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陶瓷近年来备受关注。巩义白河窑的考古新发现将白釉瓷器的创烧年代提前到了北魏时期，曹村窑的发现否定了范粹墓“早期白瓷”。这些新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各有著述。现在已经发现的北朝窑址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主要有白河窑、相州窑、灵芝窑、贾壁窑、临水窑、曹村窑、西坚固窑、内丘西关窑和寨里窑、中陈郝窑等。为了进一步探讨北朝陶瓷的发展脉络，笔者在2009——2011年间，步前贤后尘，深入部分北朝窑址考察，以期获得新的认知。现将笔者考察过程中所获资料及初步研究的结果报告如下：
一．河南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巩义白河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西距巩义市约7千米。遗址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带沿西泗河两岸的台地上，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里为丘陵浅山地带，地势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西泗河自南而北贯穿遗址中部。深厚的黄土层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高岭土和煤层。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古代陶瓷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2005年4月至2008年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巩义市文物局协助，对巩义白河窑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在该窑址首次发现了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北魏窑炉及其产品。白河窑的北魏瓷器以青釉瓷器为主，白釉瓷器次之，少见黑釉瓷器。青釉瓷器以碗为主，皆为深腹，底部附圆饼状实足，口沿外饰弦纹一道。胎壁较厚，器内满釉，器心积釉现象较为明显，器外壁半釉，垂釉现象较普遍。白釉瓷器主要有杯、碗等器物，深附，底部附圆饼状实足，胎体细白，器壁厚薄均匀。器内满釉，器外施釉过腹，没有垂釉现象，釉色一般都是白中泛青。不论是青釉瓷器，还是白釉瓷器，饼型足的足缘都斜削一周，并且均未发现有施化妆土的现象。还有大量的三足支烧和柱形支烧等窑具，三足支烧俱为捏制而成。特别是首次发现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叠烧，说明当时有同窑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现象。
（二）相州窑又称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安阳桥的南岸附近。窑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60米，面积达9万平方米。相州窑烧制的器物有碗、高足盘、四系罐、钵、杯、瓶以及瓷塑和各种明器装饰品等明器等。碗的外壁和碗心积聚有较厚的深褐色釉，大部分碗心留有三个支钉痕。
二．河北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贾壁窑遗址，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西郊山区的贾壁村，地距彭城镇约11公里。贾壁村分南、北、中三部分，北贾壁和中贾壁之间，槽状盆地西侧有个寺沟，窑址就在寺沟口西约70米的沟北山坡上。贾壁窑主要烧制碗、高足盘和钵类青釉瓷器，按瓷质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绿色釉，流油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瓷化程度较差，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灰色釉，并常有流油现象出现。
（二）临水窑，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已经发现临水火车站南青瓷窑址、临水三工区窑址、汽车一队和峰峰饭店窑址及峰峰电厂窑址，窑址范围约2平方公里。临水窑始烧于北朝，经隋唐、宋金，持续到元明。在北朝时期，主要烧造碗、盘、钵等器物，以青绿釉、青黄釉为主。多数器物厚薄均匀，胎质细腻。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临水窑有一种近似白胎白釉的瓷器，胎质细密坚致，瓷化程度高，釉色细白略泛青。
（三）曹村窑址，位于邺北城东城墙外约500米的漳河“护堤”内侧，距范粹墓所在的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约15公里，距东魏、北齐讲武城皇陵区约9.3公里。以窑址为中心左、前、右三个方向约300米的半径范围内，发现北朝时期的器物残片、窑具、红烧土、与器物残件粘连的窑渣等。陶瓷器物标本主要有酱釉陶器、青黄釉陶器、青釉瓷器以及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两者之间的青釉器物，白釉瓷器标本等等。
（四）西坚固窑址，位于邢台市西坚固村西约1.5公里的沙河北岸台地上，东北距邢台县治约30公里。这里属太行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区，山多石灰岩石，常见大小溶洞，地表多沟壑，河岸附近有较多的开阔地带，土质多沙，不甚肥沃。窑址所在台地北高南低呈阶梯状，范围约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因其上大部分被金元时期的冶铁废渣所覆盖和扰乱，故未发现原始堆积，地表散见遗物亦不丰富。采集标本有青瓷碗、罐、盆以及窑具三角支钉、齿形垫具等。年代约当北朝时期。
（五）内丘西关北窑址，位于李阳河东南岸台地上，台地东西长200米，南北150米，高约1.5米。在东断崖上还能看到一座窑炉的残体和0.6~0.8米厚的堆积层。地表散布有较多的瓷片和窑具。器类有青釉、白釉瓷器碗、钵、盘、盆、罐、瓶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采集到一些具有北朝特征的标本，其中青黄釉陶器的标本属于首次发现。窑具有三角支钉、齿形垫具等。依采集标本，内丘城关窑址的烧造时代似可提前至北朝。
三．山东地区发现的北朝窑址
（一）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城东10公里左右。窑址范围较大，主要集中在寨里、顺道地、大张等地点。顺道地在寨里四队场院东北角50米，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窑具等。大张位于寨里煤矿南约250米，系台地，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窑具等。北朝时期主要烧造青釉瓷器，主要有碗、盆、罐等器物。釉呈青褐色和黄褐色，少数为黑褐色。釉面厚薄不均、有铁锈斑点。器内满釉，内底积釉。器表半釉，垂釉。
（二）中陈郝窑址，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北区窑址始烧于北朝，主要烧制青釉瓷器，特点是胎体厚实坚硬，胎质颗粒较粗，胎色灰白而夹杂黑点。釉以青褐、青黄色居多，器型有罐、瓶、碗、盘、壶等等。造型浑厚凝重，颇具北方粗放风格。
四．关于北方青釉瓷器发源的探讨
北方青釉瓷器发源之前，就有大量的南方青瓷涌入北方地区，所以北方青釉瓷器毋庸置疑的受到南方青瓷烧造技术的影响，在曹村窑址发现的具有越窑风格、早于北朝时期的盘口瓶残片便证明这一点。
邺城早在汉魏时期即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南方的各阶层往来应该是比较密切的。南方来人可能将其日常生活用器带到邺城，这也可能促使北方的贵族阶层对陶瓷器物产生新的认知，进而吸纳南方的陶瓷烧制技艺，发展当地的陶瓷生产。另外，大量的南方青瓷在北方地区墓葬出土，也证明了南方青瓷在北方的市场存在。但是北方青瓷除了受到南方的影响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不可排除南方工匠到北方来，直接参与了北方青瓷的生产，但北方地区如此广阔地域的瓷业生产，岂能都由南方工匠前来？这就不能排除个别乃至部分窑口的生产是在受到南方青瓷的影响下，在北方陶业尤其是釉陶的工艺基础上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在已知的北朝窑址中，发现烧制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并存的有内丘西关北窑址和曹村窑址，其中曹村窑的资料链条比较完整。
五．关于白釉瓷器的发源与界定标准的探讨
白釉瓷器与青釉瓷器的制作工序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将胎、釉原料中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便可以烧出白釉瓷器。据此可知，胎、釉铁含量的1%以下是一个关键的标准。在北朝时期，白瓷烧造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白釉瓷器是沿着两条轨迹发展的。一是粗胎施化妆土、施透明釉的白瓷，俗称“化妆白瓷”，邢窑的高足盘和碗便是典型代表；二是白胎白釉没有化妆土的白瓷，以白河窑为代表。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白釉瓷器的标准应是胎、釉的Fe2O3含量在1%以下，那么，“化妆白瓷”就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如果达到这一标准了，也就无须“化妆”了。而白胎白釉的白瓷是旦夕之间生成的吗？答案可能不尽人意。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白河窑首次发现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叠烧的实物资料，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证明在青釉瓷器和白釉瓷器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和过渡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界定哪些是“过渡产品”？哪些是“成熟产品”呢？界定的标准是什么？
六．关于陶瓷属性界定标准的探讨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1982年版《中国陶瓷史》这样界定瓷器：“瓷器应该具备的几个条件是：第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主要表现在Al2O3的提高和Fe2O3的降低，使胎质呈白色；第二是经过1200ºC的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第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三者之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而确定为瓷器的三个条件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研读这段文字，会产生一系列的疑惑：首先，白色或接近白色胎质的古代瓷器究竟有多少？至少常见的的建窑器物就不是白色的胎质，难道建窑器物不是瓷器吗？其次，我国古代瓷器的烧成温度低于1200ºC的有多少？以邢窑为例，“带有化妆土的粗白釉瓷和青釉瓷的烧成温度都较低，甚至低达1150ºC（NTB-1）,而精细白釉瓷的烧成温度都比较高，一般都在1350ºC上下，最高者可达1370ºC（HN1）······由于邢窑瓷胎中含有很高的Al2O3，即使在这样的高温下，也未能使瓷器烧结，因而多数处于微生烧状态。”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邢窑的粗白釉器物和其它釉色器物占95%以上，照此标准，烧成温度低于1200ºC达不到瓷器标准；烧成温度达到1200ºC了，但没有烧结也达不到瓷器标准，那邢窑还有瓷器吗？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那么，我们的疑惑有解么？其实这是与“标准” 相关的问题。我们以“炻器”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汪庆正先生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这样解释：炻器（Stone ware）——欧洲及日本部分陶瓷界人把我国的原始瓷器称为炻器。也有人将宋代钧窑瓷器也归属于炻器。我国陶瓷界不同意这一观点。而中国国家标准局1985-03-11发布、1985-12-01实施的《日用陶瓷名词术语》这样解释：炻瓷（Stone ware）——一种胎体部分玻化、质地较致密、透光性差、断面呈石状、带任意颜色、吸水率不大于3%的一类瓷器。上述两种解释，“炻器”、“炻瓷”字面不同，但“Stone ware”相同。由此得知，炻器Stone ware）一词源于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以欧洲“标准”来定义中国古代陶瓷！ “我国陶瓷界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什么？以笔者愚见，这是一个标准“适用”的问题。诚如中国国家标准局制定的《日用陶瓷名词术语》在“1985-12-01实施”一样，该标准在实施之前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标准也不言而喻的只能“适用”于中国，而不可能“适用”于欧洲或者日本。那么，欧洲何时制定的炻器（Stone ware）标准呢？众所周知“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公元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公元17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欧洲。”依照常理，在欧洲没有生产瓷器之前，是不可能制定瓷器的相关标准的。换言之，欧洲关于炻器（Stone ware）的标准制订时间不会早于1709年，也就是18世纪初期。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18世纪的炻器（Stone ware）标准没理由约束此前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瓷器产品。至于18世纪之前的中国陶瓷产品，无论品质要求还是命名权，都在中国！我们仅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适用”我们自己即可。
七．结语
通过对部分北朝窑址考察和初步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 北朝青釉瓷器，在不排除南方青瓷的直接影响的前提下，有着地域性独特的“陶——瓷”发展轨迹，即北朝青釉瓷器在青黄釉陶器的工艺基础上，改进原料、借鉴南方青釉瓷器的烧造工艺，最终实现了北方青釉瓷器的发展。
（二） 白釉瓷器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 发展起来，直接冲击传统的白釉瓷器的界定标准，当引起深思。
（三） 北朝陶瓷的新现象，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古代陶瓷的界定标准。
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加之笔者才疏学浅，结论不免谬误，恭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