的存款已增至65万元，便下海与一位香港老板合资成立了股份公司。
如今黄云鹏在景德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展厅里，仿宋元明清的瓷器摆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这些瓷器底足上都有我的名字。”黄云鹏说，前些年有人拿他的高仿品去拍卖，近几年加上他的名字后就没办法拍了。“假的当真的卖，这个市场就会越来越萎缩，大家都知道仿品太多，不敢买，专家也失去了权威。”
“写上名字后，还有人买吗？”记者看到在一个做工极精致的仿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上，有“黄云鹏绘”的落款。
“不但有人买，而且比没名字的还好卖。”黄云鹏很自信，“因为一个时期大师仿制的古瓷更有收藏价值，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价值会很高。”
2005年的一次经历证明了他的说法。当年，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在英国伦敦佳士得上拍，并以2.3亿元的高价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黄云鹏也借此机会小试牛刀，并大获成功。当时“鬼谷子”在北京预展，黄云鹏亲自赶到现场并且上手仔细把看，将尺寸、胎质、釉色、绘画等数据资料搞清楚。“当时我估价一个多亿，结果拍到2.3亿元。拍卖一结束，我的仿品就出来了。”黄云鹏一共做了10个，打上自己的名字还编了号，每个售价2.8万元，当时的买主都是他的学生。现在每个能卖到10多万元了，尽管还有人想买，但黄云鹏不再画了，“只能让学生出手转让了，让这10个在市场上流动，不断增值。”
“我不把仿古瓷做旧卖，只是作为工艺品。”黄云鹏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搞收藏的人无外乎有两种想法，一个是喜欢，另一个是想赚钱。他们掌握了消费者的想法后，推行了“保值销售”。“我卖给你5000块钱，承诺任何时候都可以原价退还。我已经尝试了5年了，万分之一的退货比例都没有。这是对消费者的负责，也是对产品的自信。”
黄云鹏还与博物馆合作，制作高端仿品作为工艺品销售。“故宫(微博)博物院曾委托我们做了多款仿古瓷，上面都要注明‘故宫博物院’的款和编号。”黄云鹏说，目前国家博物馆(微博)也在销售他打上名款的作品。在记者后来的采访中，这一说法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证实。不过国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消费者对高仿瓷的兴趣减弱，其市场状况并不太好，反而是具有创意的现代瓷卖得更好。
尽管年纪已大，但黄云鹏对市场的判断却能紧跟步伐。在他看来，艺术品市场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口袋里有钱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礼品市场的发达。“我分析过公司产品的走向，买回去放在家里的最多不过30%，大部分是用来送礼的。”黄云鹏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