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关于辽代上京窑的考证文章寥寥无几，该窑完整产品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无人亲见。近期，曾在沈阳念书（现于北京工作）的辽瓷藏友王阳在内蒙赤峰购得一件造型特殊的古瓷碗，因与资深辽史专家冯永谦先生相熟，王阳便请冯先生过目鉴定，冯永谦得出结论：这是一件罕见的辽代上京窑“白瓷荷莲碗”，是辽瓷史上的重大发现！
不同寻常的“莲花荷叶白瓷碗”
经仔细观察，冯永谦发现，这件通高6.5厘米、口径12.2厘米、圈足外径5厘米、内径4.4厘米的白瓷碗，较一般常见的瓷碗稍大，腹较直而深，饰有荷莲浮雕花纹，虽为通常所见的白瓷，胎质、釉色亦属正常，但其造型之特殊有异于常，看似普通，却有别于以前所见的白瓷器，且时代较早，为过去所未见，是一件罕有的孤例。
辽上京故城窑莲花荷叶形白瓷碗（冯永谦摄）
从外观看，该碗整体作一荷叶形，四周向上收拢，直壁深腹，口作六花式，唇边微外侈，侧观其形状颇似－朵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个收束上笼的荷叶，下有圈足，挖足工整，足壁较矮，碗的外壁附有堆塑花纹，自腹下部圈足外侧起，分别为互相对称而竖直向上的延伸为六条呈现略带弯曲的凸起筋脉，其上分布有不规则的坑点，表示此凸起的堆塑条带为荷花的梃（tǐng）茎，其上部高岀碗边口沿，茎的顶端分别塑有微卷的荷叶、含苞的花蕾、已经结实的莲蓬等物，三种花式两相对称。碗口边沿，现有－处较小残坏，经过粘接恢复，遗痕不显，但仔细观察仍然可见。
辽上京故城窑莲花荷叶形白瓷碗碗外底（冯永谦摄）
碗的整体造型，甚为形象逼真，一眼望去，便知它是“莲花荷叶形碗”，造型有异常式，此为特点之一；其次是碗系轮制，但与一般瓷碗敞口、斜腹不同，此器为深腹，接近直壁，上下体径几乎相等，下部胎较厚重，上部口沿处胎体较薄，轮制成型后，碗的口边使之稍微外侈，并做出花式口，再于壁外贴塑荷花长茎与莲叶等，制器与装饰均极尽功力，此是特点之二；此碗胎质较白，而质地细腻，选料精致，火候较高，胎骨已经瓷化，此为特点之三；看其釉色，釉层厚度适中，釉下可见拉坯纹，并有腊泪痕，所施无色透明玻璃釉稍呈微黄，为象牙白色，釉较光洁，淳厚明亮，此为特点之四；其施釉方法，器身的碗内壁及外腹全部施釉，口边亦有釉，圈足内亦有釉，仅圈足的着地面无釉，显示此碗非垫圈覆烧工艺，而是由匣钵装窑烧成，此为特点之五。上举特征表明，此白瓷荷莲碗奇异不群，确属不常见之器。
辽上京故城窑莲花荷叶形白瓷碗俯视（冯永谦摄）
“白瓷荷莲碗”出自辽上京故城窑
这件发现于内蒙赤峰的白瓷荷莲碗，其瓷胎、釉色与河北定窑产品十分相似，但在冯永谦看来，此碗与定窑瓷器存在一定差别，其出产时间虽在定窑的兴盛时期（北宋），却不能断定其为定窑产品，而更接近于一件产于辽代上京窑的传世精品。
冯永谦的老师、享有“东北考古第一人”之誉的李文信先生曾对上京窑址进行过考古发掘，他发表的《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载于《考古学报》1958年2期），是目前研究辽代上京窑历史的一手权威资料。
享有“东北考古第一人”美誉的辽史权威学者李文信先生（资料片）
李文信这样记录道：上京窑瓷器胎土很细，表面、破面都不见颗粒痕迹，色纯白，少有作闪灰白色的，虽不透明，但瓷化程度较高，毫无吸水性。质极温润滑腻，破裂纹路多不正直，或作锯齿状、裂面有光泽，而不做白砂糖样麻面。釉层与胎质不易分别，硬度较高而不脆弱。唯瓷土搅揉不匀，火法操纵不甚得宜，常有暴釉纹起的现象。大器厚胎中往往含有少量杂质，所以现有杂色微点或灰白色，但这都是从较少数的破片中看出的现象，完整瓷器必当减少这些毛病。上京窑瓷器的装饰部分极少，似以素瓷为主流，器底刻有记号印，是本窑瓷品的一个特点。
李文信在文中明确指岀：“根据岀土瓷片来说明上京窑岀品的种类和器式，从釉色上说，有白瓷、黒釉、绿釉三种，白瓷岀土量较多，胎釉质量很精，制作也较精致，有装饰的器物均为白瓷，白瓷有杯、碗、盘、碟、盂、盒、瓶、壶、坛、罐各种。”可见辽上京故城窑生产的瓷器是很精良的，种类和器型也是多种多样的。报告又强调说：“瓷质细而胎薄，釉层薄而均勻，所谓普通的器式更与河北曲阳定窑和钜鹿岀土瓷品接近，这些特点表现与定窑的传统作风相接近。”可以看出辽上京故城窑的制瓷技术是很成熟的，堪与定窑比肩。
风雨将至前的辽上京南塔（王阳摄）
李文信对辽代上京故城窑瓷器评价颇高，他定论道：“若与北宋白瓷胎质比较，仅次于河北曲阳县涧瓷村定窑上品，比钜鹿出土的白釉器好得多！白釉为含铁质釉料之一种，因胎质细白，故胎外不挂白粉衣而釉色纯白，此种优良瓷质不但为辽瓷所仅见，即在北宋白瓷系中也是较少的。”
李文信亲见并发掘的辽代上京窑
这件精美的“白瓷荷莲碗”传递出有关辽代上京窑的岁月声音，那么，历史中的上京窑是何面目，究竟怎样？李文信在他的《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发掘报告中，有详细介绍。
据李文信报告记载，辽上京故城窑是在解放前发现的，窑址位置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今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三里，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临潢府城在乌尔吉沐伦河西岸的肥沃平原上，原分汉城和皇城两部分。皇城在北面规模较大，略呈方形，中有大内宫阙遗址；汉城与它南壁相接做横方形，规模较小。皇城西壁中段跨于一小漫岗上，上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址一处，寺址山门前漫岗东趋平地的缓缓斜坡上，就是上京窑的分布地点。
辽上京皇城内日月宫遗址旁的漫岗斜坡地即上京窑的所在地（资料片）
上京窑址分制造现场和烧成窑室两部分，规模不大，全部用地面积南北约80、东西约50米。南部圆形漫岗上是窑室所在，地面保存着大大小小如馒头形的土堆六七个，残碎瓷器片、窑具片散乱遍地。北部地势稍平，有由西向东伸展的平岗两道，岗上微现建筑物遗址痕迹，但无砖瓦石块，估计当时工作场的建筑物似极简陋。南岗上瓷器片、窑具片、陶器片的散布很密，面积也较广；北岗上瓷片较少，原料石块、白色石英砂、普通小石块和铁渣块等散布较密。由此可知，南岗上当是制坯场，北岗上当是制料场地的遗址。
日月宫遗址出土的神秘妇人头像（资料片）
在这个遗址中，虽仅掘出三个大小不同的废窑坑，原建筑物各部分已不存在，但它是一面有出入口的圆形窑室，与今日河南彭城镇、山东博山两窑场的窑室相同，是北方常见的圆室窑。与华南的长洞窑和江西景德镇介乎长圆之间的窑室完全不同，和当时热河赤峰的缸瓦窑屯辽瓷窑、辽宁抚顺大官屯金瓷窑相同，与此后在鞍山和辽阳两市发现的辽代瓦窑窑室的构造也一样，这可能是当时通行的一个窑室结构。
该窑原料仅存有黄白色矿石一种，虽未经过科学分析，但凭肉眼观察，知是一种质不太纯的长石类，外表很像石灰石，但硬度很小，质细滑而岩层多呈厚板状，是制造器胎的主要原料。据调查所得，这种石料在巴林左旗白塔子村（辽庆州址）附近、满琪克（独石山、在辽祖州前）附近及此窑西方五里的白音戈勒村后岭都有岩层露出，而后一处又存有古代采石坑，或许就是由那里开采来的。
内蒙赤峰林东辽太祖陵文保提示碑（张松摄）
燃料方面，由于窑址中植物灰的大量存在，由于没发现煤和煤焦渣，由于以林东为中心的二、三百里以内至今没发现过煤层，可知此窑是用草木而不是用煤做燃料的。
火性方面，为氧化焰烧法。由于木柴火焰长或通风不多，一时或某些部分的火性就起了还原作用，这就使瓷色不纯白而偶有现出青色的原因。
该窑成型上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用辘轳拉坯，皆为圆器，辘轳右旋，痕迹极为显著，旋工也极为熟练工整；二用模型印坯，皆非圆器或器物的部分品，如海棠长盘、壶把、棋子等，印出的器物极为规矩均匀，棱线圆正，平面也都清楚光滑。印范当是瓷胎精雕的，技工手法相当熟练。
辽祖陵石房子（张松摄）
根据出土瓷片说明此窑出品的种类和器式，从釉色上说，有白瓷、黑釉、绿釉三种。白瓷出土量较多，黑瓷较白瓷稍少，绿釉瓷片出土极少，只能知道此窑也烧造绿器而已。从瓷器功用上说，三种多是日常饮食使用的小型器物，未见50厘米以上的大器。白瓷品种繁多，黑瓷种属较少，仅有瓶、罐、盂、瓦等数种，绿釉仅见瓶、罐二式而已。
李文信为上京窑所做的“六个判断”
当年，主持发掘辽代上京窑遗址的李文信先生，依据该瓷窑址的发掘情况和出土遗品，做出了以下“六个判断”。
一：此窑不是官窑，也不是自由瓷业窑，可能是贵族或寺院等奴隶主的生产事业。
有人主张，该窑址出土了与林东满琪克山辽祖州城祭殿上相同的几片黑釉瓷胎瓦，就说这是当时辽朝经营的官窑，但据发掘殿址的情况看，出土的黑瓷瓦何止万片，若全系此窑烧造，窑址上就不能仅存残瓦两片。如属官窑，必有大批俘虏的汉人窑工为他们生产，规模也不应如此狭小简陋。但也不可能是自由瓷业窑，据《辽史》所载，皇城中除契丹皇帝居住外，只有各种官署、贵族宅第和寺院，一般人民，尤其是被统治的汉人劳动者没有入居的可能，公然设场开窑，营业谋利更谈不上，所以说不可能是自由瓷业窑。这样，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契丹贵族从中原掳得的奴隶窑工，为他们进行的生产事业；另一方面，由于它和大寺址相连来看，或者就是寺僧们经营的副业。这由契丹皇帝中后期崇信佛教的事实上看，很有可能。
辽太祖陵神殿前的巨大柱础石（张松摄）
二：此窑年代不能在辽初，可能在1078年稍前或以后的40年（宋神宗元丰、辽道宗大康年间）。
决定此窑绝对年代的资料有两种：第一种是黑釉瓷胎筒瓦。它的确是与此窑出品的黑瓷胎质釉料相同，另一方面又确与祖州城辽太祖祭殿出土的瓷瓦同质同式，辽太祖祭殿是建于辽初的，依这一连串事实看，似乎应定此窑的时代为辽初，但这是不正确的。第一因为无法证明祖州祭殿在辽初就用瓷瓦，即便是辽初就使用瓷瓦，也很难肯定说这万余片瓷瓦就是这个生产规模很小，仅出土与它同质同形的两片瓷瓦的上京窑所烧造的。所以，其年代不可能在辽初；第二个是瓷窑遗址层中“元丰通宝”铜钱。它的出土层位虽不太深，但确与窑具、瓷片共存，并且是原来层位，没有被搅乱过。当年，窑址耐火砖均被拆走，不剩一块，把瓷片、灰土杂填窑坑里时，也把这一铜钱混入，显然，这都是窑业停止后才能有的事实。因此上京窑的年代，当在1078年前后的40余年间。
辽上京皇城遗址（资料片）
三：烧造时间最久不过两年，可能是由别处迁来，后又迁走了。
由于窑室不多，出土的瓷器片和烧成窑具很少，工场建筑址很简陋窄小，都证明烧造期间很短，估计最长不超过两年。由祖州辽太祖祭殿瓷瓦的胎质、釉料与此窑黑器相同来看，可能是别处烧造过祭殿瓷瓦的老窑的一队工匠迁来上京。由耐火砖的全部拆走，完整匣钵一个不存、原料矿石剩余很少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全窑又迁走了。
四：窑工可能是俘虏来的中原定窑工人
上京窑窑工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当时的历史事实上看，一方面，契丹人历次侵入中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宝和奴隶，手工业的技术工人更是他们迫切需要的。这些被掳的男女老幼，归契丹皇帝、皇后、太后的，就编入他们的宫分做奴隶。分给皇族贵戚的，或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俘虏的，就迫使居住在他们私城郭的头下州里，为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来劳动。汉人窑匠自设窑场于上京，是当时情势所不许的，所以说这些窑工是被俘虏来的中原汉人。
由制瓷技工上看，拉坯留有细线纹、有器底满釉的覆烧器，瓷质细而胎薄，釉层薄而均匀。普通的器式与河北曲阳定窑和钜鹿出土的瓷品接近，这些特点都表现与定窑传统作风相接近，而与辽当时其他窑场——赤峰缸瓦窑村古窑、辽阳冮官屯古窑，有根本上的区别，所以说可能是中原定窑工人的北来。
王阳（左）与冯永谦（右）考察赤峰林东辽代夏捺钵老爷洞遗址（张松摄）
五：上京窑瓷器整器尚未发现，存量似不多。
上京窑所烧瓷器，在以上京为中心的，二、三百里以内发现过的古墓中从未有过出土，各州县城址中（如祖、怀、庆、饶各州及其附近各小城址）也未曾发见过遗片，这可能与该窑制瓷时间短暂，产量不多有关。
六：上京窑的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很有意义：首先，可看出中国陶瓷的丰富多彩；其次，可看出辽瓷的具体内容和独特性；最后，由此可见当时辽宋两地文化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冯永谦先生认为，藏友王阳于赤峰所得的这件白瓷荷莲碗不仅造型精美，而且式样也较新颖别致，在辽地诸多窑场中，据其多年研究，尚无一处窑场可以生产岀这样的瓷品。而据李文信先生分析，上京窑出土的、传世精美瓷器必然存在，只是散落民间，世人未识而已。“既是如此，这件白瓷荷莲碗不见于辽上京故城窑已知的岀土品的器式，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这件新见而完整的白瓷荷莲碗，应视作辽上京故城窑瓷品的重要发现！”冯永谦定论道。
2016年6月10日，冯永谦先生考察赤峰林东辽代夏捺钵遗址“查干温犊儿山”（张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