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某制瓷厂一角
2010年4月，本报记者曾赴江西景德镇暗访假官窑瓷器泛滥现象，目睹了当时大小作坊烧制高仿瓷器并通过多种渠道以假乱真流入艺术品市场的过程，本报于当年5月5日、12日连续刊发了《景德镇假官窑瓷器“产业链”暗访记》系列报道，在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2011年12月，记者再次来到景德镇，通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发现，高仿瓷业有逐渐衰落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化、品牌化的制瓷业态和观念。柴窑烧制的现代瓷、颇具新意的艺术瓷，虽如同嫩芽般弱小，却充满生机，让人看到了景德镇瓷业的未来与希望。
景德镇高仿业走下坡路了！听闻这一消息，记者感到有些意外，曾经人流熙攘、名扬四方的景德镇高仿制瓷业怎会突然急转直下？但多次采访文物市场的经验提醒记者，来自市场一线的消息往往最为灵敏。为一探究竟，记者再次探访景德镇，对该地高仿市场进行调查，以准确了解和真实反映景德镇的制瓷业现状。
高成本下的落荒而逃
“高仿市场的萎缩，应该不是从2011年才开始的。”李广琪说。这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事了20多年的古玩生意，景德镇办厂、潘家园开店，在圈内是个不大不小的知名人物，曾经还担任过热播电视剧《雾里看花》的文物总监。
“市场下滑是近几年持续变化的结果，这两年表现得更为明显，而2012年，我判断将会直线往下掉。”李广琪的判断是以自身经历为依据的，他曾经是仿制外销瓷器的高手，1998年率先在景德镇生产仿明清外销瓷，并且大赚了一笔，2008年前后，他逐渐淡出高仿行业，开始另寻他路。
外销瓷器是我国历代销往国外的瓷器，始于汉唐，盛于明清，其器型和纹饰多是由国外显赫家族定制，十分特别。李广琪自1993年开始，花费几十万元从国外购买有关资料和实物，用了大量心血研究复制技术。他的高仿瓷只有少量在国内以仿古艺术品销售，大部分都流到国外，被当做真品卖出。十年间他总共出口了数十万件仿明清外销瓷，开始是销往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美国，后来扩展到整个欧洲市场， 2003年、2004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20厘米的仿乾隆粉彩盘子卖到80美元，挣起钱来像流水一样！”
当然，李广琪也遇到过麻烦。有一次他从某地海关出口几十件外销瓷，被负责文物鉴定的专家断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说他违法走私，并且发出通缉令。他百口莫辩，只好东躲西藏，等着风声过去后才敢回家。
“外销瓷刚打开欧洲市场时，外国人还没意识到中国人有这么高的仿制能力，而到了2007年前后，他们警醒了，市场也随之开始萎缩。”但李广琪并不认为是自己的仿制水平出了问题，“关键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这个产业，那不一下子做坏了嘛！”往往是他仿制的造型往外一流出，景德镇马上就有了仿品，而一旦有类似的样品出来，国外的买家就拒绝交易，费尽心力仿制的瓷器也就身价大跌了，这种恶性竞争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交易环节的问题只是一方面，材料和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才是李广琪放弃高仿的最关键原因。“这块蛋糕已经没有奶油了。”李广琪分析说，1998年，工人每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现在却涨到1万多元，而作为外销瓷的原材料之一，黄金的价格更是连连攀升，从1998年的每克71元涨到现在的近400元。与此同时，高仿瓷的销售价格却没怎么变，最多提高了20美元，但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9.3降到现在的6.3，这样一算，还不如原来的卖价高。
“现在富人不在高仿作坊里，而是在日用瓷的厂子里。”李广琪说，即使现在每月出1万元的工资，也很难找到人继续做高仿了。近两年，国内茶文化兴起，很多师傅都改行去做茶具。因为画茶具比较随意，不需要仿得一模一样，每件30元，他们一天很轻松就能完成一百个，拿到3000元。正因为如此，做仿古瓷的人越来越少了，市场也就完成了产业的自动调整。
“很多高仿作坊也因此关门走人了。”然而，这个数据无法统计，因为这个市场没有管理，更缺乏监督。“今天有钱赚就干，明天没钱赚就回家，很混乱。”李广琪说。
如今，李广琪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日用瓷的生产上，高仿外销瓷只占到他生意的1%。记者来到他的“牛棚”(高仿作坊)时发现，只有一个工人正在慢悠悠地为瓷胎上色。“高峰时期有70多人在为我做高仿，光房租每月就要5000元，大家同时干活时场面很壮观。”现在这个二层民居里只雇佣了十几个人，房租每个月仅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