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位
德化窑把文明散播到世界
“15世纪之前，东南亚的地层都是由中国的瓷片堆成……”这句话形象说明了中国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不仅在东南亚，在欧洲、非洲，中国瓷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了理想的食用容器和高端装饰品，提高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以说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这其中，外销瓷的重要代表——包括德化窑系在内的福建窑功不可没。
为多国提供理想食用器皿
用手抓、用树叶装、用硬陶盛——这是古时东南亚人民日常食用东西的一种状况。在中国陶瓷到达东南亚之前，当地居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容器是很难的。
宋《诸蕃志》载：东南亚地区，流眉国“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勃泥国“无器皿，以竹编具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元《真腊风土记》说：柬埔寨寻常百姓，做饭用“瓦瓮”，做糕用“瓦铫”，以树叶为碗，用菱叶为匙，取椰壳为杓，盛饭用的“瓦盘”还是从中国进口的。明《东西洋考》也说：大泥国“以蕉叶为盘”。
食用的器皿如此匮乏，中国瓷器备受欢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明《瀛涯胜览》云：占城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甚爱之”，《明史文郎马神传》也说：该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以德化窑系为代表的福建窑口的出口产品以日用之碗、盘、杯、碟为大宗，正是迎合了各国人民的这种迫切需求。这就是说，随着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瓷器的大量外销，中国瓷器逐渐成为各国贵族乃至平民十分喜爱的生活器皿。
“且不说树叶不适合作为食品容器，就东南亚当时有的硬陶而言，存在缺少釉面、不卫生、硬度低、易漏水、低温烧制而对人体有害等多方面不足，根本不是食品级容器。”“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有关负责人表示，德化宋元以来生产的瓷器，造型美观大方，釉色透明滋润，胎质坚致细密，不仅具有耐酸、耐碱、耐高温的优点，而且表面光滑，易于擦洗，不漏水，无疑为各国人民，尤其是那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的地区，提供了理想的卫生饮食器，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认为，当时的东南亚没有生产瓷器，这些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甚至改变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福建瓷器不但在亚非地区受欢迎，在欧洲也卓有影响。特别是明清两代，由于产品质量的长足进步，花色品种的日渐增多，福建瓷器在欧洲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推动了西人传统器皿的变革，瓷器逐渐取代了金银器。中国瓷器盛极一时。
制瓷技术在外落地开花
伴随着外销瓷输出的，除了文明，还有窑业技术。以中国制瓷技术为师，东南亚、欧洲等国逐渐发展出成熟的制瓷业。
陈春惠、林忠干在《福建古瓷外销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引用了多位专家的研究，详细阐述了德化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
宋代德化窑发明的伞形支烧窑具，采用约高12厘米，直径8厘米的黏土柱，上托直径约40厘米的泥质圆盘，盘上再立一柱，柱上再置圆盘，一盘一层往上叠摞，直至窑顶，其状如伞，高度可达2米左右。粉盒、碗碟之类瓷坯就放在圆盘上。古陶瓷研究专家熊海堂在其研究中表示，这种窑具，后来传入日本。日本的铃木已代三在《窑炉》一书中写道，明代德化的阶级窑，由一个个状如馒头的窑室组成，各自成室而又彼此串通——也在明末清初时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串窑”的始祖。
到了明代，晋江一带的百姓大批移民菲律宾，带去了家乡的烧瓷技术，大量烧制中国式的陶瓷瓮。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盛赞德化的瓷器：“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音译为德化戴云），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1292年，马可·波罗归国时，从福建带回白色瓷器及彩色小瓷瓶等，存于威尼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于是，又有了把德化外销的瓷器称为“马可·波罗瓷”的说法。当前，欧洲不少皇家陶瓷品牌的历史，还与称为“中国白”的德化白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重要奠基人之一的朱培初在《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书中谈到，17世纪以后，德化窑的乳白釉瓷流传至欧洲，其细腻洁白的瓷胎和著名的象牙釉令欧洲人惊叹。18世纪，欧洲瓷器艺术中心德国迈森的匠师柏格特，首先吸收德化工艺，开始试制真正的硬质瓷器，约于1715年成功仿制出两件德化白瓷。欧洲各国掀起了模仿德化瓷器的热潮。乾隆五年（1740）前后，英国的切尔西和“弓”瓷厂大量仿制德化瓷，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雷瓷器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厂等，都先后吸收了德化窑的先进工艺，所烧制的白瓷器皿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民窑烧瓷造福当地百姓
“把不值钱的土，变成值钱甚至昂贵的瓷器，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有关负责人如是评价德化陶瓷业的发展。
德化陶器制作始于新石器时代，至唐朝时，德化出现了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陶瓷专著《陶业法》，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陶瓷工厂规划设计图《梅岭图》。德化屈斗宫宋元古窑址是我国宋元时的古外销瓷重要遗址之一，属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其窑址系独特窑炉类型——“鸡笼窑”，其长度居同时期福建古瓷窑之最，也是我国目前发掘最长的宋元时期窑址。
“德化拥有瓷土、水源、木材、地形等烧制陶瓷的条件，当窑业技术传入那里，就得到发展和成熟，并带动了当地人的就业”，上述负责人分析，同时，德化制瓷技术的成熟，亦带动了人员的再次迁徙和制瓷技术的传播，“整个福建窑系的发展就得益于这种人员迁徙和技术传播”。因此，外销瓷产业的发展，应该说，亦造福了当地百姓。熊海堂说，“福建窑口对于产量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是由于这种缘故。
在该负责人看来，少数人使用、存量不多的官窑，对社会、经济影响很有限。而以德化窑系为代表的民窑，技术开放、产量巨大，瓷器生产成了支柱产业，促进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启 示
□庄建平
如何“食古而化之”
21.7万人次，这是“南海一号”所在的海陵岛今年“五一”3天接待的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1.5亿元。这样的成绩足以甩开不少县市几条街，况且海陵岛是仅辖两个乡镇的行政区域。
这一切，完全可以归功于“南海一号”。
10年前，在“南海一号”及其“水晶宫”入驻海陵岛前，这个漂亮的小岛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拥有“十里银滩”、“广东鱼仓”和丰富的滨海资源，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爆发点，旅游业不温不火，岛上并没有像样的酒店、娱乐等配套设施。
举世瞩目的“南海一号”，从发现、打捞到落户海陵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让海陵岛一下子有了世界级的曝光和宣传，其亮丽的身姿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眼光。
当地政府顺水推舟，围绕“南海一号”这一独有的文化品牌，对海陵岛的旅游发展进行了相应规划。“南海一号”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文化品牌，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在博物馆尚未建成开放时，已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旅游、参观。在博物馆建成之后，先后有保利、恒大等著名开发商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周边投资开发，多个知名酒店品牌也相继进入，目前已形成集文化产业、旅游、房地产等项目的巨大商圈。如今，岛上另一座大型博物馆——广东海洋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已被列入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重大工程和全省的“十二五”规划中。
景观还是那些景观，资源还是那些资源，唯一的变量，是强大的文化品牌。在海陵岛的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的集聚效应，感受到文化对当地旅游产业乃至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如果不是交通不够便利（飞机和高铁无法直达），海陵岛的旅游产业还将再上一个台阶。
文化旅游，如今与自然旅游一起为人们所热衷。事实证明，考古带来的名胜与古迹，在依法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完全具有巨大的磁吸力，围绕其进行产业链设计，能够形成巨大的商业价值。这方面，阳江的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又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人文古迹众多，潜在价值有待系统性开发。以德化为例，千年窑火延绵不断的“中国瓷都”德化县，拥有商周原始青瓷窑址、屈斗宫宋元古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祖龙宫（全国独有的祭祀窑神的圣殿）、月记窑（400年前使用至今的古龙窑）等一大批丰富的文化遗存，拥有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牛山（国家级地质公园和森林公园）、九仙山等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一旦加强陶瓷文化遗存与自然山水资源的有效整合、互动，以文化古迹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吸引人流，以自然景致来留住游客，创造舒适体验，岂不如鱼得水，相得益彰。
以文化来拉动和引领产业，显然易于创造出“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链 接
德化瓷在古船上的“痕迹”
德化陶瓷既是出口贸易历史最长的，又在出口陶瓷中占到很大分量。世界各地海域古代沉船的发掘中，几乎都有德化瓷现身。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宋代沉船，出水大量宋代德化窑产品。
1975年在韩国新安发掘南宋商船，出水1万多件宋代瓷器，其中一部分是德化窑产品。
1984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海域发掘“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属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52年沉没。出水瓷器14万件，内有大量德化白瓷和青花瓷。
1986年开始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的发掘，持续了十年。这条船隶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它于1745年1月11日从广州满载中国货物启程回国，同年9月12日沉没于哥德堡港区。据唐纳利（P.J.DONNELLY）说，船上载有福建德化瓷商品。
1999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哈彻在印尼一侧的中国海海域发掘中国清代“泰兴号”沉船一艘，除去残损的65万件，获德化瓷器35万件，由斯图加特纳高拍卖公司悉数拍卖。
2007年在阳江海域发掘的“南海一号”南宋商船沉船，出水大量外销瓷器，其中德化瓷占大宗。
2009年南澳海域“南澳一号”明代商船的发掘，出水大量德化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