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寓居成都时，曾于韦班处索求大邑瓷碗。当诗人收到友人送来瓷碗时，不禁为大邑瓷器的自胜霜雪、声如哀玉，赞叹不已，并为此写下题为《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从杜甫这首诗里，可知在唐代大邑是烧过白瓷的。白瓷的质量很高，釉色晶莹，自来胜过霜雪；瓷胎极薄，重量很轻；烧成温度高，质地坚硬；扣起来象哀玉之声一样，十分悦耳。这种名贵瓷器，当时在成都还很不容易见到，所以杜甫赞尝不已。但为什么自此以后，不再有人提到大邑瓷呢?也没有人发现过大邑烧造白瓷的窑址呢?有人说，杜甫可能弄错了烧造这种白瓷的地点；也有人说，杜甫诗中所指的大邑，系泛指“通都大邑”并非确指行政区划上隶属于邛州之大邑。
杜甫当时就住在成都，成都距大邑仅百里之遥。这么近的距离，无论古代或现代都不大可能传闻失实。而且据清乾隆版《大邑县志》说：“大邑县距崇庆州(按：唐名蜀州)只一舍，少陵至州治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这说明，杜甫于韦班处求得大邑瓷碗后，还亲自到大邑访过大邑瓷窑呢l这样，杜甫把烧造“大邑白瓷”的地点弄错的可能性就吏不存在了。
至于烧造“大邑白瓷”的地点，杜甫诗中是泛指“通都大邑”，还是确指行政区划上隶属于邛州的大邑呢?比杜甫晚生413年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肯定的答复。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陆游任蜀州通判时，曾偕同蜀州教授吕周辅游大邑，作纪游诗十余首，其中有一首题为《九月三日同吕周辅教授游大邑诸山》的诗写道：
大邑知名杜叟诗，山中仍值菊花时。
节旄落尽羁臣老，髀骨生来壮士悲!
豪举每嫌杯缘浅，痴顽颇怪鬓丝迟。
广文别乘官俱冷，相伴宽为五日期。
在陆游看来，大邑县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杜甫写了称赞大邑瓷碗的一首诗，这说明直至陆游那个时候，人们还毫不怀疑，杜甫所说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的大邑，就是在唐代隶属于邛州，而现在隶属成都市的大邑县，绝不是什么泛指“通都大邑”。
那么，为什么杜甫写诗后不再有人提到大邑瓷呢?为什么解放三十多年来，大邑瓷窑遗址一直没有被发现呢?
其中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邑县烧造瓷器，无疑是在邛窑的影响和带动下搞起来的。其产品的造型、釉色可能与邛窑产品相似。在唐代，大邑县隶属于邛州，故大邑瓷窑的产品一般皆以邛窑产品目之。况在古代，人们称述某人的籍贯或某种产品的产地时，只道其州而略其县的情形是常有的。由于大邑瓷习惯上被人们笼统称为邛瓷，故除杜甫外，一般人很少提大邑瓷，特别是历史文献记载上没有单独提大邑瓷。
第二，大邑烧造的细白瓷，显然不是在四川窑系的影响下烧造的。因为成都附近的邛窑、青羊宫窑生产的瓷器均瓷胎厚重、粗疏，和杜甫笔下的大邑瓷迥然不同。大邑烧造白瓷可能是受外来的影响，譬如说，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时，河北首先遭受兵灾，邢窑系的窑主或工人先是逃难到关中，然后辗转来到大邑，发现大邑瓷土优良，因此投身大邑某窑场，甩邢窑烧造自瓷的传统工艺在大邑烧造白瓷。由于大邑的瓷土好，可塑性强，因此烧成的瓷器，瓷胎薄、火候高、色泽美，比起杜甫见过的邢瓷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杜甫才那样地赞美它。
但由于那时天下大乱，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僻处一隅的四川，这时的米价也比唐代开元年问上涨十几倍。象大邑白瓷这样的精品，对瓷土、釉料、燃料及镟胚等加工工艺的要求十分严格，因而生产成本比生产普通瓷器相对地高得多，其销路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大邑白瓷可能始终没有大量生产过，更没有设专窑生产过。遗留下来的瓷器或瓷片自然不多，现在去寻找自然很困难。
笫三，古代的一些窑场，由于范围不大，后来修建房屋或进行别的什么建设工程把它夷成了平地，遗迹被埋入地下。解放以来又没有在这些地方动土，甚至覆压在上面的建筑物至今还在，因此古代瓷窑就无法揭露出来。唐代大邑瓷窑甚今没有被发现，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第四，有些古代窑场由于而积大、堆积厚，固然一望而知。但也有的窑场由于烧造时间短，堆积薄或者埋藏深，因而非经过十年、八年的难苦工作势难找到。据说唐代有名的邢窑就是河北省内邱县一位专职勘查邢窑的人，经过二十余年的跋山涉水，深入调查研究后才找到的。大邑窑则由于大邑县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和文物经费太少，因而迄至现在为止还没有作过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所以我们无法一识“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大邑县是具备有生产精美白瓷的条件的。首先，大邑县的银屏、五龙、斜江、王泗、三岔、高山等乡都盛产高岭土(瓷土)。据某部建设工程公司中心化验室测定(取样地点王泗乡)，大邑未经淘洗的高岭土的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占74．05％，三氧化二铝占17．84％，三氧化二铁占2．16％，其他成分占5．95％，耐火度为摄氏1440度。它‘的主要成分和元代景德镇湖田窑所烧造的卵白釉“枢府碗”的化学成分二氧化硅占70．62％，三氧化二铝占17．25％，三氧化二铁占o．87％，相差不多。而凭目测，大邑县五龙乡吴瓦厂的高岭土则比王泗乡的高岭土自得多，细腻得多，其所含的三氧化二铁和其他杂物可能比王泗乡的低，也就是说，五龙乡吴瓦厂的高岭土可能比王泗乡韵还要好些。
其次大邑多高山和小丘，历来盛产优质原煤和木柴，烧造瓷器所需的燃料非常丰富。
而近年来我们的调查和考古发掘表明，大邑县城所在地，唐宋时期就有可能烧造过瓷器。198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大邑县支行修建宿舍大楼挖基脚时，发现不少古代瓷器和瓷片。开始，由于挖基脚的民工没有在意，挖坏和倒掉的完整瓷器及残损瓷器达千余件，瓷片无计其数。后来该行办公室王主任捡到一件非常精制的荷口碟，才立即通知大邑县文化馆。省文管会考古队和大邑县文化馆派人前往清理，存房基范围内清理出唐宋期间的窖穴、水井、红烧土、炭化物和灰烬等遗迹与一大批具有地方持色的民间瓷器及精美的白瓷残片。
这个地方位于现今大邑县城中心偏东南处，距县城中央的十字街口仅100余米。这里的文化堆积非常丰富。自唐代以来，历代形成的文化层厚达3：24米。大体可以分为六层：由上至下第一层为表土层，厚约40厘米；第二层为近代文化层，厚50一90厘米；第三层为明清堆积层，厚30厘米左右；第四层为含烧土较多的黄红色堆积层，厚约20—40厘米，最厚处达l米；第五层为宋代文化层，厚40一84厘米，土质疏松，内含有宋砖、炭化物和极其丰富的各类瓷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基本完好；第六层为五代至唐的文化层，厚40一50厘米。土较坚实，内含有炭化物、灰烬和瓷器，其中还有少数完好无损的瓷器。
从这个东西长31米、南北宽11米的房基范围来看，这里开始形成文化堆积时，生土面东部较高，西部较低，约呈15度左右的坡度。唐代文化层(包括唐代瓷器)集中在西部10米左右宽的地带上。从基坑的西壁上看，土层内涵的瓷器及瓷片还多，但由于上面盖有房屋，未便深入发展，故未清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基坑里出土的唐宋瓷器和瓷片中，有一种白瓷、瓷胎细白坚硬，其薄如纸，釉色莹润，白胜霜雪，镟削极工，酷似杜甫笔下的犬邑瓷碗。本来这种瓷质的瓷器总共出土的是20件瓷碟，有的民工认为它是“鬼物”，便统统把它打坏倒掉，因此后来仅捡到少许残片。
此外，大邑县城南部修建地下水道时，还发现过三个烧结在一起的碗和一个烧瘪了的执壶。
这些都说明，唐宋时期，大邑县城内外不远处，可能有瓷窑。这个瓷窑既烧比较粗糙的普及瓷器，也烧精美的白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