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的“鬼见愁”与刨“地花”精神
带着这种尴尬和内疚，苗锡锦独自来到埋葬他父亲的大龙山上。山上的岩石缝里生长着一种植物，俗名“鬼见愁”，褐色的枝干，蒿草般的身躯横空悬着，虬曲的筋根从岩石缝里挤出来，严格地说是筋根把岩石挤裂了，即使这样它仍然欢欢喜喜地开着一种嫩白的花，惹得山蝶款款地飞。苗锡锦看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极端环境下的生命，以及生命在极端环境中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在那一刻，他忽然顿悟出了“鬼见愁”这个名字的真正内涵及其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咬定青山、发奋修志的“鬼见愁”精神……
大龙山与牛金山之间是浅缓起伏的丘陵地貌，见不到“鬼见愁”，但却遍地生长着水波一样的连天白草。白草是一种优质的引火材料，烧制钧瓷用的引火柴就是它，白草网状嫩白的根须是一种昆虫“地花”的食物。不知道“地花”书名叫什么，但当时在孩子眼里它可是极品美味，常常嚷着大人用锄头刨“地花”。你只要看到有人在荒坡上刨挖，一准是在刨“地花”。那年秋天，山上来了一位瘦小单薄的中年人，起初几个月村人都没有太在意，渐渐地他挖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他在寻找残破的瓷片，那专注、锲而不舍的挖掘精神令人吃惊，他在一个遍布瓷片的坑里一挖就是一天。饿了，从坑边的草丛中拔几棵山葱，吃一些自带的干粮；累了，就顺着坑势躺一会儿。就这样，苗锡锦吃着山葱，挥着镢铲日复一日地在山上刨挖着。一个雨后的下午，苗锡锦照例来到了坑前，眼前的情景立刻拉直了他的目光，坑底东侧隐约出现了一个空洞口，苗锡锦的心律猛然加快，他意识到一个梦寐以求、魂牵梦萦的“地花”就要破土而出了。四年后的秋天，苗锡锦仍然凭借着刨“地花”精神在神后镇下白峪与磨街乡交界的地方发现了“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字样的残器。这两项考古发现用实物证明了“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说法是科学的、有依据的，也为《钧瓷志》的编纂工作标明了经纬。
清灯孤影的日子
事实上，早在1984年，许昌地区行署就依据省政府下发的文件精神，要求编纂《钧瓷志》，神后镇政府选择的主编就是苗锡锦，他当时就已承诺下来，并迅速组建了编辑室，从各瓷厂抽调了一些懂技术、有文化底子的人员组成编委，但经费的严重缺乏和需要大量的考证等技术问题使编纂人员都先后离去，冷清的编辑室只剩下了苗锡锦一个人。此时，他思绪万千：祖先创烧国宝钧瓷时不知耗费了多少辛苦，许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如此重要的名窑，连最起码、最简单的历史资料都没有，后人无法传承，就像国家轻工业部的那位领导说的“这是一个怎样的缺憾呀！”苗锡锦思索着，并咬牙发誓，自己一定要肩负起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并且要圆满地完成它。
因为钧瓷历史久远，许多说法需要考证，仅“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考证就耗费了苗锡锦4年时间，因此，工作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当时，由于没有打印机，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再加上无数次去外地请考古专家进行查证、审稿，还要“化缘”筹经费，一系列耗费大量心血的操劳，使苗锡锦花发脱尽。苗老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才是真正的‘炼狱’，在这个‘炼狱’里我从骨子里清醒地认识到司马迁的伟大，并真正走入了他忠于历史的灵魂。”
1998年8月，在市有关领导以及许多钧瓷匠师的关心和支持下，《钧瓷志》终于正式出版发行。第一版3000册和第二版6000册很快售完。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评价：“这部专业志是禹州文物志和产业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经济志陶瓷业篇的珍贵资料。”全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邓白说：“《钧瓷志》内容系统全面，凝聚着作者多年的心血，包括考古发掘、艺术特色、烧制经验的情况皆叙述有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河南省著名钧瓷评论家田培杰先生称：“在《钧瓷志》一书里，自始至终可以看出作者不媚上、不吹捧，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钧瓷志》人物篇中记载的也都是钧瓷匠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谢绝了把‘关注钧瓷的人都入志’的意见。”并欣然写下了题为《客观真实 岿然独存》的长达5000多字的书评。
2007年深冬，一个大雪弥漫的日子，我们坐在苗老摆满书籍的书房里，静静地聆听他的叙说，桌上用“鬼见愁”材质做成的镇纸静静地泛着光滑的亮色，《钧瓷志》米黄色的封面让人的思绪飘向岁月的深处。苗老满含忧伤深情地望着窗外翩翩起舞的落雪，我们知道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943年的那场雪，那场雪里有他的父亲，有袅袅的香烟，还有他铭心刻骨的莹莹玉玉的豆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