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你说的这种仪式感具体指的是什么?
何桂彦：主要是指观看方式和视觉的仪式感。基座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因为基座实质会形成一种观看习惯或者说视觉机制，这就像古典油画一定要有画框一样。从罗丹到布朗库西，当基座彻底给拿掉以后，就为雕塑进入剧场化的观看铺平了道路。和西方雕塑很相似，中国的当代雕塑也经历了一个从写实向抽象，从技术向材料，从学院雕塑向当代雕塑转变的过程。这个线索也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强调装置艺术对当代雕塑的影响呢?主要因为1985年劳申伯格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它对“新潮美术”的那批艺术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雕塑界的张永见就开始做装置了，包括当时非常活跃的一些当代艺术家，如我们熟悉的黄永砯、吴山专、谷文达，还有顾德鑫等，他们的作品主要是装置。90年代初，隋建国的《地罣》、展望的《空灵空》已开始使用“现成品”。一旦“现成品”进入创作，就必然会打破传统雕塑的边界。到90年代中后期，这个过程日益加剧，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海外兵团中的徐冰、蔡国强、张洹等在西方艺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馈到国内后，也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徐亮：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创作也是朦胧的，或者说应该没有涉及到特别的分类?
何桂彦：他们的这些作品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徐冰的《鬼打墙》，它的展示方式就是一种装置，而且在观看上具有一定的仪式化特征。再如蔡国强在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收租院》，尽管用的是雕塑式的语言，但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装置或者观念艺术，还有谷文达的《联合国》等。2000年以后，雕塑和装置的边界其实已经日趋模糊了。
徐亮：我以为雕塑原本是应该由原始材料经过人为的加工，从早期原生态到后面加工的过程中——这应该是标准意义上的雕塑;而装置艺术是用“现成品”，比如废弃物、日用品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材料等，经过概念的转换，以讲究摆放的方式体现出它的场域关系，这样的作品就是装置艺术。这二者之间我认为应该是有一个界限的。
何桂彦：对，它们之间原本是有界限的。在传统雕塑那里，艺术家靠的是技术、风格、造型来塑造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是无法离开一个表象世界的，它不但无法离开这个视觉对象，而且是对它进行再现。这个创作过程对雕塑家也是有要求的，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雕”和“塑”，一个是加，一个是减。从观看方式看，传统雕塑还有一个功能性的任务，它不能独立的存在，相反，它有可能和政治、宗教、装饰等有重要的关系。同时，它可能会跟建筑，绘画是一体的，跟特定的空间和场地也有直接的关联。19世纪以前，大部分雕塑都依附于建筑，同时对观看本身也会有相应的要求。比如现实的建筑中某一个部位本身有基座，但是，装置艺术从创作语言到它的方法论，到它的观看、欣赏都跟传统雕塑很不同。当“现成品”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要手段时，这意味着传统雕塑的风格、技巧的观念开始失效，也意味着传统雕塑的具像表达的能力，以及围绕造型所形成的整个法则、传统都将面临失语。当然，这并不是说雕塑家一定要去做装置，也不意味着装置一出现雕塑就将死亡。在本次展览中，我反而想去呈现它们之间的融合与衍生。
徐亮：这次展览我以为是对雕塑和装置艺术的未来展望，同时对展览的形式也提出了新的可能。这里既有你对雕塑史的梳理，也有对雕塑和装置艺术的展望和判断。
何桂彦：雕塑与装置的界限肯定会日趋消解的。在本次展览邀请的艺术家中，比如庄辉、张大力、宋冬、王鲁炎、尹秀珍等艺术家，他(她)们都是做装置的，但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很多雕塑化的语言。
徐亮：毛同强的《工具系列》也就是那个船，很明显就是装置艺术，雕塑的分量占得很少，它的装置味道更浓一些。
何桂彦：毛同强的作品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他的《工具系列》主要从物的角度选取表达的媒介，然后通过材料的转换和使用赋予作品以意义。本次展览的第三专题其实就是关于“物”的讨论。在我看来，“物”实质包含了三个层面的维度。首先是作为媒介的“物”。从雕塑创作的过程来说，艺术家对材料的重视主要是从媒介的质感入手的，也就是材料本身的肌理。当把这种材料的质感提取出来后，也包括具体的物，即现成品，就涉及到第二个维度的问题，即探讨“物”本身所负载的文化与社会属性。这里便涉及到另一个转换，就是从自然的物到社会学、文化学或者日常生活经验中体验的“物”的转变。第三个维度是，从材料自身的媒介，文化与社会属性转入到“物”所具体展示的场所，也就是物与现场、观众所共同形成的“剧场化”关系。在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中，“物”的这三个维度都能得到较好的呈现。
徐亮：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一个是用原始材料加工，另一个是“物”的不同质料的转换，但是结果呈现出的面貌各具特色，至于作品的归类，那是评论家的事，对艺术家并不重要。
何桂彦：确实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对媒介“物”性的研究与讨论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艺术家开始研究二维平面上的材料，比如画布中的材料，这个材料主要是从肌理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历程有近百年的历史，从马奈、库尔贝，到立体主义时期的毕加索，再到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第二步是从平面到空间，从挂在墙上的东西到空间当中物的转变。这个过程是早期极少主义的艺术家完成的。而且，早期的艺术家大多使用一些规则的、几何性的材料，比如唐纳德•贾德的作品是由长方形、立方形的物件的组合，这些物品和材料一定是规整的。再后来用的材料开始转向工业材料，也是批量生产的材料，比如荧光灯、铁轨等。第三步是大约在1968年前后，以莫里斯为代表的后极少主义艺术家，在创作中开始大量使用不规则的材料和日常生活中的材料;他们当时的一个美学主张是“反形式”。第四步是伴随着后来贫穷艺术和法国新现实主义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艺术家开始普遍的关注那些具有社会属性的材料，比如垃圾、废品、旧书籍、文物等。对于“贫穷艺术”的艺术家来说，对垃圾和废品的使用，目的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与批判。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物”的转换的过程，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在创作与观念上，都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