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一类十分重要的瓷器产品。人们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并认与其为宋代用于贡御的“官窑”瓷器。因此历来为古陶瓷研究者们所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将以河南禹县为中心的一批生产天青釉钧瓷的窑场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同样给予钧窑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开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瓷器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艺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窑变而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是钧窑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
由于钧窑的重要地位，其研究备受人们的关注，又因为在长期的记述、流传中钧窑本身和其在文献记载中的地位发生过重要的变化，文献与考古发现多有冲突，因此成为近年来陶瓷考古与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学术争端，尤其是解决钧窑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秋季联合对钧窑的一组中心窑场，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窑址进行了主动的考古发掘，取的了丰富的成果。继之，我们对出土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完成了刘家门窑址的发掘简报和分期研究、下白峪窑址的发掘简报。现将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收获报告如下。
一、发掘的缘起和经过
钧窑是中目古代著名的瓷窑，同时，又是当今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的一个窑口。比如，钧釉瓷器始烧于什么年代，钧窑在宋元时期的地位究竟如何，以及钧窑的产品到底有哪些等等。
1.对钧窑的历史记载
考察古代的文献，宋元时期的文献中涉及的窑或瓷器种类很多，如对定窑、汝窑、官窑、越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等当时较重要的制瓷传统均有记载，旁涉到的窑区亦有河北、唐、邓、耀州、萧县、瓯越等地区。唯有钧窑，作为宋元时生产区域至广，产量极大且首创铜红釉、彩的制瓷传统，却独无记述，令人不解。直到明初，仍然没有明确的关于钧窑的记载。明代初年最重要的比较系统地记录瓷器的著作《格古要论》和《碎金》两书都没有记载钧窑，而被人们常常提及的《宜德鼎彝谱》一书，其中提到铸鼎彝的样式时曰：令“数目多寡，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照依原样勒限铸成……”因而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早关于钧窑的文献记载，可以早到明宣德三年（1428年）。然而，此书为后人托吕震之名的著述，其成书年代应该在嘉万时期。由此可见，钧窑在宋元时期直至明初大体是默默无闻的。
对钧窑真正进行具体描述的文献始于明朝中期，首先出现在清赏类的著述和笔记类书中。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有成书于弘冶甲子（十七年，1504年）的《宋氏家规部》，该书卷之四，“窑类条”下记：“钧州窑，注，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厚。”另一部较早的文献为陆深的《俨山集》，该书卷九八《书·京中家书二十三首》记：“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钧州葵花水奁一付，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
明代后期记载钧窑的文献材料还有张应文《清秘藏》，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所著《遵生八笺》，黄一正的《事物绀珠》，文震享的《长物志》。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董其昌的《筠轩清秘录》《骨董十三说》，乔时敏于万历四十二年节录田艺衡著的《留青日札》六卷而成之《留留青》，等等。
这时的记载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清秘藏》对钧窑大体持肯定态度，《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日：“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在记述以上五窑后曰：“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之下有龙泉窑……将其列为宋五窑之后的第一位，描述亦中肯。第二类，以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为代表，该书中《燕闲清赏笺》将钧窑列名极后，并论其为除“种蒲盆”外，其他嚣物“俱以黄沙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大约从明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开始指出钧窑是宋代的窑。如清朝前期佚名所著：《南窑笔记》中在描述钧窑时曰：“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骡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最后一句为其自创，表露了推崇之意，可视为对钧窑的-种溢美之辞。钧窑地位明显处于上升阶段。但从总体看，在清中期以前，记载评论大多较简略，也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辞。
从晚清开始，人们对钧窑大加推崇，甚至列为第一。如寂园叟陈浏所著《陶稚》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民国以后，论者已将钧窑列为名窑之列，如清末民初人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滑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用名窑和小窑的方式区分名窑与一般窑口。不过，直到民国时期，人们并没有将钧窑直接称为宋代的五大名窑，而通常将钧窑与其他五六个窑一同并称为宋代的名窑。如吴人敬、辛安潮于1934年刊布的《中国陶瓷史》中曰：“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均等名窑。”福开森校注明项元度《历代名瓷图谱》时指出：“宋钧窑双风小尊…… 此尊不知仿何款制成，或自创耳。然制度亦典雅而文，绝非俗工可辨，必名流所怍也。夫钧窑之器在宋诸窑之下，而此尊式雅色佳，又为花器。当与定汝官哥诸器并驾齐驰矣。尊足下有五字号为数。”这里一不提宋五窑概念，二认为钧窑在宋诸窑之下，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从上述情况可见，关于钧窑的记载是后世之人在收藏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从客观的记述，到将其定为宋代乃至北宋初期；从认为其为一个较普通的产品种类到不断提升其身价，但钧窑一直徘徊于“五大名窑”之门槛。看来，将钧窑推入五大名窑之中的临门一脚是由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完成的。至于将“汝官哥定钧”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谁最先提出的，笔者尚不敢断言，1963年轻工业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1982年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均谨慎地避开了五大名窑的提法。或许先出现于某些介绍性文章。不过，《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明确指出：”钧窑在后世被视作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从论述中看，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们的思路大体是，前人所说的柴汝官哥定五窑，将五代的柴窑去除后，钧窑在与龙泉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递补入五大名窑之列。
钧窑之能够名列五大名窑，一个基本的依据是钧窑的陈设类瓷器是在北宋末年为宫廷烧制的。认为这类产品是因“花石纲”的需求或因营建“艮岳”而生产的。即存在着“官钧窑”的概念。看来，这是建立在一个新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产物。本节的论述是想说明，对古代文献的利用应该有所判别，后世的记载，尤其是以收藏为目的的记戟，并不能作为判断当时历史事实的依据，理清文献发展的线索，认清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才能使我们对钧窑本身在其生产时期的客观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因为一、二条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就作为判定宋元时期钧窑生产状况的不可动摇的依据，尤其是再加入一些感情因素，无视考古发现等客观事实的证据，那无疑将使我们的研究陷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可悲境地。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钧窑的研究
由于有古代文献的记载，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坚守钧窑宋代说。尽管日本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就提出了钧窑始于金代之说，50年代，陈万里、关松房等先生也曾提出过钧窑始烧于金代的观点，但由于其主要依据钧州设立的时代和汝停钧代的论据，没有明确的考古依据，因此并未能产生较长远的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禹县和郏县发现了唐代的花瓷窑址，由于这些黑瓷上的彩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唐钧。于是形成“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没置官窑……”“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到金元时代，钧瓷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经典”观点，迄今为许多学者所信守。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有明确年代依据的考古材料最早的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代的证据。尤其是元代，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完全不像一种为宫廷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另外，钧窑生产一类陈设用瓷，有各式花盆、各种盆托、出戟尊等等，主要是各类花器，并在底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传统上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更有人认为是北宋末年徽宋朝花石纲的产物，将这类陈设器与一般的钧釉器皿区分为所谓“官钧窑”和“民钧窑”。
然而，受文献影响不太大的西方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钧窑，尤其是陈设类钧瓷的生产时代产生疑问，并根据这些陈设瓷的器形和厚重的胎体，将其生产时期排定在元末到明初。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人群所接受。
随着陶瓷考古与宋元明考古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被呈献给研究者。然而人们却发现可以证明钧窑始烧于宋代的材料竟告阙如。目前大体可靠的考古材料只有一条，即洛阳发掘的北宋衙署中出士的一件钧窑洗。近年来，关于钧窑始烧年代讨论的汉文论述接踵而至。李民举对钧窑陈设瓷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时代为元，甚至明初。罗慧琪也对钧窑陈设瓷和钧台窑址花了大力进行整理排比，将陈设瓷的时代排定为14世纪晚期。余佩瑾将钧瓷陈设类和器皿类器物作为两类器物分别进行排比，认为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而器皿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刘涛则将钧窑统一作为一个概念广泛收集了全国的考古材料，将钧窑的始烧时间定在金代前期。这些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考证，又有考古材料的依据。然而其结论却与某些文献的记载和以往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许多学者难以接受，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
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如何判定不同学术观点的正误，解决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矛盾，通过对窑址进行发掘来印证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日益增多的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有强烈不同观点的两派意见，迫切地呼唤着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成为我们对钧窑遗址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古发掘的动因。2001年9月，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遗址进打了主动发掘。
由于出土有陈设类钧瓷，并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禹州市钧台窑址，现已成为钧瓷研究所的辖地。这块宝地已很难让人染指了，因此我们只能另寻他处。根据明《嘉靖钧州志》的记载：“窑，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瓦窑在州西禁沟左右。”这是指出钧窑产地最早的文献材料，表明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应是钧窑早期的中心窑场。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对禹县的古窑址进行过相当全面的调查，指出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的产品最精，时代最早。许多多次前往禹县调查钧窑遗址的学者也告诉我们，多年来窑址所遭受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在目前条件尚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对神垕镇的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随着窑址的破坏，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就困难了，因此我们选定了这里作为发掘地点。钧窑考古队的田野考古工作自2001年9月始至2002年1月结来，总计三个多月的时间。
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的地区，地理上处于伏牛山余脉的浅山平原区。神垕镇又地处禹州市的西南角，进入丘陵地带。在神垕镇的西南部，有一座较大的山从东北向西南绵亘于禹州与郏县交界处，称为大刘山，山的北坡下有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流淌，地图上查不到河的名字，当地老乡称之为白峪河或倒流河，此河最终流入汝河。
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代窑址是成组分布的一个瓷窑组群。在大刘山下，沿白峪河旁分布，每隔一二华里就有一个窑址，各窑址一般范围不大，遗存的时代也比较单一，从早到晚延烧的窑址并不多。根据这一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对相距不远的4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分别为：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
在四个地点总计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发掘中清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十余万片，其中可复原器物数千件。在发掘中我们严格按田野考古学规程开展工作．发现的意义也此较大，因此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发掘的主要收获
在本次发掘中我们严格接田野考古规范操作工作认真、细致，因此发现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比较丰富。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果。
第一、本次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重要的是发现清理的8座窑炉，其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这5座窑炉分属不同时期，各具特点，在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序列中都具有较独特的地位，为窑炉遗迹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如下白峪窑址中发现的中晚唐时期的窑炉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为砖砌浅火膛的窑炉，窑炉窄而长．由于窑炉是修建在河滩地上，在修建窑炉时，曾用河卵石对窑炉的基础做过特别的加工。
以往在研究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史时使用的几座唐代窑炉的例证均为非正式发掘的资料。这座窑炉是少数正式发掘清理的唐代窑炉，与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巩义黄冶窑清理的唐代窑炉的建筑方法和形制相同，弥补了唐代窑炉研究的资料缺环。在刘家门西区发掘的四号窑炉是砖砌深火膛的窑炉。Y4的烧结部分厚达30多厘米。说明这座瓷窑使用时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根据Y4的所在探方出土器物的情况，这座窑很可能是烧制白瓷的窑炉。这座窑炉的结构与1987年发掘河北磁县观台窑址清理的Y2 - Y6一组窑炉的结构相同，说明其为一座使用煤为燃料舳窑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窑址清理的一号窑炉( HY1)，其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条形分室式窑炉。HY1残长12.92米，宽2.26米。窑室为长方形，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在前、后室的南壁各开了3个添火孔，其中后室尾部的l号、2号添火孔尚保存有拱顶，以1号添火孔为例，长1.20米，宽0.88米，高0.35米。在窑底和添火孔中发现了大量的草木灰，证明HY1是以木柴为燃料的。在窑壁上涂抹有耐火泥，全部被烧结，局部被高温烧烤得流淌下来并呈熘状，证明窑室内的温度相当高。窑尾部是一个圆形的大烟囱，以石砌小孔与窑室相连，烟囱的口径1.10米，内壁的烧结层厚0.06米，证明了烟囱内的温度也很高，应是此窑唯一的排烟道。HY1形制特殊，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在了解了此窑的情况后，认为其在热功上是合理的。应该是从前到后依次生火烧制，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热能，提高烧成温度，是北方的窑工们借鉴南方龙窑的成功经验，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尝试。我们在调查神垕镇茶叶沟蛤蟆坑窑址时也发现了两座类似的土洞式残窑。同样，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制药厂工程抢救发掘禹州市钧台窑址所清理的长方形窑炉也与HY1的形状结构大体相同。表明这种窑炉在钧窑中绝不是孤例。HY1的清理为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一项空白。
河北地发现的三号窑炉HY3，时代为元代，也星一座土洞式窑炉，平面近方形，由窑前工作面，进风道、火膛、窑床和烟囱构成。总长3.72米，宽2.90米。窑的整体，包括窑前工作面都是在生土中挖建的，长形进风道，后接长方形火膛，深0.56米，火膛内发现大量柴灰和碳屑，证明仍以木柴为燃料。进风道与火膛部有厚0.07米的被烧结成青砖状的硬结面。窑床呈横长方形．通过3个排烟孔与后边的抹角长方形烟囱相连。HY3仍属北方的馒头窑系统，但有大而深的火膛。青灰色的烧结面表明此窑主烧还原火焰。在北方地区已普遍采用煤为燃料的元代，钧窑仍以烧柴为主，这大约与钧窑特定的烧成气氛和曲线有关。
在刘家门东区窑址，我们还清理了3座石砌澄泥池。其中2号、3号澄泥池直接相连，1号澄泥池也仅相隔2米余，地层上属于同层。可见这3座澄泥池应为一组。以1号澄泥池为例(Cl)，其先在生土上挖坑，然后用大块规整的石块砌帮、铺底、十分坚固。C1的形制近方形，长3.20米，宽2.00米，残高1.80米。这样一组3个澄泥池的清理，对于我们研究窑场当时的生产规模以及其组织形式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以前也曾在其他窑址清理过澄泥池，既有砖砌，也有石筑。而神垕镇地处山区，所以因地制宜地使用石块砌建澄泥池应是最佳选择。
第二、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出土瓷片的主要是三个相互叠压的自然层。经过整理，也有可能进一步分成中唐和晚唐两期。总体上看，唐代的产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相当部分的黑袖器物上怖有加饰的花斑。花斑的颜色有灰蓝、灰白和灰黄等多种。特点是施彩的器物多，花斑面积大，彩斑的颜色鲜艳多变。出土的黑釉腰鼓器形巨大，制作精良，釉色匀净，花斑艳丽。在中晚唐时期的同类产品中可算是上乘之作。尽管文献上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但神垕唐代花瓷的质量，应该不在鲁山段店窑之下。结合砖砌窑炉的发现，表明神垕的制瓷业在生产之初就具有较高的水平，为后来的钧瓷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下白峪窑址未发现连续生产的宋元时期的遗存。尽管在我们调查的大白堰窑址同时发现了唐宋遗物，但唐代的地层与宋代的地层之间有约2米厚的自然层间隔，看不出有连续生产的迹象。在神垕镇西南部也未见明确的北宋早中、期的遗存。这表明，整个这一地区的窑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因此，尽管有些花瓷斑片的呈色与钧釉瓷，尤其是元代的钧釉瓷十分相似。但将唐代的黑釉花瓷与晚期的钧釉瓷直接联系起来，仍显过下牵强。
第三、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北宋徽宗朝）。主要证据有：
1.地层出土的纪年材料。早期阶段的代表地层有刘家门DT3第⑧、⑨两层和DT2的第④层。在DT3⑦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崇宁通宝”铜钱，而DT3⑧层中出土了北宋的“元丰通宝”铜钱。表明⑧、⑨两层的时代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但早于北宋末期。
2.对比出土器物的地层，可与汝窑天青釉瓷烧造区的许多器物对应，也可以与浙江慈溪寺龙口南宋初期的器形对应。可资比对的还有一些墓葬出土的材料。同时，洛阳北宋衙署出土的钧瓷碗也是一例明证，表明到北宋末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
3.工艺上的证据。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出土器物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工艺特征十分具有时代性，对判断钧窑的始烧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钧窑创烧之初有三项工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即覆烧工艺、满釉支烧工艺和厚釉工艺，这些工艺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覆烧工艺。在刘家门最早的地层中出土了盘形支圈，这是覆烧用的窑具。由于出土的数量不多，推测其尚处于使用的初期，而且是用于少量白釉器的装烧。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覆烧方法出现于北宋后期（约始于北宋神宗朝），并迅速流行。以往认为，覆烧方法在北宋中期首先在定窑创始，覆烧用的支圈有多种，这种盘形支圈是在覆烧工艺成熟时期的工具，出现较晚。然而，确切的考古材料并不支持定窑开创覆烧方法的说法。目前可靠的最早使用覆烧法烧制的定窑器物的考古材料是江西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中出土的白瓷碗、钵，而青白瓷器使用覆烧工艺的资料要明显早于定窑。在北方地区，河北磁县观台窑使用支圈覆烧的时代也可早到第二期前段，即北宋神宗、哲宗朝时期，根据磁县观台窑分期结果，盘形支圈出现稍晚．其出现于北宋末到金前期的第二期后段。覆烧工艺产生于北宋中后期，大体差肩于用煤烧瓷技术出现的时间，但传播很快。到北宋末期，在北方广大地区，包括定窑、磁州窑和当阳峪窑，南方的景德镇和四川等地都普遍使用。刘家门窑最早地层中出土支圈，与河南中西部地区窑场北宋晚期使用覆烧工艺的趋势是一致的。
满釉支烧工艺。这种方法在当时最受推祟的汝窑中率先使用，而且使用十分广泛，磁州窑等北宋后期的一些精品器物上也使用这种装烧方法，无疑这是一种烧制高档产品的方式。其出现的时间大体在北宋神宗朝以后，流行于北宋末，以汝窑为代表；南宋时的南宋官窑和越窑都曾广泛使用，但这种工艺一直到元代仍然在一些仿古瓷和礼制性高档用品上使用。因此，这种工艺在钧窑的最早使用时问与汝官窑的烧制期一致，但金元时一直续用。
青瓷的厚釉工艺。这是北方地区制瓷业在北宋晚期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工艺要求先将器物素烧，然后多次施釉，再进行釉烧。据现有材料，可认定其是在汝窑首创，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天青釉汝瓷的中心烧造区，该区的烧造历史应为从宋神宗元丰年间到北宋末，发掘者将此区的出土物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的地层中开始大量出土素烧器物。由此可证，这种厚釉工艺的出现应在北宋徽宗朝时期（1100一1125年）。在天青釉汝瓷生产区以外的窑址周边区没有发现使用厚釉工艺的迹象，即在相应的地层中未见素烧坯件，表明这种技术在当时可能还是有所保密的。刘家门钧窑在创烧的第一期前段就采用了这种工艺，应该是学自汝窑。如果这种工艺为官窑所用并有所保密，钧窑学习了汝窑的这种工艺这两点都成立，则其暗示了早期钧窑的性质。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天青釉汝瓷烧造区停烧以后，周围地区仍然继续生产，但在第四期金代的地层中并不见素烧器，直到属于元代的第五期才再次出现素烧器和钧瓷，说明汝窑使用厚釉工艺的时段很短。其再次使用厚釉工艺是为了生产钧瓷，是受到钧窑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青瓷发展的线索为：以浙江地区越窑为代表的早期南方青瓷影响了北方的耀州窑，耀州窑影响了汝窑，汝窑和北宋官窑产生了质的变化，即厚釉青瓷产生了；汝窑和北宋官窑的工艺传回南方，也引起了南方青瓷生产发生质变，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代表了南方对厚釉工艺的继承和发展。北方地区一直坚持厚釉生产工艺的窑场就是钧窑，但其最初应用厚釉工艺是受到了汝窑的影响，出现的时间应差肩于汝窑，这也为早期钧窑的断代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