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随着春归来，金霞洒着光辉去。
苗锡锦的一本《钧瓷志》像是五月的火云染红了天；像是春天的雨洗净了地；它又像一块试金石，可以鉴别大部分有关钧瓷的误传和乱扯。我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托在手上像是擎着作者一颗赤诚的心，使我从内心发出由衷的称赞；有了它，我才算得到了一把打开研究现代钧瓷之门的金钥匙；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迎着那高吐的东方火轮；我聚精会神的品赏着，披着那低绕断空的西方余晖。红的天、红的地，是因为《钧瓷志》历经十五年的艰难曲折，可称得“十五年磨一剑”，又在春天里降世，我才倍感今年的春天更加光辉灿烂。
我追想缅怀已故千年的司马迁，他宁受宫刑的残酷惩罚，而不改历史真实之凛然气慨，他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部《史记》，也留下了执着捍卫历史真谛的精神，同时留给人们永远对他的崇敬和感叹。
《钧瓷志》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它的现实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客观公正的反映了钧瓷的产生与发展的全部过程，应是一本很好的钧瓷史，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它资料翔实、人物事件具体、标本真实有据，是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他的问世使现代钧瓷研究者和收藏家，不再受市肆谣传之苦，无所事从，它专窑专瓷写志，在中国陶瓷史上尚属首例，对其它名窑名瓷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它的发行对禹州瓷业的发展和钧瓷的产业化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它的问世，实属前所未有，这才决定了它岿然独存的历史地位。
谦虚无私的编写态度
《钧瓷志》的编写，开始是政府行为，省政府有指示，地区行署有文件，县政府有行动，开始是组织团队编写，有晋佩章、柴宗义，工作因十年浩劫而搁浅。苗锡锦责无旁贷地独揽了千斤重负，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工作，终于干完了一本众目暌然的史志。《钧瓷志》是集体智慧的体现，是众多仁人志士的劳动总结。苗锡锦受到称赞时，他总是这样说：“没有政府的倡导，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几个厂家和钧瓷研究所的支持，乡亲的鼎力相助，凭我自己的才智和资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只能是拙笔代劳，付出些辛苦而已，他还特别提出晋佩章、柴宗义、任向东、李建峰、赵青云分别起草了五个章节”。这说明了苗锡锦谦和不争的态度，同时也彰显出了他进德修业的人格魅力。闫俊超在“序言”中这样写到：“苗锡锦同志为编写和出版这本书，不仅耗费了十多年的心血，而且在经济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闫俊超的评价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正因为他的无私奉献，才能客观公正的撰文。不仅如此，他还是民间专门从事钧瓷研究的人。他建国前参加工作。在任坚的人民工厂供职，几十年来，一直从事钧瓷研究，参于了钧瓷恢复的全过程，是这段钧瓷史唯一的一位见证人。1997年他发现了下白峪村唐代黑釉花瓷古窑遗址，为钧瓷始于唐找到了可靠的历史依据。2001年，他发现了有“钧州西吴里周家造至元七年”底款的残器，是钧瓷盛于宋发展于元的最好证明；2005年他发现了唐钧釉与宋元钧窑系分相乳光釉的源流传承关系。并经过山东省硅酸盐研究院测试得到了证实，这个发现填补了这项研究的历史空白。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一本旷日持久的史志。
内容丰富而详实
《钧瓷志》的内容共有十章三十八节，约173000字，图表二十六幅，彩图标本六十四幅。以钧瓷的产生、发展、继承、革新为主线，记述了钧瓷的生产地域环境、钧瓷工艺、钧瓷艺术、钧瓷生产、钧瓷销售、钧瓷研究、人才培养、名师业绩等。可以说是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图文并茂，书的结构严谨不枝不蔓，文学语言的运用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所以读起来没有任何拖沓累赘之感，像读一篇科技散文一样轻松愉快。第五章，钧瓷故乡瓷艺荟萃写了七个瓷种，好像与主题无关，在文学作品“诗歌”写作时应标“外一首”，“散文”写作时应标“外一章“，作者写的用意，无非是想给读者一个理念，神垕是个多种瓷共生的钧瓷之乡，钧瓷只是众多瓷种中的一株奇葩；二是想为神垕锦上添花；三是想谋陶瓷市场的多元化，使神垕成为多个瓷种相互辉映的百花园。
精练准确的语言
《钧瓷志》的语言运用尤为突出，如，钧瓷造型一节，开始一小段是这样写的：“钧瓷造型，继承了我国陶和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并逐步运用美学法则和造型艺术规律，反复实践，不断创新，创造出独特设计风格的钧瓷产品”。56个字写了四层意思。继承、规律、创新、风格四个关键词的片言只字犹如金玉。并且，能使读者理解到钧瓷与陶的渊源根脉，与青铜器的衣钵相传。而这种继承关系是为了创新和发展，而创新又是在运用美学原则和艺术规律来实现的，所以它才能形成独特的风格。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层层深入，逻辑关系是步步向上，这种推敲斟酌的择字选词，可谓一字千金，曲尽其妙。这还不够，作者又在后文中作了补充说明，以达到结构上的前呼后应。“宋代钧瓷造型在继承唐瓷的基础上着意模仿商周青铜器的特点”，着意两个字用得是否确切呢？因为没有例证，读者可能会陷入困惑。我查阅了《古玩辞典》一书。宋代钧瓷”出戟尊“就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父丙尊” ，“花觚”就是商代晚期青铜器“云雷纹觚”，“鼓钉洗”就是春秋时期青铜器“蟠螭纹铜盨”，“三足炉”就是西周中期的“伯先父鬲”和晚期的“它鬲”，“穿带瓶”就是商代晚期的“贯耳壶”和春秋时期的“瓶”和“卣”。这些宋钧造型与青铜器都是一模一样，这时，我可以说“着意”两个字用得非常贴切，谁知作者为此又扯继了几根须呢！还有，造型是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和超越，由此可以看出它与新郑斐李岗陶器，郑州林山砦陶器，郑州大河村陶器造型的传承的关系。法古创新的理念 作者说的法古创新就是不墨守成规。这方面作者特意写了现代艺术对曲线的灵活运用和造型耳饰的发挥和创新，并举“虎头瓶”为例来说明问题。文中写到：“肩部除有一条承上启下的线条外，又吸收古代灰陶上的铺首艺术，改用虎头作耳饰……”除此以外还特意提到熏炉“朝天吼”，是卢广东设计烧制的，应该是现代传统工艺的代表作，用这件作品来说明法古创新的理念更有说服力，并能把现代匠师诱导向一个正确方向。客观公正的对待历史 客观就是不以别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反映客观的内容，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公正是对偏斜而言，公就是无私，正就是正确。看来是件人人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然而做起来谈何容易，纵观近几年来在人们流传的有十几种钧瓷书中，多有以下几种情况，先入为主，以讹写讹；事从他人，人云亦云；从众心理，不辨真伪；情感偏爱，选亲不选优，彰显自我，排除异己；有的还带着历史运动留下的陈腐思想。而苗锡锦的《钧瓷志》没有更多的偏颇。
（1）对知州曹光权热爱教育和实业开发、关心钧瓷恢复和发展，组建钧兴公司，建窑烧瓷，著书立论，使钧瓷再进皇门走向世界。这充分说明他是钧瓷恢复的领导者、组织者、研究者和推广者。
（2）省长田文烈、县长韩邦孚、王恒武、侯慕彝都支持了钧瓷的恢复，也建公司开工厂，作者正确对待了官府对钧瓷恢复的积极作用。
（3）第一次客观的提出钧瓷恢复最早的有卢氏家族，王喜娃为代表的王氏家族，郗杰为代表的郗氏家族。第一次看到有“钧兴郗造”底款的器物。确立了郗、王两家在钧瓷恢复中重要的地位。另外又特别推崇老艺人宁吉成、贾钧、郗五寅、郗江、贾喜、王大黑，在恢复中的重要作用，还原了历史的真貌，纠正了钧瓷恢复中民间艺人功归一家、弃之众多的误导。
（4）在人物一节中，作者写卢广同时特意指出了梅瓶、观音瓶、玉壶春瓶、虎头瓶是最早的设计的制作人。这样就纠正了收藏家、爱好者之间流传的张冠李戴；裴喜娃在清末首次建起仿宋小圆窑，改变了“大窑搭烧”和“风箱小窑”的传统绕法；玉风喜烧制一米高的花瓶，结束了“钧不过尺”的神话，大火蓝釉色在神后独树一帜，纠正了“唯芦独尊”夸大张扬，确立了王风喜在恢复时期的重要地位；郗杰首次试验成功“天青釉”，为钧瓷恢复做出了卓越贡献。另外，卢天恩担任钧兴公司领作匠师，杨书信58年做的各种仿宋花盆；卢广东凭记忆设计的传统造型炉、鼎、洗、尊；卢广华的折沿盘；卢广文研制成功鱼肚白；李志伊发明了分层定位烧制法，达到了满窑红；刘保平烧成新中国第一窑钧瓷；苗才佳的二龙戏珠大花瓶；卢正兴发现“龙红和龙白”矿石，配成五种钧红釉料；苗锡锦写得是群英荟萃，各善其长，协力同心、共谋大业。给读者传导了一个重要信息，钧瓷的恢复、发展、繁荣是群体力量的结合，是共同智慧的结晶，非哪一家哪一人所为。共和国的五十年是重点，也迎合了市场的需要；任坚是作者推崇的重要人物，也是众望所归。宗师已去，给我们留下永远的怀念。苗锡锦宅心忠厚，涓滴为公，在神后人所共知。又在钧瓷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钧瓷界最受敬仰的人。他发现下白峪村唐代黑釉花纹瓷古窑遗址；他发现并证明了唐钧釉与宋、元钧瓷分相乳光釉的传承关系；他发现了“钧兴公司”章程的遗失文本；他发现了有“钧州西吴里周家造至元七年”底款钧瓷残器；还有“元佑通宝”钱币的发现，应是钧瓷史上的重要举证。当我说他应该是钧瓷泰斗时，他谦虚又固执地说：“千万不能那样写，在钧瓷研究上我永远是过不了河的小卒。”
《钧瓷志》也有一些事例有事从他人的痕迹，那只是壁玉微瑕，无伤大雅。田培杰，副教授，现任中国民协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理论部部长，中国古今文化艺术研究院陶瓷学院院长（香港），亚洲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日本），纽约四海诗社顾问，河南诗词学会一、二届副会长。1938年生于郑州，1959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专语文课，夜大和电大写作课。1970年至1980年搞了十年知青农场工作，专稿政治宣传和文艺创作。70年代开始接触钧瓷，80年代开始收藏现代钧瓷，90年代认识阎夫立老师后，开始了有关陶瓷著述与理论研究。田培杰1961年开始创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电视剧本、电影剧本和豫剧、曲艺作品，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一百多篇。编著出版有：《当代诗词点评》、《遗山诗词注析》、《诗话钧瓷》、《瓷的故事》、《钧瓷百年》、《品味钧瓷》、《东方瓷魂》、诗书画《友情藏珍》、长寿保健书《生命无极限》、短篇小说集《岁月无痕》、长篇小说《祭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