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陶艺情有独钟，在长期的艺术创作中和翻阅大量资料过程中，发现在当今陶艺界对一些基本问题缺乏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各持己见，各执一词。面对业内本人就萧条的陶艺批评，这种没有公认评判标准和无序的各抒己见的局面，对于中国现代陶艺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我想就个人思考的几个问题，大胆提出，以期得到指正。
一、陶艺的概念问题
目前，人们(尤其是业内人士)对陶艺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分歧，各抒己见，各执一词。一种观点认为，“陶艺”与“陶瓷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陶艺”是“陶瓷艺术”的简称：有人提出“生活陶艺”、“功能陶艺”、“观念陶艺”、“现代陶艺”、“欣赏性陶瓷工艺品”的说法，以便与“传统陶瓷”、“实用性陶瓷”相区别。概念上的歧义，不是简单的词义之争，而是一种根本性观念的选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陶艺的健康发展。
1、陶艺和陶艺艺术是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压倒多数的看法，认为这是两个不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以为，从人们语言习惯角度来看，应该理直气壮地说，“陶艺”就是“陶瓷艺术”的简称，这不容置疑。如果说“陶艺”与“陶瓷艺术”两个名词的含义风牛马不相及，这就很难让大多数人接受，不然，“陶艺”这个词就无法理解了。难道说，“陶”不是指陶瓷，而专指“陶”? “艺”不是指“艺术”而又能作何理解呢?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两个词，而是应该如何把握“陶瓷艺术”，正是因为陶瓷艺术的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功能性陶瓷艺术中，又分裂和衍生出另一支欣赏性或叫观念性陶瓷艺术。
2、西方对观念陶艺的理解
西方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与传统陶艺不同，现代观念陶艺只是以陶泥作为它的物质载体，而借以体现的却是一种现代的艺术精神。它主张自由创造、个性发挥，即便有些作品仍然保留着容器的形态，但不再是以实用为目的，并且突破了原有的技术规范，扬弃了传统陶瓷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审美趣味，向着随意自由、更富想象力、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陶瓷纯属于艺术家个体面对心灵的艺术创造，具有从古老的陶瓷母体中脱离而形成独立的纯艺术特征。
陶艺家白明这样表述“现代观念陶艺”的特点：“所谓现代陶艺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念，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白明的这段话，几乎概括了现代观念陶瓷艺术的所有特征。
3、陶瓷艺术所指代的两方面含义
陶瓷艺术应该具有两方面的含义，而不在于必须把“陶艺”与“陶瓷艺术”看成两个大相径庭的词。
应该承认，传统的功能性陶瓷生产制作工艺，从粗俗、简单、质量低劣，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步改进，在构思、设计、美化、加工的一系列制备过程中，蕴涵着没计、制作者繁重艰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这本身就是一项名副其实的艺术创作活动。所以，传统的功能陶瓷制备活动，理所当然地看成是“陶瓷艺术”。但是，这种陶瓷艺术，目的是满足人们对陶瓷制品的生活实际需要，也有人称其为实用性陶瓷，而观念性陶瓷艺术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欣赏需要，人们不是把那些具有独特外型的观念性陶瓷艺术品用于生产、生活，而纯粹是作为一种玩赏性的摆设，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或希冀、纪念、寓示等等。例如，在2004年的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上，唐陶设计制作了一套巨大的、一人多高的茶壶，茶碗，安放在陶博会大门外供人欣赏。这套陶艺品，纯粹是观念性陶瓷艺术，决非是为了供人喝水的实用性陶瓷艺术品。但也不能说，能用来喝水的茶壶、茶碗就不是陶瓷艺术品，而专门用来观赏的制品才是陶艺品。它们同属于陶瓷艺术，只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已。
我认为，“陶瓷艺术”，简称就叫“陶艺”。确切分析判断，陶瓷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分化为两大类艺术，一类是适用于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陶瓷制品，这类陶艺应该称为“实用性陶瓷艺术”，另一类是专门为了满足人们欣赏、寓示等精神需求的“观念性陶瓷艺术”。这是一个非常明了的概念认识。
关于陶瓷艺术的两方面含义，目前的提法很不一致，我觉得，将其划分为“功能性陶瓷艺术”和“观念性陶瓷艺术”比较合理。
二、中国观念陶艺发展历史的起始年代问题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陶瓷艺术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陶瓷艺术史上的辉煌。但现代陶艺却产生于西方，它是随着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而逐渐确立起来的一种现代艺术形成。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中国现代艺术运动而产生了中国的现代陶艺。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与探索，中国的现代陶艺渐成体系，并在当代文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说，中国现代陶艺即观念性陶瓷艺术起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
如果说，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中国观念性陶艺的迅猛发展时期，无疑是对的，无可挑剔，但否认我国观念性陶瓷艺术的漫长发展历史，就多少有点忘本了。比如，我们如何看待秦代的陶制品“兵马俑”、唐代的“唐三彩”和三国西晋时期的“谷仓罐”?这三个时代的上述三种陶或瓷类器皿，可谓中国陶瓷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陶瓷品类，是陶瓷艺术的精品，那么，它们究竟属于功能性陶瓷艺术，还是观念性陶瓷艺术呢? 这些陶艺都是冥器，同属于陪葬品。“兵马俑”和真人一般大小，出土于秦陵。它们完全不同于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碗、盆、缸之类，严格地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功能，而仅仅是为了表达秦始皇死后的威严，为了寄托后世皇家的哀思，让先皇归天之后仍然有众兵马护卫，有奴可驱使，有马匹可坐骑。很显然，从观念性陶艺的本质意义上来分析，“兵马桶”完全属于观念性陶艺。
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竟成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唐三彩器也就随着当时的需要而出现，大多出自墓葬。盛唐时代，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
三国西晋时期出现了瓷质谷仓罐，它也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等。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秦汉之后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
诸如上述时代的这些陶瓷艺术品，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们属于功能陶瓷艺术，应该肯定，是属于观念性陶艺。这样看来，把中国观念性陶艺的出现时期向前推进到秦汉、西晋是有根据的，打破中国观念性陶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说法，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之所以称为“中国现代陶艺”，就是为了与古代观念性陶艺相区别。但是，这样说，又把话题带回到前面的概念之争了。所以，我认为，核心问题是必须首先把“陶瓷艺术”的概念界定准确，以求大家能容易找到共识。
三、对中国观念陶艺发展现实的褒贬问题
主流观点认为，相对美国现代陶艺所取得的世界影响，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陶瓷艺术离不开传统实用性质的影响，淹没于“工艺美术”之中，过分重视“设计造型和装饰”。就是说，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没有挖掘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没有充分体现制作者的个性表达。
我以为，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与它的社会历史现状相适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决定社会文化和艺术。一定历史阶段的艺术游离于社会现状、社会背景，不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左右，是不可思议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真正开始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对艺术自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陶艺作为现代艺术的一部分，它既有独特的语言特征，又有反映现代视觉经验的表现，同时还具有现实的文化针对性与批判性。因此，陶艺也如同绘画、雕塑、装饰等现代艺术形态一样，在当代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阶段，随着日益发展的世界文化交流，中国观念陶艺接受西方影响，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提高，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要求中国观念陶艺的发展完全与西方同步。人们观念的更新也不可能完全与西方同步。正如温饱尚未解决的人们，决不可能去考虑怎样打领带和如何选择高跟鞋，吃低保的下岗职工也不会去关心小轿车的价值高低。人们只能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才有条件去追求美的表现。
其次，整个50年代至“文革”以前，无论是陶瓷生产还是工艺美术教育，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是中国的历史现实。一方面当年的中国不可能产生和发展纯艺术、无实用的“功能陶艺”，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提倡的是一种近禁欲的朴素生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观念陶艺的发展进程。综观我国历史上陶瓷兴衰的事实，无不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相关联。
再次，功能性陶瓷制品的艺术化是普通百姓最能和最愿意接受的，中国老百姓最讲究实际，这同样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抛开这些现实，一味去追求西方的形式，去跟西方比美，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肯定是没有市场的。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观念陶艺这种艺术形式，只是说中国观念陶艺的发展是正常的，是有成绩的，作为一种艺术门类也是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无论是功能性陶瓷艺术，还是观念性陶瓷艺术，都需要大力发展，不必参照西方而贬低自己，不必气馁。
我认为，尽管当前的中国观念陶艺发展确实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对一些概念认识的统一，观念陶艺的设计理念问题，现代观念陶艺对于传统观念陶艺的继承和借鉴问题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讨。但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些问题必将在实践中得到圆满解决，中国现代观念陶艺必将会得以大踏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