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市的“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闻名天下，但该市玉堂镇赵公山下的凤歧村古羌瓷窑群遗址文化，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其实，早在千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已在这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陶瓷文化，制作出美轮美奂的陶瓷珍品，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这段历史亦愈来愈清晰。
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属唐宋时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镇凤歧村和中兴镇横山村一带。窑址的18座窑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占地约2.5平方公里，窑高10余米，窑底直径上百米，犹如一座小山丘。窑堆及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的窑炉灰、窑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门于1977年和1983年曾两次试掘罗家、何家和马家三座窑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盘、碟、杯、壶、瓶、盒、盏、钵、灯、炉及纺轮、圆球、管饰、双耳罐、四分罐、提梁壶、座虎枕等22个种类，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时代特色的“咸通”、“广明”、“淳熙”等字样。此外还出土了属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北宋时期的“皇宋通宝”等钱币。
窑炉结构和器皿着色也很有创新和独到之处。炉内采用垫柱支撑、垫板承托、支钉间隔的双重敞烧法。窑形为斜坡式龙窑，由火堂、前后窑室和隔墙及烟道组成。窑场以散烧为主，装饰方法多为印花、划花和釉下彩。胎质以褐灰色为主，白土施表，釉为石灰釉。着色剂以铁青色调为主，依含铁量多少、火候不同而呈现出青、黄、黑、绿褐、本黄、茶黄等各式颜色。这种色调装饰和釉彩工艺，正好反映了唐宋时期陶瓷发展的特征，产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该窑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护之好，为国内外其他古瓷窑址少见。它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研价值，填补了四川及其西部无唐人陶瓷窑文物的空白，在中国“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对研究唐宋时期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在青瓷向其他颜色瓷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丰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内涵，证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区陶瓷业的中心。同时，窑址对研究四川陶瓷业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区当时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发展情况和汉、羌、藏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迁徙与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都江堰沿山一带有汉代崇义的“环山窑址”、南朝至唐代天马山的“六马槽窑址”、唐代大乐乡蒲村的“高碑堡窑址”、宋代金凤乡的“瓦岗坝窑址”，这些充分说明都江堰市以赵公山下的凤歧、横山羌瓷窑址为中心的古窑群，构筑了我国西部的“陶瓷之都”，成为成都陶瓷业发展的中心，反映了当时该地区陶瓷业的兴旺发达。玉堂古羌陶瓷窑址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块珍宝。经成都市文化局推荐，1985年8月，原灌县人民政府竖立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玉堂窑址”的保护志碑。2002年该窑址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地区的羌族先民以“水文化”和“火文化”著称，其中“火文化”就是以烧石灰、制陶瓷最为突出。其陶瓷经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阶段（夏代都江堰羌市人最先发明和使用石灰，本地盛产釉料石英砂），至晋代青瓷工艺相当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国，宋代已发展有三彩光釉，并有如玉堂、中兴的大型窑群出现，供应全川及出口外销。
历史上川西地区的古羌民族曾多次南迁和向西拓展，故而开启了最早中外交往的大门。秦汉之前，都江堰生产的陶瓷、川芎、石磨，随蜀中的丝绸、茶叶一道，经南方多条“茶马古道”远运至中印半岛、南洋各地，南洋也建有蜀王蚕丛、鱼凫的造像和庙所。同时陶瓷产品还经缅甸至“身毒”（印度）这条通道转至阿拉伯、中亚，再转道进入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和西方之间，存在过文化上的交流。秦汉前，古西方人把古蜀国认作“羌人之国”china（羌那），“chi”读为“羌”，字母“n”再与“a”相拼即为“na”，是国家之意。所以，china就其本意是“羌人之国”。
此外，古代西方人把“羌人之国”china又称为“瓷”，历史上这种现象多有发生——古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为“赛里斯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的意思。古代西方人以瓷产地的china（羌人之国）代替了“瓷”——把古蜀国生产的瓷品也称为“china”。说明古代西方人早在秦汉之前已经认识了“china”这个羌人蜀国，接触过青瓷摇篮、都江堰赵公山这个陶瓷之都的产品。
到唐宋时期，玉堂、中兴的陶瓷窑，由于有茂、汶、理山区外出做工的贫困羌民参与，他们与赵公山土著羌民一道施展出才艺，同时又汲取了中原各地技艺，结合本地区民族特色生产有所创新，优质陶瓷产品大都供应蜀地和对外出口。唐末战乱以来，中原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中断，对外出口物资只能通过古已有之的“南方丝绸之路”，先到达中亚、再转运至埃及等地。在10世纪埃及伊斯兰王国首都——胡斯塔特城，今已发现了玉堂羌窑的“唐三彩”产品，说明当时玉堂古羌陶瓷文化在国外已有了一定影响。
北宋淳化四年（993），四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青城后山王小波、李顺起义，广大羌民积极响应。起义失败后，青城后山被命名为“泰安乡”。参与起义的玉堂羌族窑工战死伤亡者不计其数，幸存者都逃到了阿坝州映秀、汶川等大山地带。从此，蜀西都江堰地区的陶瓷生产转向崇宁、荣昌、成都、彭州、重庆、广元等地区。又因宋代中原瓷器海路出口猛烈增长，而玉堂羌窑产品无出海通道，仍沿陆路出口，费时费力，逐渐失去优势而遭受排斥，市场无份，经营惨淡，最终销声匿迹。曾经辉煌的玉堂羌瓷窑文化最终湮灭于荒烟蔓草之间。
2001年年底，成都市文化局组织有关专家，对玉堂窑址现场考察论证后，认为“窑址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10年年初已向国家文物局报送了材料，正待审批。玉堂羌瓷窑群遗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羌族历史和多姿多彩的羌族文化内涵，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