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其它古窑口而言，醴陵釉下彩的历史确实不长，却也历经沧桑。醴陵釉下彩早期称“釉下五彩”，清朝雍正年间醴陵开始烧制粗瓷，泥釉粗糙，色泽灰暗，装饰简单，时人称为“土瓷”。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醴陵制瓷(白瓷)从粗瓷向细瓷发展，湖南官立瓷业学堂设立，开创出前所未有的釉下多彩装饰工艺，当时只有绿、褚、黑、玛瑙红和青花5个颜色，醴陵釉下五彩也因此而得名。釉下五彩瓷可谓难能可贵，瓷艺作品晶莹淡雅，别具风格。至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作品《扁豆双禽瓶》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奖章，醴陵釉下五彩瓷才得以名扬天下。经历了20世纪初短短的一二十年发展后，受多次战争影响，釉下五彩生产开始下滑，醴陵百余家瓷厂停产，醴陵瓷业日渐没落，釉下五彩工艺濒临灭绝。1955年，政府决心重振醴陵瓷业，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醴陵成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成立对研究和恢复醴陵釉下五彩陶瓷生产技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在现代陶瓷基础工业原料、釉料、色料的综合科研与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取得了质的飞跃。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为核心，釉下高温色料的研究成果有：
1.将釉下彩料发展成为合成基础颜料，7个色系，25个原色，并可调配成一百余种不同色相的复色彩料，丰富的合成绘料，运用于硬质瓷、长石釉、还原烧成，其烧成范围宽，可在1200℃一1400℃内呈色稳定。目前其高温釉下多色绘料，在国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2.釉下彩瓷的瓷质白度高、质硬。利用我国湖南制瓷矿土资源质优的条件，以精选石英、长石和稀有球土(世界最优质高岭土)作原料，经1400℃烧成。瓷质的理化指标也是当今白瓷中白度、透明度最高的。
民国时期作品《锦鸡牡丹纹凤尾尊》
醴陵高白瓷高温釉下彩瓷器是我国传统硬质瓷在近现代陶瓷发展中的新成果，为我国独有，处在世界领先地位。醴陵釉下彩瓷艺术的发展成熟．带动了湖南陶瓷产业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兴的醴陵，被列为中国当代七大陶瓷产区之一，成为我国南方当代硬质瓷生产发展中，与景德镇齐驱的艺术瓷、日用瓷、国家用瓷生产基地。1964年醴陵高白瓷釉下彩蓝海棠餐具，于国庆15周年起，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庆典用瓷。它与1974年周总理主持工程、新北京饭店用瓷——釉下蓝牡丹纹餐具，共获1979年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授予陶瓷行业的首枚质量金奖。
民国时期作品《墨彩山水琵琶尊》
随着醴陵釉下彩瓷艺术的发展成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醴陵群力瓷厂上升为高档釉下彩瓷国家用瓷厂。湖南省醴陵陶瓷研究所不仅是醴陵釉下彩瓷的科研基地，也是釉下彩瓷艺术的创作中心。陶瓷研究所第一批学徒共有10人，陈扬龙便是其中之一，这10个学徒是严格甄选出来的，当时年龄还小。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可塑性极强。出身陶瓷世家的陈扬龙，自幼熏陶渐染，耳闻目濡，对陶瓷有着深厚的感情，醴陵一带民间艺人的陶艺更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根据陈扬龙的自述，他一生经历了学习、研究、创作、传承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形成向己的风格。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是他的学艺期。他15岁进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学习，受业于当时陶瓷研究所从民间请来的几位釉下五彩老艺人——吴寿祺、宋成仁、林家湖、肖邦建等，其中吴寿祺是民国初湖南瓷业学堂的艺徒。他们在釉下五彩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宋成仁擅长青花工艺，吴寿祺擅长白描装饰，铁线描风格独特，两位老师对学徒向来亲切、耐心，传授技艺更是毫无保留，他们的专业态度和朴实的生活作风深深地影响到了陈扬龙的人生态度，尤其在他人生成长的关键点上给予了关键性的指点，对他以后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陈扬龙谦虚好学，善于琢磨，勤于思考，态度诚恳，几位老师对他都青睐有加，不仅在技艺方面用心指点，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帮助他树立远大的理想，把他对做陶瓷的热情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艺术成长，除了家庭的影响、恩师的引导、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从艺环境。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成为陈扬龙瓷艺成长的摇篮，研究所的特殊环境为陈扬龙的学习、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陶瓷研究所没有生产任务，在这里，他可以专心学习、搞研究，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陈扬龙的国画老师杨应修
陈扬龙家由于开了一个6人的瓷厂，所以被定为工商业，成分不好，在当时很受歧视。这对于幼年的陈扬龙来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仅上学、就业、婚姻深受影响，在他思想深处也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比同龄人懂事更早，学艺比别人也更加刻苦，他深知唯有学好手艺，将来才有出路。因此他将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了学习中。在陶瓷研究所，他不仅学会了陶瓷制作的基本知识，还专门学习了绘画。从临摹到写生，他一生都没有停止创作，他用自己的陶瓷语言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并通过自己的陶瓷语言来体现他对生活的认知。相对于当代那些把国画、油画直接搬到瓷器上的陶瓷器上的陶瓷工作者来说。陈扬龙的这种艺术创作精神更值得提倡。
陶瓷制品涉及的方面很多，如器型设计、图案装饰、手工拉坯、注浆成型、烧制工艺、颜料配方等等，陈扬龙都做过认真研究，懂得每一项的工作原理及操作技巧。1958年，年仅17岁的陈扬龙被派到群力瓷厂，得到了大生产锻炼的机会，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20世纪60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得生产的任务压到了一切，批量生产成为当时的主要特色。为了完成生产任务，提高生产效率，陈扬龙在老师的指导下，尝试“以印代画”和“以喷代画”的工艺革新，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同时，“龙印底心”的工艺革新给他带来了“革新能手”的称号。但陈扬龙并未满足于此，他深知创新才是艺术的生命力。1960年，他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应修先生学习国画，这为他日后的工笔花卉的创作打下了基础。1963年回到研究所后，陈扬龙开始认真从事艺术创作设计工作，为人民大会堂设计高档日用瓷及艺术瓷。他设计的“5＃”缠枝荷纹餐具，被选为人民大会堂的“便宴餐具”。从画面设计到瓷器制作的整个过程，磨练了陈扬龙陶瓷制作的整体把控力。
1963年，经过一番实践锻炼后又重新回到陶瓷研究所的陈扬龙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检验，已经大大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不但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也给自己重新定位，继续深入探索研究釉下彩的工艺，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扬龙在陶瓷研究所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期间他从未放弃过创作。从设计到制作，无不精通，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正是在不断的实践锻炼中他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1973年色标试验时陈扬龙设计的四色小碟
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它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继承釉下彩的优良传统，承担培养高级釉下彩工作人员的任务，同时还要为生产设计打样，进一步加大釉下彩的普及推广，使釉下彩直接服务于社会。因而，人才培养、艺术研究、瓷器生产三者合一，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研究、生产的教育管理模式，从而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保守的家族式及师徒式传承模式，为培养新的釉下五彩技术人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我们国家一些颇有成就的工艺美术大师很多都受益于这种教育管理模式。陈扬龙从家族式传承的作坊中走出来，进入到这种开放式的教育环境中，正是他成才的关键所在。与他同时代的邓文科、易炳萱、熊声贵、李人中、温月斌、佘华、唐锡怀、李小年、邓景渊等人也都在陶瓷研究所学习工作过，如今都成为醴陵瓷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对醴陵瓷业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