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期阿拉伯文陶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考古学博物馆藏
青花瓷在唐代创烧时，有些绘画构图已初露西亚文化的端倪。受伊斯兰文化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在元明盛行，明代永宣时期达到顶峰，随后明天顺、成化、正德历朝都有此类瓷器出现。对于明代各个时期瓷器具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讨论，国内外陶瓷学者都曾有所论述。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格雷就曾撰文论述近东金属器对明代瓷器造型的影响；80年代，冯先铭先生谈到，在明代永宣时期瓷器中，有大约9种青花瓷器在器形上直接受到西亚地区的某些影响；90年代，马文宽先生进一步指出，明代瓷器（主要是指青花瓷器）仿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玻璃器造型至少有19种，而明代瓷器上所见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纹饰也有12种之多。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明代各个时期生产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器，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都广泛受到阿拉伯文化元素的影响。
明代永宣时期仿制伊斯兰器物造型的青花瓷大量出现，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不无关系。这类器物主要用于出口贸易以及与中东各国政治交往，器物的造型、纹饰均符合阿拉伯地区群众的生活习惯及审美需求。到了明正德时期，受伊斯兰文化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器开始出现特殊的装饰纹样，器物上书写以大段《古兰经》里的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的字句为主要装饰内容。这类青花瓷器造型也不同于明永宣时期仿伊斯兰造型瓷器，它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风格。瓷器上大多书写“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属官窑器物。而永宣时期御器厂生产的饰有伊斯兰纹样的器物，虽为官窑生产，但器物上均无本朝年款。那么，这类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元素的正德青花瓷器，它的用途何在？是与永宣时期相同，用于赏赐阿拉伯国家来往使臣的器物及外销贸易？还是正德皇帝本人的御用瓷器？
唐长沙窑阿拉伯文双耳罐 扬州出土
我国最早出现装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可上溯至唐代。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装有5万余件唐代长沙窑、越窑外销瓷器的沉船，其中长沙窑中有部分瓷器用褐绿和红色彩料书绘阿拉伯文字及伊斯兰风格纹饰，如书写有阿拉伯文（我是安拉的仆人）的褐绿彩纹碗。这类瓷器出现的历史背景与明代永宣时期有相似之处，也是为了满足外销需要，有目的地去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在宋代，南北各窑厂生产的青瓷、白瓷上也出现过类似的装饰，但为数不多。到了元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青花瓷器，并销往阿拉伯地区。考古资料显示，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伊朗的尼沙普尔遗址、印度托古拉古宫殿遗址和叙利亚的哈马、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都曾大量出土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元青花瓷器，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伊斯兰文化兴盛的区域。
明宣德无挡尊
明代青花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始见于明初永宣时期。明永乐青花卧足案、宣德青花无挡尊等器物上均有阿拉伯文饰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然而以大段《古兰经》里的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的字句为主的装饰内容，仅见于正德时期。这些瓷器上的装饰内容多是宣扬伊斯兰教义，按常理是应阿拉伯地区群众所需而制，但这类器物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风格，与明代永宣时期仿制阿拉伯地区金属器、陶器、玻璃器等器物有所不同。在目前存世的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的正德青花瓷器中，器物类别主要以碗、盘、罐为主，另有香炉、插屏、烛台、笔山、盖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功能上多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同时期官窑瓷器造型基本相同。
明正德青花插屏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书写在菱形或正方形开光体构图内部，以使所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醒目突出。此类器物中，最为典型的是收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明正德青花插屏，器形呈长方形，座与器物连为一体。插屏两面均以缠枝花承托一个大的圆形内套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可译为“真主说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而不要祈祷任何物，当真主的仆人起来祈祷他的时候，他们几乎群起而攻之，而你说：我只祈祷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配他”。这段文字出自于《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精灵”一段。纹饰下部方线框内书有“大明正德年制”楷款。因而可见得这件青花插屏是属官窑器物，与文房四宝同类，放置书案可供欣赏之用。
正德青花笔山 北京故宫藏
正德青花笔山 首都博物馆藏
明正德青花方砚 法国集美博物馆藏
除正德青花插屏以外，典型的中原风格造型器物还有藏于大维德基金会的正德青花山形笔架、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砚台。正德青花山形笔架器体为长方形，笔架呈五峰式。通体以青花缠枝花装饰，中间一菱形内套一个正方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字，译为“笔架”，底部书有大明正德年制楷款。与此造型、纹饰相同的笔架，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均有收藏。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正德青花砚台，器物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器盖，中下部为无釉砚面，器身缠枝花纹中间装饰有菱形、圆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波斯文。砚台器盖上阿拉伯文译为“追求书法上的完美，因为这是存在的关键之一”。四周波斯文汉译为：“科学是无价的长生不老药，愚昧是无可救药的恶魔。”从以上现存的装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正德青花瓷器中可以看出，此类器物与宫廷所用瓷器造型基本相同，且具有中国特色。插屏、砚台、笔山这类文房四宝是典型的中国器物，对于并非以毛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的伊斯兰地区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明正德青花菱形开光纹碗 北京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菱形开光纹碗碗心
正德青花盘 北京故宫藏
以正德时期带有阿拉伯文字的盘和碗等器物为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正德阿拉伯文字菱形开光碗，外壁装饰6个菱形开光，菱形开光内又套一个正方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接近亲属，传播和平，借给他食物。”开光周围间饰梅花纹和如意云头纹，碗心同样为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感谢真主的恩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青花盘，盘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盘心缠枝花纹围成一个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外壁也以缠枝花纹衬托阿拉伯文字装饰，汉译为“恩典详在被造物”。这类碗、盘等器物口径一般在20厘米左右，很少见有永宣时期出现的40～50厘米大盘大碗这类适用于伊斯兰地区人们使用的器具。可见正德时期生产的这类青花瓷器并非为销往阿拉伯地区的贸易用瓷，而是正德时期宫廷内部的御用器物。笔者通过梳理各种史料发现，正德时期之所以生产饰有伊斯兰文字的青花瓷器宫廷御器，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明正德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日趋扩大，明武宗朱厚照曾极力崇尚伊斯兰教，他曾对宗教信仰作过如下评论：“儒者之学，虽可以物开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探原于正理。此所以垂万世与天壤久也。”并御制尊主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可见作为一国之君的正德皇帝对伊斯兰教是极为推崇的。他还曾经下令一系列伊斯兰教中所必须遵循的教规，例如禁食猪肉和养猪等等。其实这些规定不是毫无依据的，一方面是因为正德皇帝生于辛亥年，属相肖猪；另外猪字又与明朝朱姓同音，应避讳。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正德皇帝本人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历史记载，正德皇帝是一位极为古怪的君王。宫外设豹房，自称“大庆法王”“威武大将军”。这些对封建礼法的反叛，都是他追求生活享乐和刺激的一种方式。
正德皇帝的私人生活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禁止民间畜猪，食猪肉，自起经名“妙吉·敖兰”“纳回回女为妃”等等。他周围有许多心腹之人多为回人，在豹房内为其随驾养豹的官军中也有很多西域后裔，被称为“回鹘队”。正德皇帝整日沉迷于酒色，曾召都督吕佑宗将擅长西域舞的女子进献进京，常在豹房内观其舞蹈通宵达旦。明武宗在内外伊斯兰教的熏染下，便开始热衷伊斯兰教。出于以上历史背景分析，正德时期出现这类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作装饰的青花瓷器并非偶然。由此得知，这些瓷器应多是正德皇帝在宫中的御用瓷器，而并非贸易以及外交用瓷。下面再介绍几件正德阿拉伯文青花瓷：
明正德青花折枝花圆形开光纹碗 北京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折枝花圆形开光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碗外壁开光体内书写阿拉伯文，译为“我们饮了一口大地上的水”；碗心书写阿拉伯文译为“吉庆”。底圈足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
明正德青花圆形开光纹碗 北京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圆形开光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外壁装饰6个圆形开光，分别书以阿拉伯文，译为“政权”“君王”“永恒”“每日”“在增加”“兴盛”等字，意思为“君王政权永恒，兴盛与日俱增”。碗心以阿拉伯文字装饰，译为“感谢他（真主）的恩惠”。
明正德青花仰钟式碗 北京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仰钟式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外壁以缠枝花衬托阿拉伯文，译为“争取安逸，丢掉烦恼”。碗心书阿拉伯文，译为“善的报酬能不是善吗？”底部书“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
明正德青花圆盖盒 北京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圆盖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盒外饰有8个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实属美品，它的精美工艺在信仰中生辉”。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
明正德青花七孔花插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明正德青花七孔花插，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两侧有圆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译为“啊！愿真主保佑其国安全，保佑其子孙后代”，器底书正德年款。
明正德青花烛台 北京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尊 台北故宫藏
明正德青花梅花罐 台北故宫藏
北京故宫收藏有明正德青花烛台，台北故宫藏明正德青花尊，和正德波斯文梅花罐等，都是正德青花瓷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