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址分布（郝红星制作）
唐三彩从被发现到被大家熟知不过百十年。20世纪初，陇海铁路修筑过程中，路基冲破了几座洛阳城北的古墓，出土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面目狰狞的几件被敲个粉碎，一些模样可爱、英姿飒爽的人和动物俑被古董商带到北京古玩市场，恰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看见，友情撰文，赞为国宝。我是很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的，洛阳盗墓贼天下闻名，邙山古墓十室九空，墓里不乏墓志，这些东西的年代、用途恐早已为盗墓贼侦知，用不着大师磨墨考证。但此批唐代文物进京一趟名声大振却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在收藏家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一书里获得了尊号——“唐三彩”。
唐三彩是专为去世的人制作的，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不能用，用多少，官方都有明文规定。唐朝贵族官员使用的明器由甄官署组织制作，但可惜史书没有留下制作明器的窑口及具体位置。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三彩产地有4处，即巩义的巩义窑、西安的机场窑、铜川黄堡窑、内丘西关窑，其中巩义窑烧造时间最早，机场窑次之，黄堡窑与西关窑均为盛唐以后的窑址。然而，巩义窑、机场窑见到的唐三彩也不是唐墓中最早的唐三彩，早期烧制唐三彩的窑在哪里仍然是个谜。
巩义窑位于巩义市新城区以东的西泗河河谷内。窑址分布在两岸，多建在二级台地上。巩义窑产品主要发往洛阳，一般认为西泗河水量丰沛，可以行走小船，将挑选好的上等货装上小船，中转到洛河里的大船上，扬起风帆，西行入洛。这一路水势平稳，阳光洒在船主的肩头，幞头与袍的飘带和着水波在风中摆动，船主的心随着船板起伏也在风中摆动，这满船承载的不仅是买家的急需，也是窑工和自己的全部希望。尽管只是百余里的行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白色的风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一下心情，实难抵消河水的冲击。船的动力全绑在船工的双臂上，三四天的路程，最怕风雨如晦，不只要和自己拼，还要和水神、风神、雷神、电神拼，一路在拼，拼出了坚实的臂膀，拼出了生活阳光，拼出了三彩之路。
千百年过去了，洛河上片片白帆已化作云烟，三彩之路也变成历史名词。如果不是唐三彩在洛阳再度面世，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大概也不会在洛阳周边寻找它的下落。历史往往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巩义窑的发现即是如此。
故宫专家的调查
1957年7月的一天，从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轰隆隆驶入站街站（当时的巩县县城），从车上下来三人，为首的是30来岁的冯先铭，后边跟着两个年轻人，李辉柄和郭仁，都20出头。他们是在看到巩县陈迹寄往故宫的陶瓷标本后受领导之命前来巩县的。陈迹当时是巩县陶瓷厂陶瓷生产技术负责人，自1951年起就在西泗河谷内调查，虽然专业不是考古，看到遍地的陶瓷片还是能够想象出这些陶瓷片破碎之前的样子。唐三彩他是认识的，其他瓷片应该也是唐代的。不过，这样的东西得考古专家点头才算数。他想到了故宫的陈万里先生，他们是忘年交，于是就有了60年前的故宫三人行。
冯、李、郭三位走出车站，就在附近找了个旅店住下，打听到去杜甫故里的路，路已被黑魆魆的夜捂住看不清，昆虫的共鸣声和湿气正从四周向头顶汇来，三人只得作罢，躺下休息。
第二天一早，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飘起了雨，很细的那种，砸在手背软软的、润润的。由于路程和时间都是定好的，他们借了雨伞，拎着工具，向西泗河走去，这是陈迹告知的窑址所在地。沿铁路向西走1公里，陇海铁路的铁桥从西泗河上空跨过。20多米宽的河道很笔直地沿山脚向南奔去，河水微有些泛黄，河底高高低低的石头让河水跳起了浪花。河西岸是很开阔的平地，似乎作过打麦场。三人踩着河边的泥泞小路向南，约三里地，河谷忽然变得极窄，河道被两边凸出的山头挤得扭了个大弯，弯的两岸都是住户，村民说这就是小黄冶村。弯处河道较宽，河水没了约束就自由了，靠近东岸的河底凸着一堆破碎陶片，长2米，厚1米，这是洪水的杰作，陶片堆南还有洪水淘出的深坑，其他地方也散着不少碎片。碎片施白釉的多，三彩次之，再次为蓝彩、绿彩。
冯先铭猛地想起一件事，忙问一位路过的老人：“老人家，这村为什么叫小黄冶啊？”老人双手把拐杖拄在地上，嘴一抬，草似的胡子便戳到了面前，说：“这个啊，你看河里地里到处都是黄烂烂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村就叫小黄冶了，向南一里多，还有个大黄冶，从那儿到这儿这段河叫黄冶河。”冯先铭听罢吃了一惊，赶紧问：“不是叫西泗河吗？”“铁路以北叫西泗河”，老人说着头也不回走了。
小黄冶附近地形（郝红星、赵军领、张金选绘制）
冯先铭、李辉柄、郭仁来到大黄冶，发现这里的沟谷很宽，河道偏在谷的东边，弯弯曲曲，水流也不大，正费力地迈过沙底，过不去的便挤在一起，乖巧地从旁边溜走，奔向下游。大黄冶住户大部分在河东的山脚处，河西腾出好大一块地来，断崖弧状向西凸出，感觉这里早先时候应该是个河湾。由于含沙量大，加上雨已停了的缘故，三人走在空地上，脚底板反而轻巧了不少，但发现的陶片不多，田边地头有不少白瓷片、三彩片，都是农民拣出来扔在那里的。
中午时分，三人来到了铁匠炉村。村子不大，农户像青苔一样散落在山坡上，家家户户冒着白烟，直直地，泉水一样往上涌，涌着涌着就和山上的白雾涌在了一起，分不清你我了。铁匠炉村离大黄冶约有四里，走了半天，三人才想起肚子饿了，掏出干粮啃了起来。
坐在河边石头嚼馍的时候，冯先铭望着对岸简陋的农家房子，眼前真的浮现了熊熊炉火和铁匠那样厚的后背，嘴中喃喃自语，逗得李辉柄扑哧笑了：“冯老师，你念叨什么呢？”冯先铭嗯了一声，说：“真奇怪呀，这铁匠炉说不定是唐代的铁匠炉呢。”
铁匠炉这一段河流较直，在河道内近西岸堆积着70米长、1米厚的碎瓷片，绝大部分是碗、盘碎片，蔚为壮观。这么集中的瓷片，西岸台地上极有可能有窑址，残次品直接抛在河边，日积月累，水冲沙挤，最后形成了瓷片长城。
从铁匠炉往南，谷岸明显变高，看样子要向天上长去，两岸离得越来越近，再不劝说就要撞在一起了。走了三里余，冯、李、郭三人终于见到房舍。房舍后边的台地很窄，被辟成了梯田，田间散落着不少白瓷片，也有黄釉、绿釉陶片孤寂地落在后面。三人听到水响来到河边，河道两丈来宽，丈余深，河底是光溜溜的石板，跟打过蜡似的，有些地方不平，有些地方呈密密麻麻的凹槽状，铁齿挠过一般。
一个扛锄头的大嫂在河边和冯先铭走了个对头，四十多岁，冯先铭主动与她打招呼，问她这里的情况。这位大嫂弄清了冯的来意便打开了话匣子：“这条河叫白河，也叫白冶河，时间长了白河叫着顺口白冶河就不怎么叫了。河西是白河村，河东半山坡是水地河村，向南不多远白河又叫水地河。”冯先铭听得有点糊涂，问这条河不是叫西泗河吗？大嫂说：“是啊，山那边还有条东泗河，这边就是西泗河了嘛，不过每段都又有名字。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谁知道为啥。”看到冯手里鼓囊囊的袋子，问：“你们是来拣瓷片的吧？这河西边不多，往年水地河村栽树、打窑打出好多瓷片，还挖到过烧碗的窑呢。”挖窑冯先铭自然是不会去干的，他问这河往南还有多远。大嫂摇摇手：“没多远，没多远，过了水地河，这黄土就要见底了，山上全是石头，水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原来如此，冯先铭仰头望着不远处崛起的大山，满坡的翠绿从上倾泄下来，山顶白云被风拽走玩了，两块青色山头像人眼一样，一眨一眨地望着他们。冯先铭、李辉柄、郭仁不虚此行，他们把握到了巩县窑的脉搏。在大、小黄冶他们见到的多是白瓷片，其次是挂黄、绿、蓝釉的陶片。在铁匠炉他们见到的几乎全是瓷片，器形有碗、盘、洗等，也采集到十余片青釉碗残片。在白河也是以白瓷片为大宗，偶见黄、绿釉陶片。《元和郡县志》记载“开元中河南贡白瓷”，冯先铭将采集到的白瓷片与西安唐大明宫出土的白瓷片对比后，认为巩县窑完全有可能是河南开元白瓷的贡地。事实上，之后的发掘也证明，黄冶窑和白河窑（这两处窑址2006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巩义窑，这和冯先铭来探寻的巩县窑实质是一样的）都有唐早期青釉瓷器。黄冶窑连续烧造，从早唐烧到盛唐、中唐、晚唐，白瓷器始终不断，三彩器在中、晚唐大盛。白河窑好像中断了一阵时间，在公元800年后又兴盛起来，并且也烧起了唐三彩，数量较少。铁匠炉村只在中唐后期烧造白瓷、黑瓷。根据这三地出土器物或者说地面出露器物来看，大、小黄冶的得名有可能和所烧的黄釉器较多有关，白河得名可能和所烧的白釉器较多有关。铁匠炉距白河很近，距离还没有大、小黄冶间距远，铁匠炉是不是唐代村名还很难说，就像小黄冶西边的瓦窑沟一样，谁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呢？不过，根据黄冶窑的烧造情况，我们认为，开元中河南贡白瓷，只能是由它来贡了。
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试掘
河南省博物馆原在开封，1961年迁到省会郑州。初来乍到，人员忙于内务，随后四清运动、“文革”接踵而至，同志们更忙了。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横空出世，全国的考古工作有所恢复，河南省博的专业人员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巩义窑进行了频密的调查，由大黄冶人刘建洲带队，在1972—1973年间进行了三次调查工作。调查在大、小黄冶村周围进行，大约呈长方形的范围，断崖、田间、河道都是寻找的重点。当地群众对调查热情澎湃，不仅跑前跑后提供线索，还把手里珍藏多年的20多件陶范献了出来。这三次调查活动共采集陶瓷片、窑具数百件，在三彩方面的收获大大超越故宫博物院，这当然是由调查区域与手段决定的。
1976年7月，河南省博物馆派遣郭建邦、刘建洲故地重游，对黄冶窑进行试掘。来之前他们已做足了功课，认为小黄冶河道拐弯处是最重要的区域，河东塔沟地域辽阔，在古代适合建窑。果不其然，在生产队的全力配合下，郭建邦、刘建洲开5米×5米探方一个，十余天就取得了丰硕成果，搞清了这一带的地层堆积及年代。根据出土器物，两人将地层分为宋、盛唐、早唐三期，还给地层起了个简洁的名字——“三迭层”。第一层是宋代层，厚1.8米。第二层是三彩层，厚0.5米，出土器物有炉、碗、盆、壶、罐、水注、鍑、樽、玩具等，三彩器、单彩器较多，也有不少素烧器。第三层在三彩层之下，厚0.2—0.6米，绝大部分为瓷器，有盆、罐、炉等，釉色以白、黑、青为主。由此得出结论，黄冶窑的唐三彩由唐早期的瓷器发展而来。这个结论给人的感觉是很突兀，没有提出具体的论据，但你又不能说它错。因此。以后的考古发掘要关注三彩的发生、发展、消亡过程。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的调查
时间来到1984年2月下旬，春节过去好几天了，人们的心依旧在春晚节目里跳跃，窗外树梢儿上的雪在喜鹊蹬枝后便扑簌簌地跌落地面，散形像一团一团的菊瓣。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的办公室内，队长赵青与协理员陈立信正在谈话。“老陈，你看咋办啊？文物工作队经市政府批准已经成立了，咱们得搞点动静才行啊。”老陈原是郑州市博物馆考古组组长，工作队与博物馆分家后就划拔到工作队，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五十来岁，一双眼睛在房檐似的眉毛下闪闪发光。他皱了皱眉，目光落在烤着红薯的铁炉上，用手翻了一下红薯，说：“这嘴急吃不了热红薯。有件事我想了好久了，就是巩县的黄冶窑。你看，冯先铭先生57年就去过了，省博的刘建洲72年也去过，后来还试掘了，现在巩县归郑州管，我们不能缺席啊。”赵青说：“对对，不行你就去吧，我走不开，辛苦你了。”
大黄冶附近地形（郝红星、赵军领、张金选绘制）
话多无益，事不宜迟。陈立信联系了巩县文管会的靳振武，3月3日两人来到大黄冶开始工作。他们调查了黄冶河两岸的遗迹与陶瓷片堆积情况，收获不大。第二天在村干部带领下，查看了多处新挖窑洞内暴露出来的遗物，有素烧器、三彩器以及范、模、支烧等，看来附近很可能有窑址。适时，巩县交通局修建的站白路（站街—白河）通过小黄冶村，正好将河道拐弯处的一块高地削低，出露约70平方米的残片堆积层。这个堆积层是从西边高地延伸下来的，显然弃置残片的窑址在西边的高地上。2002年修建焦巩黄河公路大桥至310国道连接线时（在站白路基础上扩建），路西断崖上又发现大量素烧器，可知小黄冶村河湾西高地上应该有不少三彩窑址，可惜俱被压在农户宅院下边。
陈立信的调查即以此处为重点，对遗物进行了拣选。器形主要有洗、碗、壶、罐、豆、碟、盏、炉、水注、盂、杯、玩具、窑具等，釉色以三彩为主，占百分之七十，其次为白、黄、绿、蓝、褐、青、黑组成的复彩或单彩。这次调查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圈足碗比较多，年代较早；二是发现有五足带托泥的炉，年代较晚；三是发现一批玩具俑、范，侧证了省博物馆征集的俑、范年代；四是发现不少粉红胎的器物，经郑州大学穆斯堡尔谱实验室测定，烧成温度只有850℃左右，比白胎的陶片低得多。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的调查几乎相当于一次试掘，拣选器物是历次调查中最丰富的，且器形有年代上的先后，胎质有白胎和粉红胎之分，早到盛唐，晚到中唐晚段，正是小黄冶烧制陶瓷器的鼎盛期，对我们初步认识黄冶窑面貌很有帮助。另外，巩县文管会的傅永魁先生也多次在西泗河谷进行调查，并发表过调查报告，器形与以上多有重复，此略。本文得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郝红星先生指导，谨致谢意。（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2年02月刊，作者为荥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