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宫刻款”
宫刻款在粗、细瓷中均有发现，而且品种不少。
图7是邢窑玉环足宫刻“盈”字款识细白瓷碗残片。可以看出，宫刻款是玉工用琢玉工具刻划的款识，在款识文字笔画的细部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多条平行的划刻痕，每一笔都经过数次划刻才能完成(窑刻款的每笔都是一次完成)，款识笔画从起笔至落笔呈弧形，与窑刻款截然不同。宫刻款的文字边缘釉面平坦，而窑刻款文字边缘釉面有的凸起，有的凸凹不平，这些是鉴别宫刻款还是窑刻款的要点。此外，宫刻款还有款识文字较大、文字笔画平直、折笔生硬的特点，鉴别时也应注意。
图8是越窑玉璧足“盈”字宫刻款青瓷碗残片，玉璧足直径7.6厘米。宫刻款标本要比窑刻款标本少(宫刻款仅西安有少量出土)，在宫刻款标本中，越窑的宫刻款标本最少。
图9是一片“盈”字款黄釉碗残片，款识属于宫刻款，底足直径7.4厘米。这种黄色釉碗除了有“盈”字款者外，还发现有“大盈”款者(图10)。黄釉瓷碗玉璧足底的款识，在玉璧足底有横竖两种，横款识少见。这种黄釉瓷碗胎质颗粒较粗，呈土黄色，与众多唐代瓷器一样，胎中多有黑色颗粒，而且黑颗粒更大更多。该种瓷碗足底外角无棱角，玉璧足者的足底中心施釉。总之，这种粗瓷碗胎质较厚而粗，做工还是比较精细的。
图11是巩县窑平底宫刻“盈”字款乳白瓷罐的残片，底径12.5厘米，厚2.5厘米，款识文字较大，字长3厘米。
图12是巩县窑乳白瓷玉环足宫刻“盈”字款瓷碗残片。这种碗的玉环足外圈角无棱角，足底中心施有釉。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巩县窑瓷器残片，主要有大碗、大缸、大罐及大的执壶等大的物件残片，胎质较厚。巩县窑生产的瓷器胎质黄白色，虽然施了化妆土，胎质颜色仍然影响了产品色泽，器物表面呈乳白色。唐代巩县窑烧制的瓷器施釉比较厚，釉面光洁度较好。笔者所见到的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巩县窑瓷残片标本都比较厚，但做工精整。
西安出土的唐代瓷碗残片的底足形态有四种：饼足、玉璧足、玉环足和圈足。唐代早、中期为饼足，中晚期为玉璧足、玉环足，唐代晚期为圈足。唐皇室“百宝大盈库”设建于唐玄宗时代，根据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饼足“盈”字款识碗标本推断，饼足碗烧制年代应延续至唐玄宗时代。从“大盈”款碗碗足目前仅发现于饼足情况推断，“大盈”款识是最早的唐皇室“百宝大盈库”缩写款识。
关于“官”字款识
至今已发现了三种邢窑白瓷“官”字款碗残片，即饼足碗、玉环足碗(图13)和圈足碗的残片(图14)。这三种“官”字款邢窑碗碗底的残片都出自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器物形态、釉色与唐代邢窑瓷相同，据称其与唐代邢窑“盈”字款识瓷片同时出土。从目前发现的残片标本看，这三种“官”字款识碗的器形形态、制作工艺与唐代邢窑生产的瓷器相同。根据前面对饼足碗的断代推断，“官”字款识已在唐玄宗时代邢窑烧制的白瓷器上出现。
其他款识
唐代宫廷生活用瓷的款识除了“盈”及“大盈”外，越窑青瓷上还发现有“阳”“上”(图15)、“元”“阳”“六”“七”等款识；邢窑白瓷产品中新发现的款识有“供奉”“供使”“菓子二口”“□使”“盈宝”(图16)、“翰林一”以及篆书“大盈”等。西安面世的唐代邢窑瓷片还发现款识涂朱砂红者。图17标本是一片“是”字款姜黄釉残罐标本，款识刻铭在罐壁，在西安面世的瓷片中仅发现此一片“是”字款此片标本。
翰林院设置于唐玄宗开元 (713～741年)初年，翰林院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掌管宫廷诏书拟订等职，号“翰林供奉”。因此，“供奉”与“翰林”(图18)款识都应该是翰林院的缩写。至于“菓子二口”及“□使”等款识有待进一步研究。
划花白瓷上的“盈”字款
所谓“划花”，是在泥胎面用细木、竹签画出花卉动物图案，然后上釉烧制而成的制陶工艺。图19是邢窑划花碗碗底标本。这种邢窑划花白瓷碗、盘的足底中心施釉，有款识的，款识属于釉前刻款。图3款识“盈”字的上半部“乃”字比较肥，折成圆弧状。目前，除发现邢窑“盈”字款识的划花白瓷碗残片外，还发现“盈”字款识平底划花白瓷碗残片。此类有“盈”字款识的划花白瓷碗属于唐晚期宫廷生活用器。这种划花白瓷碗，花卉图案划在碗内壁。
目前发现的划花白瓷碗有两种：一种是圈足碗，碗内画有荷叶脉络，似一只出水荷叶。这种划花碗有有款识与无款识两种。另一种是平底葵口、棱筋碗，碗内心画有珍珠圈，珍珠圈内画有两条头尾相连的鱼，鱼凸起，碗内画有花卉图案。这种邢窑葵口棱筋划花白瓷碗胎质较薄，碗底不施釉，目前亦发现有“盈”字款识及无款识两种。有款识的为瓷窑湿刻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