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如烟，不会一飘而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总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留下若隐若现的痕迹。吉州窑，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古窑口，也同样如此。
南宋 吉州玳瑁盏
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境内，其主要窑口集中在吉安县永和镇，因此，又称为永和窑。吉州窑创烧于晚唐，发展于五代、北宋，兴盛于南宋，终烧于元中晚期，前后延烧时间达500余年。吉州窑效法百工，汲取了南北众多窑口的特色，又独具匠心，创烧了木叶天目、剪纸贴花等风格特异的全新品种，将陶瓷艺术与民俗风情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两宋时期追求和敬清寂、含蓄内敛的艺术氛围中，开辟了一条奔放热烈、纹饰绚烂、自然清新、瑰丽多变的新的陶瓷艺术路径，成为唐宋时期独具魅力的一朵艺术奇葩。本文主要就古籍文献中对吉州窑的记载作一个整理和分析，以此尽可能地还原和接近吉州窑的历史真相。
南宋 吉州剪纸贴花窑变盏
宋人周必正撰《辅顺庙记》中说及：“皇朝景德(公元1004——1007年)中，瓷窑始置官吏，为永和镇，秀民大家，陶埏者半之……窑焰竟日夜。”（《东昌志》卷二）这段记载说明在北宋早期，吉州窑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瓷窑始置官吏”，“窑焰竟日夜”，设官吏管理当然并不能等同于官窑，但肯定是具备了较大的规模，产生了可观的税收。“秀民大家，陶埏者半之”，也说明吉州窑属民窑性质，当地百姓是“耕且陶焉”！
《庐陵县志》引《青原杂记》：“欧阳铁杂著云：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盛于乾道间，余见有元祐，崇宁者。”欧阳铁是庐陵县人，与北宋末年的欧阳询是同族，和南宋宰相益国公周必大是好友。生活北宋末年与南宋早期，所以对于记载舒家窑的情况是当时当地人记当年的事，可信度比较高。也佐证了以捏塑、雕件出名的舒翁、舒娇应该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曾任吉州司户的单（日韦）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所撰的《清都观记》中写道：“（永和）镇距城十有余里，濒江带山，聚不井落，凿山火土，埏埴为器，贸易于四方，瓦砾尘埃，所在如是。”这说明至南宋初的绍兴元年，吉州窑已经蔚然大观。“贸易于四方”，吉州窑显然已不再是地方的小窑口了。
从以上三段记载可以推论，吉州窑在北宋早期已成规模，瓷塑雕件盛行一时，至南宋早期其影响已扩散至全国各地，俨然一大窑场也！
南宋 吉州黑釉剪纸漏花梅枝长颈瓶
元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九十年，却对中国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
元代是汉文化割裂、破碎最严重的年代，也是汉人社会地位最低的年代。元代的汉文化，只有流落于街头世俗化了的元曲，自怨自叹地诉说着文人的悲哀。然而，元代海禁大开，却带来了东西方贸易从未有过的兴盛，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从未有过的融合。这对陶瓷产业的发展，同样带来巨大的影响。吉州窑，也不例外。
元初，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王朝在景德镇设立官办机构管理瓷业，当时，景德镇还隶属浮梁县管辖，故称“浮梁瓷局”。浮梁瓷局统领全国制瓷业事务，是直接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也是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在地方上设立的官窑机构。至元十五年设立，距南宋小王朝灭亡还有一年，这充分说明元王朝对制瓷业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与元王朝与海外的陶瓷贸易是分不开的。瓷局设立之后，创烧了枢府釉瓷、青花、釉里红、蓝釉、蓝地白花、孔雀蓝釉瓷器等，中国的制瓷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由于战乱，浮梁瓷局基本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瓷局的运作时间长达70余年，在元代不长的执政历史中，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产业机构。
浮梁瓷局的设立，对吉州窑的影响我分析有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影响是，制瓷业得到官方的扶持，必然呈现整体蓬勃发展的态势，吉州窑有了借船出海、壮大发展的良机。
负面的影响是，吉州地区大量的窑工流散到了景德镇，使景德镇呈现“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因而削弱了吉州窑发展的后劲。
南宋 吉州木叶盏
元人对吉州窑也有一些零散的记录：
元人吴澄在其文集中写道：“今东昌（即吉州）郑氏以善陶名。数百里间，凡民用之器，官之礼器咸资焉……”这说明元初吉州窑仍有相当规模。（吴澄《吴文正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七《赠陶人郑氏序》）
元末钟彦祥编《东昌志》之序云：“永和名东昌，地旧属泰和。宋元丰间，割属庐陵。遂以泰和为西昌，永和为东昌，东昌之名肇于此。……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圩市，祠庙寺观始创。周显德初，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磁窑团，有团军将主之。以宋寝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瓷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至数千家，民物繁庶，舟车辐辏……实西南之都会也。”
这些文字主要是通过元人的笔墨对吉州窑历史进行了叙述。一是证实了吉州窑在五代后周显德初年烧造瓷器的历史，并有“磁窑团”之称谓，有“团军将主之”。二是证实了在北宋初期，景德中吉州窑已规模盛大，吉州窑所在地永和镇也人烟稠密，“实西南之都会也”。至于元时吉州窑的状况如何，文字记载却是不胜了了。不过，元墓中的出土吉州窑器物和纪年器物却可从另一个方面佐证吉州窑在元代的发展。
南宋 吉州写意彩绘小盖罐
明清时期对吉州窑的记述相对较多，时代愈近留存下来的文献就愈多。但是，遍查明清关于吉州窑的记载，重复雷同的内容据多，现择其要者，摘录部分如下。
最具权威的记载：曹昭《格古要论》（天顺刊本）卷七《古窑器论.吉州窑（后增）》“吉州窑，出今吉安府庐陵县永和镇。其色与紫定器相类，体厚而质粗，不甚值钱。宋时有五窑，书公烧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数两，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相传宋文丞相过此窑，变成玉，遂不烧焉。今其窑尚有遗迹在人家，永乐中，或掘有玉杯、盏之类，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犹然。”
《格古要论》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该书成书于明朝洪武二十年。在明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间(1456～1459)，由王佐作了增补。王佐字功载，号竹斋，江西吉水人。这也是缘分吧。作为吉州窑故乡人的王佐在增补中自然对吉州窑的叙述润色了不少。《格古要论》在古玩鉴别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中的许多观点受到后人推崇。其对吉州的论述，也在后人的有关评述中一再被重复和演绎。
南宋 吉州写意彩绘小盖罐
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吉州窑的论述虽然仅一百三十多字，但内容非常丰富。其从古玩专业的角度对吉州窑的论述，也有别于文人墨客的即兴之作，因而，可信度比较高。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吉州窑的酱色釉瓷器，与紫定相似，但因为胎质粗糙，不太值钱。
二是吉州窑已形成品牌窑口，其中有五个窑口最出名，书公窑的最好。（书公当为舒公之笔误）
三是吉州窑的釉色多样，制作的花瓶比较大，且比较值钱。
四是器形小的有花纹装饰，可能就是指各种吉州窑的盏类。
五是第一次在文献记录中提到了“碎器”，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提及的白吉州。而且“碎器”最佳，应是吉州窑的精品。
六是吉州窑的衰落与文天祥确实有关。
七是明永乐年间对窑址有过发掘和出土。说明至少在明永乐年间吉州永和窑已经停烧。至于吉州窑系的临江窑等是否仍在烧造，另当别论。
可以说，《格古要论》中对吉州窑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进一步奠定了吉州窑在中国古窑口中的地位。
南宋后期 吉州彩绘织锦纹三足茶末入
再看一段文采飞扬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方以智在《游永和记》中描写永和道：“因窑立镇，置监主云，估商帆集，万烟骈填。”历史上物以文传，往往靠的就是这种文采飞扬的渲染，而不是客观细致的描述。
抄录前人记载但有所发挥的：清唐秉钧《文房肆考》载：“宋时江西窑器出吉安属庐陵县永和市……宋时有五窑、舒翁工为玩具，烧者最佳，翁之女号舒娇，尤善。”宋时吉州窑最有名的窑口就有五窑之说。我们在出土的宋吉州窑绿釉枕等器物的底部，常常可以看到“舒家记”、“陈家号记”、“元祖郭家大枕记号”、“谢”等印章字体，说明吉州窑在宋代已经注重品牌意识，以家族为生产单位创立自己的记号品牌，行销全国各地。其中，舒家窑影响较大，且在多处有历史记载，当为五窑之首。清代唐秉钧的这段文字，第一次提到舒翁的女儿舒娇，也是有关吉州窑文字记载中，唯一提到窑场的具体人名，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舒娇就是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陶瓷名家。以至于现在将一些比较精致的吉州窑捏塑玩具、仙佛塑像都冠以舒娇瓷，虽然有些牵强，但也不无道理。
最有价值的创新：《景德镇陶录》载 “碎器，仿于元，即宋之吉州分窑。”《景德镇陶录》由清景德镇人氏蓝浦原著，弟子不断补充，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异经堂刻印刷出版。这本书是关于陶瓷的史志类的综合性书籍，又由师徒补充， 所以，资料和论述比较翔实可靠。清代晚期即已翻译成法语、日语等，流传于世界各地。书中关于吉州窑虽然只有一句：“碎器，仿于元，即宋之吉州分窑”，但却极为重要。鉴于该书的严谨性和权威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书中关于“碎器”的定论肯定有其考证的依据。
“碎器”是不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白吉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现在市场上比较约定俗成地认为是“白吉州”的一类器物，如斛瓶、辅首盘口瓶、月影梅枝粉盒、小荷叶盖罐等，器形多仿金银器，形制规整，釉光莹亮，开片细密，带有官气，品极比较高，确是高档的器物。但看其胎质，却往往比较粉嫩，颜色偏黄，手感偏轻，与典型的吉州窑胎质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吉州窑的“碎器”究竟是什么器物，目前还缺乏权威的论证。
元 吉州白釉铺首盘口瓶
家谱、族谱等往往是史料的有益补充：永和镇《窑岭曾氏族谱》（清宣统三年本）载：“永和东昌自唐宋末称胜地，而尤莫胜于宋，宋置大镇陶填于此市，有官司纲纪税务。”《重修永和古佛堂记》称：“永和之盛著于宋……大发于崇宁、绍兴、宝祐之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字，从另一角度佐证了吉州窑的兴盛和发展，也展现了吉州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