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重要的陶瓷大省之一，与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一样，历史上古窑口众多，不胜枚举。尽管许多窑口早已湮没，但从现在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也还有几十个之多，现择其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窑口来作一简要的分析。在江西古陶瓷史上最有影响的窑口主要有洪州窑、赣州窑、吉州窑和湖田窑四个，我将其戏称为“佛、道、妖、仙”。即：
佛——洪州窑；
道——赣州窑；
妖——吉州窑；
仙——湖田窑。
一、四大古窑口——佛、道、妖、仙
南宋 景德镇窑青白釉大口蟾蜍形三足瓷水盂 1991年四川遂宁金鱼村出土
“佛——洪州窑”
洪州窑是江西境内发现最早的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古窑口之一，始于两晋，终于晚唐。从时间上来说，基本是在吉州窑、赣州窑、景德镇窑创烧之前，是中国古代六大青瓷窑场之一。
南北朝 洪州窑莲瓣纹盏和盏托 (2016年佳士得香港秋拍)
对洪州的认识最早应该来自于陆羽《茶经》的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中国的历史太长，史料的缺少，导致我们对仅存的史料特别珍视，但有时也会过于迷信。陆羽在《茶经》中能记载到洪州窑，是洪州窑的荣幸，也是洪州窑的遗憾。
南朝 分体高足盘托杯 1986年江西省南昌县出土 南昌县博物馆藏
说荣幸，是因为唐初时期中国已经有许多著名的窑口，洪州窑仅仅是六大青瓷窑口之一，能在《茶经》中落上几笔已经是缘分，颇不容易。说遗憾，是因为陆羽仅仅是从茶具的角度来论述比较几大窑口，首先，在器物上就有了局限，其次，他能否接触到每个窑口最经典最完美的器物，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再加上，唐初时交通毕竟不便，作为南方的一个研究茶文化的学者，陆羽的眼界显然受到地域的局限，专注于南方的窑口较多，对北方的窑口难免忽视。（仅仅提到了邢窑）。当然，我们不能求全于古人，从现在已有的资料来对古窑口进行分析更有意义。
之所以把洪州窑定位为“佛”，是因为洪州窑是与“佛”有缘的。洪州窑创烧的年代就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年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广布、丛林遍立的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之兴盛几乎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南朝宋、齐、梁、陈计170余年，各朝皇帝基本上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笃信佛教，剃度为僧，亲自抄经，亲自讲经说法，并举行盛大斋会。
洪州窑青釉刻划花纹玉壶春瓶
东晋/隋 洪州窑青釉鸡首壶 1960年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学化工厂出土
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质上，南朝时的寺庙规模要远胜于此。据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洪州窑，其生产的陶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这也是南北朝时期许多窑口陶瓷产品共有的特性。
洪州窑的窑址现在已确定在江西省丰城市，与赣江一河相隔的就是江西省的南昌县，一江两岸遍布着古窑址的堆积和遗存。江西省的丰城市、南昌县一带，唐时属洪州，窑口一般以产地命名，故名洪州窑。
南昌县博物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们将馆藏的数千件洪州窑整理后，进行了专题展出。《洪州窑青瓷展》2012年9月对外公开展出后，并出版了质量较高的《洪州青瓷》一书，社会反响很好，也使得南昌县博物馆从众多的县级博物馆中脱颖而出。南昌县博物馆《洪州窑青瓷展》荣获了2012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南朝 洪州窑莲瓣纹盏托
南昌市梅湖景区东晋升平五年纪年墓出土的洪州窑
现在，对洪州窑的研究还很不够，一些新的出土资料也在改变我们对洪州窑的传统断代认知。比如：2016年9月，南昌市在梅湖景区兴建花博园，施工时发掘了一座规格较大的东晋时期纪年墓，出土文物54件，其中出土的青瓷鸡首壶、青瓷四系罐、青瓷盏等经考证为洪州窑，其釉质和形制与我们一般认为的两晋时期洪州窑陶瓷并不完全一致，而与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窑颇为类似，为我们对洪州窑的断代提供了新的参考和依据。
由于对洪州窑的研究不够，使得洪州窑的市场价格也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前不如精品的陶器，后不如经典的宋瓷。这近年来虽然价格有所上涨，但还远远不到它应有的价位。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窑，既有器形硕大的、也有小巧精致的；既有仿金银器的、也有民俗器物；既有文房用品、也有祭祀用品；以实用器居多，但也有非常精致的陈设器。虽然，大部分洪州窑脱釉比较多，但也有几乎完全不脱釉的。
无论从工艺、从器形、从影响、从文物价值来说，洪州窑都是六朝青瓷中最具收藏价值的品种之一。如果说，陶瓷收藏存在价值洼地的话，那么，洪州窑就可能是这个洼地中的一颗依然蒙尘的璀璨明珠。
“道——赣州窑”
赣州窑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东边现水东乡七里镇，又称“七里镇窑”。赣州窑与吉州窑是同一时期的窑口，始于晚唐，终于元明，与吉州窑相隔不过几十公里，在历史上，两个窑口横向的交集和相互的影响应该很多。
宋 赣州窑酱釉乳钉柳斗罐 （2016年浙江佳宝秋拍，成交价2.88万元）
赣州窑曾长期不被人重视。1976年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有不少瓷器无法判断窑口。研究人员对部分难以判定窑口的瓷器与窑址出土标本器物进行比对，发现一种长颈厚唇外壁划柳条纹颈部一圈乳钉的罐子，与赣州窑出土器物标本相吻合，从而断定这种柳斗罐为赣州窑。因此，也引发了对赣州窑的研究和重视。
1985年至1986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七里镇砂子岭和张家岭窑址先后进行了发掘；1991年对赣州地区粮油公司内的木子岭窑址堆积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14年至2016年又抢救性发掘赖屋岭与周屋坞两处窑包。几次对赣州窑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考古人员先后在赣州七里镇沙子岭发现一座五代龙窑，在张家岭发现两条平行分布的元代龙窑。后又在赖屋岭、袁屋岭、殷屋岽、周屋坞等4座窑包山断面上新发现5座龙窑。特别是在周屋坞窑包发掘的龙窑，保存了高达3米多的窑壁和8个层次的完整窑尾，是目前全国所见窑壁保存最高的龙窑。正因为这座龙窑特别高、特别大，所以保留了最全、最丰富的宋代窑炉建造技术信息，超出了以前考古界对宋元龙窑的常规性认识。也充分说明，赣州窑具有当时最先进的烧窑技术，能够生产出最好的陶瓷产品，这为我们重新认识赣州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宋元时期 赣州窑乳钉柳斗罐
通过发掘发现，赣州七里镇窑的陶瓷种类非常丰富，有青釉瓷、白釉瓷、青白釉瓷、褐釉瓷、赭色釉瓷、黑釉瓷、结晶釉瓷等。出土的各类瓷器多为生活用具。乳白釉瓷器中的葵口高圈足碗、盏一类器，具有明显北宋墓常见器特征，也与宋代景德镇产品极相近似。所出褐黑地白釉乳钉柳斗纹罐，造型独特，颇具韵味，是七里镇窑产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瓷。在日本茶人千利休所珍藏的茶器中，就有一款与我所发的赣州窑枊斗乳钉罐形制完全一样。
宋 赣州窑黑釉鬲式炉
赣州窑现在最普遍为人接受的器形之一是黑釉鬲式炉，其形似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鬲炉，但胎质坚硬呈铁黑色居多，釉色乌黑发亮，形制端庄，有敦厚之气。玄之又玄，可谓之“道”，这也是我将赣州窑概括为“道”的原因之一。
尽管对这种黑釉鬲炉的具体窑口还有一定的争议，但从大的范围来讲，属于赣州窑或赣州窑附近窑口的可能性比较大。在发掘出土的标本中，也有类似的器物可以佐证。
赣州窑以日常器皿为主，以单色釉见长，不事雕琢，不求怪异，颇有返朴归真，道法自然的特质。故谓之“道”。
“妖——吉州窑”
曾写过一段关于吉州之妖的文字，现转述于此：“一只叫吉州的千年狐妖，常幻化出虎斑、玳瑁、兔毫、油滴等模样在人间行走，有时又化身为木叶、凤鸟、奔鹿、鸳鸯等迷惑世人。其为恶时，能使人倾家荡产，迷失心智；其为善时，又使人欣喜若狂，甘之如饴。千年以来，吉州狐妖行踪不定，或出入宫廷深宅，或流落风尘世陌，所到之处，常引起掀然大波。”当然，这只是戏说吉州窑。
宋 吉州窑黑釉剔花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
吉州窑，在江西乃至在中国的陶瓷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窑口。一般认为，吉州窑起始于晚唐，兴于五代、北宋，极盛于南宋，至元仍有发展，延至明代逐渐消亡。吉州窑前后延烧700余年，历唐、宋、元、明四朝，器物风格诡异多变，其妖娆之风，一时无出其右，具体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
宋 吉州窑剪纸贴花小碗 故宫博物院藏
吉州窑彩绘小水盂
一是，彩釉窑变之妖。吉州窑自唐至北宋中期，器形一直中规中矩，以胎质白腻见长，釉质以黑釉、绿釉和白釉等单色釉为主，生产的器物多为实用器。但自北宋中后期及至南宋时期，吉州窑仿佛基因突变，器物风格一扫之前的正统规矩而变的妖娆多姿。“乱花渐欲迷人眼”，首先就是彩釉的运用出神入化。吉州窑的彩釉变化，主要体现在兔毫、玳瑁、虎斑、豹斑、鹧鸪斑以及洒釉器物等方面。吉州窑彩釉的运用似乎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地。一般是以黑釉为底釉，再在其上施以彩釉，在烧制的过程中又发生窑变，出窑时呈现出不可预料的绚烂的色彩，极具欣赏价值。也有观点认为，其窑变的风格和艺术效果，与千年后的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也深受现代人的喜爱和追捧。
宋 吉州窑剪纸贴花梅花纹碗 故宫博物院藏
二是，纹饰丰富之妖。吉州窑的纹饰之丰富是任何窑口都无法比拟的。吉州窑既有胎的纹饰，又有釉的纹饰；既有釉下的彩绘，也有釉上的彩绘；既有精细传神的工笔描绘，又有洒脱自然的抽象表达；既有剔刻工艺，又有贴花工艺；有的简洁、有的繁缛、有的洒脱、有的规矩、有的硕大，有的精细，风格多种多样，不一而足，而又都恰到好处。这种博彩众家之长而集大成的汪洋恣意的风格，在宋元时期，在一个山区仅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能得到这样极致的发展，简直是陶瓷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