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文物工作队 郝亚山 张长安
鹤壁市诸多的古代瓷窑遗址中，鹤壁集遗址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它地处市区约10公里的鹤壁集乡西部，主要分布在一条自西北流向的东南的羑河两岸，遗址面积90余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古代制瓷遗存，在我国北方是不可多见的，是一处典型的具有北方民间制瓷工艺特色的民间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受到了全国范围内专家学者的普遍重视。1955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莅临鹤壁，对鹤壁集瓷窑遗址进行了专题调查。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对了解和认识鹤壁集古瓷窑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1978年，鹤壁市博物馆为配合城乡水利工程，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这两次较为系统的科学发掘表明，鹤壁集古瓷窑遗址文化层堆积丰富，器物品种繁多，且烧造时间长久。已掌握的地层资料显示，遗址始烧于晚唐，中经五代北宋、金元时期，历时五百余年。作为民间制瓷手工业，能够形成如此之规模，烧造时间如此之长久，必然有它的历史原由。今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有所提高。
一、鹤壁集窑的形成
（一）鹤壁集窑所处的地理位置
鹤壁集唐属相州所辖，北宋宣和初改浚州汤阴县辖，金代属彰德府治，位于汤阴的西部，从其地理位置看，羑河自西北流向东南贯穿境内，北部洹水环绕，东部南部接近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对鹤壁集区域的手工业以及商贸往来具有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如洹水，东流北折注入漳水，形成了向北通往漳河以北的商业贸易通道；羑河作为汤水的主要支流，为鹤壁集窑的产品销往卫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创造了良好的交通之路；以南地区的平原，贸易往来更为便利；鹤壁集以西部分，虽多为延绵不断的山峦，但自古以来就有通向山西的经商之道。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鹤壁集窑不断发展兴盛。鹤壁集所处的地理位置，距唐宋时期的相州（金元时期称彰德）不过数十里，这为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贸易往来也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正是上述的自然地理条件把鹤壁集窑推向了由小到大，久盛不衰的发展道路。
（二）矿产资源丰富是鹤壁集窑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鹤壁集的地理面貌属半丘陵状态，为太行山东部余脉的缓冲地带，地下资源丰富。地矿部门的地质资料表明，适用于制瓷手工业的高岭土蕴藏十分可观。地矿部门的地质调查报告指出：鹤壁地下蕴藏有高岭土、塑性粘土，硬质半硬粘土及长石、石英等陶瓷主要矿物原料，在中碳统本溪组及上碳统太原统底部，赋存有耐火粘土，主要用于制作耐火材料、粗瓷等。据调查，除半硬质粘土及硬质粘土外，尚有达到高岭土、可塑性粘土要求的陶瓷原料。主要化学成分为AI2O3、SiO2，水份含量AI2O324—38%，SiO240.58—50.15%，烧失量12.09—14.27%，矿物成分，高岭土达80%以上。由北到南分布在鹤壁的梨林头、石碑头、姬家山、崔村沟、砂锅窑、大峪等地，预计储量1000万吨以上。而鹤壁集正处在这些自然村之间，陶瓷原料十分富足，一般距地表较浅，个别地方裸露于地表，开采极为方便，从根本上讲，保障了鹤壁集古代制瓷手工业生产所需的瓷土资源。
（三）煤炭在鹤壁集古代制瓷手工业中已得到广泛的利用
鹤壁集窑利用煤炭作为燃料的历史，最晚可追溯北宋早期。这一点，在鹤壁集遗址的历次发掘中得到充分证明；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主持进行的发掘，清理窑基和作坊的过程中，发现成堆的烧窑燃料——煤块，并认为，煤的发现，以于研究我国北宋时期用煤炭烧造瓷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在叙说唐末、五代的文化堆积中，没有提到当时的制瓷业是否用煤。晚唐、五代是否将煤炭运用于烧瓷业，还用待于对鹤壁集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去发现。北宋时期鹤壁集窑对煤炭的运用，是推动其自身更加成熟的必然因素。
煤炭被运用于古代制瓷手工业，一是解决了烧制过程中所需的大量燃料的不足，二是解决了柴烧燃料中燃点低，耗资量大的难题。柴烧燃料若要达到坯胎入窑后所需的千余度的高温很难保证，即使达到了，由于柴烧的燃烧速度快，难以持久。而煤炭作为烧瓷业的燃料，不仅燃点高，且燃烧时间持久，特别是对坯胎入窑后所需的高温具有长久的保持性。窑工在控制温差方面也能较好掌握。因此，鹤壁集地区的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无疑为鹤壁集地区制瓷手工业再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制瓷工艺技术更趋完善。
60年代初期，我省文物工作者在位于鹤壁集西北部的古楼河村附近发现了一处北宋时期的采煤遗址。经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了矿井、排水井、巷道等遗迹，同时，出土了一批与当时的采煤生产、运输及与生活有关的各种遗物30余件，除当时生产、运煤使用的条筐、辘轳等遗物以外，余皆为瓷器，这些瓷器，以白色釉和褐色釉为主，少数为黑色釉。白瓷碗、盘的胎骨较薄，釉面细腻光泽。褐色釉和黑色釉器物胎厚质坚，与鹤壁集窑北宋早中期地层所出遗物相比较，其器物的造型特征，釉色与胎质十分接近，均应为鹤壁集窑烧造。可见，鹤壁集地区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仅促进了北宋时期各项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与使这一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技术受益匪浅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从采煤遗址规模、开采面积及采煤技术、井下通风设备诸角度看，鹤壁集地区的采煤史早于北宋是可能的。
二、鹤壁集窑的起始与走向繁盛的社会环境。
（一）初始阶段的鹤壁集窑
鹤壁集古瓷窑遗址，就发掘所获的地层资料看，始于晚唐、五代无疑。但从历次的发掘情况看，这时期的遗迹遗物发现的数量与面积却为数不多。为什么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在起始后却不能得到持久性的发展，究其原因，应与晚唐时期的政权废颓、社会动荡不定以及五代时期的地方军阀割据、民族分裂紧密相关。晚唐，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昏庸，地方军乘势作乱。安禄山在北方的叛乱把唐王朝的统治集团推向了接近灭亡的边缘，极大的削弱了统治集团对地方的控制权利。而地方的割据力量持续膨胀，出现了藩镇割据的社会局面，导致了在今河南省黄河南北一带野兽出没，“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凄惨景象。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频临崩溃。处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的地方经济则更是举步维艰。作为民间经济形式的鹤壁窑，它的初始所遇到的是残酷打击，根本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进入五代时期，由于各统治集团统治区域均在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一带，加之地方豪强割据势力的加剧，土地的不断兼并，战争延绵不断，农业和手工业在混乱的北方很难得到恢复。五代时期的统治集团在北方的统治，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昙花一现，它们的分裂统治思想与广大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可能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时期。这在鹤壁集窑的内涵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反映。从已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可以看出，它们的文化面貌变化不大，其发展也十分缓慢。
（二）北宋时期的鹤壁集窑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
北宋时期的鹤壁集窑，经过晚唐、五代时期的缓慢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依据已发掘的地层资料，与晚唐、五代相比，其文化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制瓷工艺发展十分迅速。这与北宋王朝民族统一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的统一措施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博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顺应了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渴求统一的思想，为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过“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一系列的改革，广大民众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而手工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很快地发展起来。另外，北宋时期改变了唐代工匠受政府控制较严、每年要向官府应役二十天的做法，将其改为召募。虽然个别也要被官府“拘役”或“纠差”，但与唐代以来控制相比，还是比较宽松的，这是促进北宋手工业趋向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北宋各个方面的系列革新，当时的矿业、造纸、纺织、制瓷等都显示出了自身的活力。特别是制瓷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发展尤为迅猛。在众多的民间瓷窑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不少以专供宫廷御用的宫窑。可以想象，北宋时期制瓷工业，一经复苏，商业化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鹤壁集窑在强烈的竞争中也不甘示弱，在传统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广泛吸取其它窑口的工艺技术，以加强和弥补自己在强烈的竞争形势下的薄弱环节。这时期的鹤壁集窑在传统的白釉器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刻花、剔花、绘画等新工艺。
三、宋金时期的鹤壁集窑进入了全盛的发展时期
鹤壁集窑经过晚唐、五代的起始，北宋初期的初兴，到了宋金之际，进入了全盛发展阶段。历次的发掘工作表明，这时期的文化层次堆积丰富，出土文物品种繁多。器物虽仍然以实用的碗盘为多，但新的器形大量出现，如盆、壶、灯、炉、瓶枕等。玩具类、娱乐类器物遗址中不断被发现，如瓷人、马、羊、鸡、猴、俑、铃铛、哨埙、象棋、围棋、骰子、骨牌等。可见这时期的鹤壁集窑十分注重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产品更具备了商品市场的适应性。作坊规模在产品的质量、数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发展速度展异常迅猛。在鹤壁区域范围内发现的30余处古瓷窑遗址中，寺湾、寨前、耿寺等遗址，烧造时间的上限均可追溯到宋金时期，个别甚至更早，因而，鹤壁集窑作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附近的其它窑口的制瓷生产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一）宋金时期的文化内涵
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鹤壁集窑进行了发掘。发掘地点位于遗址的南部的柏灵桥北侧，分东西两区，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清理发现了一座残窑和作坊遗址，出土残破、完整器物3700余件，收获极为可观。但由于受发掘面积限制，虽然在初次揭示鹤壁集窑遗址的地层关系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金代文化的面貌尚未被揭露出来。
鹤壁集窑是否有金代文化存在，作为一个疑点，与河北观台窑、陕西铜川窑作比较，我们认为应该存在。而早在1955年4月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莅临鹤壁集，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考查时，在采集的器物标本中确实发现了数块属于金代时期的釉上加彩瓷片。这使当时人们为之惊喜。但终因没有地层资料，是否为鹤壁集窑所烧制，不敢定论。1978年鹤壁市博物馆配合“工农干渠”水利工程的考古发掘，为鹤壁集窑金代文化的存在，揭示出了极为可靠的地层发掘资料。发掘地点位于鹤壁集遗址的西部羑河南岸的龙家附近，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开探方三个，其中清理残窑基一座。出土残器物7000余件，获得地层资料四层，整理发掘简报中将其分三期，其延续年代约与1963年发掘西区相当。
第一期，相当于上述西区的第四、五段，以碗盘类为主要器物，豆青釉多于白色釉，黑釉器不多见。器形单纯。碗为敞口斜壁。内底平坦，圈足较低，盘多折腰，器底与碗类相同。可见到或五枚或六枚的长形支钉痕。已开始出现胎装饰，仅在碗盘器之内底部作草草几笔的篦划纹。其制作特点是，成形的素胎着化妆土后划出所要表现纹饰，然后施釉，使露出胎骨的纹饰与化妆土形成明显的反差，以突出表现纹饰，另外，在器形方面出现了将碗盘的口沿划分成若干等分的现象，形成葵瓣口。
第二期，约相当于1963年发掘的西区的第五段和第六段之间，该期无论是器物的变化，器物种类的增加，以及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都表现得十分活跃。而这次发掘出土的绝大多数器物均出于该期，器物以白釉，黑釉居多，酱釉，黄釉次之。多数器物釉色莹润光泽，器胎细腻质坚，较第一期更加纯净致密。器物造型美观，制作规整。在器物的胎装饰方面，篦纹刻花得到了保留且有所发展。常见的有刻花、划花、绘花等，其次有印花、加彩、凸线纹等。后者在整个器物群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其制伯工艺是十分复杂的。产品趋于多样化，除碗、盘、盆外，尚有瓶、壶、盂、罐等物。碗盘类器物变化的显著特点是，折肩折腰现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弧壁弧腹。烧造工孱方面，支钉烧造继续延用，但主要使用白釉类的碗、盘。覆烧技术已大量运用，主要使用于一种内白外黑的天目釉的碗、盘和部分白釉克，砂粒垫底烧造现象在个别器物的足部和内底也有发现。此外，还见有一种于碗的内底部刮一周呈环状的“砂圈”，但仅见一种施酱色釉的盘类，数量极少，是否为其它窑口的“砂圈”烧制工艺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期，约相当于1963年发掘的西区第六段第一层（内容详见后文：元代时期的鹤壁集窑）。
宋金时期的黑釉器，多年来的多次发掘均有大量出土。其中1978年以罐类为最多，1982年则以芒口状的内白釉、外黑色的天目釉为最多。另有部分盂、瓶等。所见的这时期的黑釉器，一般较薄且极匀称，釉色黑中泛褐红色，釉面光亮可鉴人影，所谓的玳瑁班、兔毫花、没滴等窑变工艺在这些器物中均有所见。由于制作精湛，其它釉色均不及。由此可见，鹤壁集窑至宋金之际，对黑色釉的制作工艺技术掌握的是相当成熟的。特别是凸线纹罐，瓶的凸线装饰，常见的装饰技法两种，一种是在罐的外部均匀地满饰上下垂直的竖凸线，一种是将垂直的竖凸线分组，以每组三条，均匀地饰于器腹，一般罐类的竖凸线上饰至肩部，下饰至足部；瓶类一般在饰至颈部以下足部以上。凸线部分呈金黄色，仅施以透明釉。黑黄分明。独具匠心。这种凸线纹罐的装饰技法，在山东磁村窑第五期的金代地层中也有发现。
（二）宋金时期鹤壁集窑的装饰手法
宋金时期鹤壁集窑除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以外，彩绘装饰亦十分突出。
刻花、划花类，主要表现在碗盘器的内底部，盆类器也见有刻花，但为数极少。如196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发掘所见I式盆，器表施黑色釉，内满施黄釉。盆的底部刻有莲花，下面边沿还有水浪纹，内壁刻有三组花卉。花纹匀称，笔法流利。而这种刻花工艺表现在器物外壁的不多见，所见到的多为瓷盂、器盖、瓜棱壶等，碗盘类所见甚少。但笔者参与的1991年配合鹤壁矿务局一矿新建住宅楼工地的发掘，在一口废荒的水井中，清理出一件白釉大碗，出土时已残毁。敞口、弧壁、圈足、通高12.4厘米，口径31厘米，内外通施白釉，碗的外腹刻有花瓣对等的莲花纹，笔法洗练，线条流畅，而内腹部则素无装饰。
彩绘类器物，主要反映在碗、盘、盆、瓷枕、瓷灯等器形方面。彩绘的内容以人们常见的花草、飞鸟、鱼鸭、人物民居等画面为主，瓷枕是整个绘花器类中的精品。就所见的彩绘瓷枕中，以1963年发掘出土的I式枕、1973年在鹤壁集征集的白釉童儿戏莲枕以及1985年鹤壁矿务局四矿新建信宅楼工地发掘出土的金代卧虎枕最具特色。它们集中地反映了鹤壁集窑宋金时期的彩绘瓷的制作工艺和绘画风格。其画面内容洒脱自如，生动活泼。如I式枕，枕面作椭圆形，残长18厘米，残宽15厘米。枕面中间为一座单檐四阿顶式的厅堂建筑图案，屋顶覆盖仰复板瓦，瓦垅清晰，中间起脊。正脊中段设有葫芦式宝瓶，左右两侧各设兽一只。宝瓶与两侧兽尾由拉链牵联。正脊两端饰以鸱尾，尾尖内翘，垂脊各设三兽。挑檐悬有风铃。正面中间置门，两侧为透雕阁扇。两扇门上皆绘有铺首衔环，门面饰有四行门钉。房前临河，房左河中绘有一木船，船上有桅杆和船仓，一人作以篙撑船；房右画有一苍劲的古树，房顶掩映于树荫之中。
童儿戏莲枕，系1973年6月鹤壁集一农民所捐献，现藏于鹤壁市博物馆。依其器物特征，彩绘风格判定，应属于北宋晚期鹤壁集窑的产品。瓷枕通体施白釉，枕面中间内凹，周围各立面均绘有赭色带状卷草纹，枕面以粗细相间的赭色线条作八棱形边框，内绘人物风景画。画面主题为两儿童行走于采莲的途中，前者左手持莲蓬，右手做托状，面向后与后者对话；后者左手拿莲子，左手持两片荷叶，面露微笑。两人尽情玩耍，无拘无束，儿童的天真稚嫩尽展现于整个画面之中。人物左侧，小溪流水潺潺，溪间莲花，水草浮漂于水面。右侧垂柳随风飘杨于童子头顶。晴朗的天空中，两只蝴蝶飞舞。整个画面，人物刻划细腻，形象生动逼真。特别是人与自然景象的合布局，恰到好处，具有强烈的写实性，代表了鹤壁集窑民间艺术的工艺风范。
卧虎枕在遗址中发现的数量十分有限。1963年的发掘发现两件，在整理归类中将其中一件形制较小的小虎枕列入玩具类，虎作伏卧状，出土时已残缺。虎身施粉红色釉，脊背向两边有竖道黑彩条斑，以示虎纹，头额部有黑彩“王”字，颈部有一小圆孔。残长8厘米，身高3厘米，这件瓷枕，从形制看，确实不具有实用性。另一件卧虎枕，《简报》中将其列为II式，残长26厘米，高9厘米。枕面中间微凹，施浅粉黑彩。腹壁饰水波纹，釉下敷粉地。上述瓷枕，因当时未确定金代地层，将此均归入北宋晚期。根据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以及金代文化层的确立。属金遗存的可能性极大。1985年鹤壁矿务局第四煤矿新建住宅楼工地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典型的金代虎纹瓷枕。这次发掘的地层关系十分简单，元代层直接覆盖在金代之上，以下不见宋代遗存。瓷枕长34.2厘米，宽17.8厘米，高8—10厘米。虎姿蜷曲伏于地，前爪直冲于头下，张口怒目，虎尾盘收于身之左侧。周身以浅红色釉作衬，虎斑作黑蓝色。虎背呈椭圆形枕面，中部下凹，施白釉作底衬，中部绘一古钱纹，边沿四角饰以卷草花卉，外缘绘曲线纹。这面瓷的造型艺术在于着意刻划出了虎的威猛，但在表手法上，却流露出了虎的温顺。与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一面金代鹊鸟纹虎枕有诸多的相同之处。
鹤壁集窑彩绘瓷的迅速崛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鹤壁集窑不具有宫窑的性质，所以，在制作和绘画方面可以随心所欲，没有宫窑的许多条条框框的制约；二是以器物的实用性为主导，以朴实的绘画艺术烘托器物的美感。以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三是反应在器物之上的绘画图案构图简练，笔法流畅，写实性强烈，具有雅俗共赏的特性，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四是广泛地吸收了磁州窑的绘画工艺，形成了较大磁州窑系的制作风格，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此外，在器物上题写吉祥语，书写姓氏等也是这时期鹤壁集窑的一大特点。由此不难看出，鹤壁集窑与当时各地的窑口一样，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
（三）鹤壁集窑的印花瓷与钧瓷
有关鹤壁集窑宋金时期的印花瓷与钧瓷，据1964年的发掘资料，这次发掘的西区第五段发现了印花工艺，所见器物为一白釉瓷盘，《简报》中将其列为I式盘。盘径15.8厘米，高2.4厘米。盘口呈葵瓣形，内壁菊花瓣纹一周，盘底印有鱼藻纹。在残破的盘底，尚见到鱼三尾、鱼头、鳞甲、尾翅清晰可辩。这件印花瓷盘的时代实际应属金代，这在1978年的发掘工作中获得的大量金代资料中已得证实。鹤壁集窑印花瓷制作技术到宋金之际，不仅已出现，并已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整个鹤壁集窑目前发现的印花器数量为数不少，有碗、盘、洗等残片，产品质量精湛，工艺技术超常，器胎洁白细腻，器壁个别薄如蛋壳，造型精致美观。印花的图案有鱼纹、回纹、草木、花鸟等。1978年的发掘，与印花瓷同时出土的还有规整的薄胎泥匣钵。并偶见有粘结的印花瓷片，这更加说明这类印花细瓷确系鹤壁集窑制作和烧制。
钧瓷在宋金时期鹤壁集窑讲多的产品中是否存在，经过近一期间对鹤壁集窑所作的工作，我们认为是存在的。1982年8月，在遗址西侧的羑河北岸鹤壁矿务局一矿新建住宅楼工地的发掘中，元代层之下的二层白色煤渣堆积层中发现了釉上加彩瓷片的同时，发出了为数不多的钧瓷残片。就其形制特点看，均为碗类，可辨出出器物部位的口沿、碗底等。与一层的元钧相比较，无论是器物的胎质以及施釉工艺和造型，均优于元钧。其特点是制作规整，器物釉满施，釉面较薄，无流釉痕迹，且釉色莹润，与元钧的制作特点具有明显的不同。可见《中国的瓷器》一上层论证鹤壁集窑金代出有仿钧瓷的说法是正确的。由于钧瓷是北宋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创造与突破，一经出现，就博得社会各阶层的赞赏，对其它诸窑口的影响非常深远。鹤壁集窑钧瓷的出现，有力地说明了自北宋中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陶瓷工艺技术的提高，中原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更加繁荣昌盛。各窑口之间，特别是民间瓷窑业，扬长避短相互促进，相互竞争，把中原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四、元代时期鹤壁集窑
鹤壁集窑经过了宋金时期的昌盛阶段之后，进入元代总的趋势是已开始衰落。其发展变化的特点是，器物造型和制作工艺给人一种造型呆板，胎质厚重的直观感觉。这时期的仿钧瓷已成为主流，但宋金埋藏传统制瓷工艺还是得到了大部分保留，并有所发展。
（一）鹤壁集窑元代时期的遗物面貌
鹤壁集窑元代时期的产品，白釉器已不占主导地位。所见到的白釉器多数仍以彩绘为主要内容，其彩绘的装饰水平仍不失宋金时期的技术熟稔、色彩悦目之特点。然而以整个元代文化层出土的器物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的衰落变化：其一、常见的碗盘类，器胎较前其期普遍增厚；其二，器物的釉及施釉工艺粗糙，釉面厚重，透明釉不明显，釉面税落现象严重；其三，器物无论大小，均胎质精疏气孔较多，其四，所使用的瓷土均没有经过严格的过滤、筛选。
这时期的器物与宋金时期的器物相比，宋金时期的白釉面一般无裂纹，而元代的光亮白釉面都有细裂纹或冰裂纹，胎质一般都比较差，胎中有的带有较大黑或红色颗粒。在白底黑花方面，不仅继承了前期的装饰技法，而且在绘画、题字、书吉祥语的基上发展到器外题诗，已发现的诗句有唐李白的《宫中行乐词》第二首：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锁鸳鸯……的前四名，以及贾岛《题李凝幽君》中的“鸟宿林(池)树，僧敲月下门”等。也有反映当时社会风尚和官场失意的诗句。如：“……春风散……州烟景儿……浑似玉……祺沽酒……水钓鱼……红尘鞍马记(几)时休”，似为七律一首，反映了当时人们厌恶战乱、祈求太平的呼声；“昨日西风烂慢秋，今朝东岸垂钓，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流“，把在官场失意的心态反映得淋漓至致。
鱼藻盆作为元代绘画器物的大宗，大磁州窑大量被发现，而鹤壁集窑有自己独创的一面。这类鱼藻盆，一般呈平沿凸唇，斜壁平底。个别的外底部上凹，呈壁形，绘画特点，或在器腹内壁绘以盛开的莲花，底部绘以单鱼或以鱼，鱼纹间漂浮以水草，或仅华以鱼纹，器腹内壁素无花卉，与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出土的鱼藻盆有相同之处。这种虚实相间的绘画表现手法，虽不见以水波纹作衬托，但整个画面却给人一种静中有动，盈水鱼游的艺术效果，再一点，鱼与余字偕音，大是量鱼纹的出现，寓意着时人渴富足、丰裕的美好愿望。
(二)钧瓷的大量仿烧是鹤壁集窑元代时期的最后一次烧制高峰
仿钧瓷作为元代鹤壁集窑的主要遗存，也是鹤壁集窑的最后一次烧制高峰，这点在鹤壁区域其它窑址的内含物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如在已发现的30余处古瓷窑遗址中，绝大多数仅烧制钧瓷。说明钧瓷的工艺技术进入了鹤壁集窑的烧制时期，也预示着鹤壁集窑进入了它的尾声阶段。这些烧制的仿钧瓷的产品，以天蓝釉为主，间或见有乳黄、豆绿等釉色。器物大部分胎质细腻缜密，釉色光泽明亮，基本上保持了宋代钧瓷的工艺传统。部分器物也存着胎骨厚重、施釉不匀、釉滴痕迹严重、窑变工艺呆板等现象，与宋钧相比，紫红斑状的窑变，失去了所谓的玫瑰紫、海棠红等美丽的色调，就所见的器物形制及特征来看，产品主要从经济、实用、大方等角度出发，为满足附近民间的使用。
鹤壁集窑元代仿钧瓷的大规模烧制，有以下两点背景。首先，由于北宋时期的钧瓷已负盛名，风糜一时。金人占领中原，宋室南迁，然而钧瓷生产相继复兴，到了金元时期，各地竟相仿烧，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如这时期鹤壁集窑周围的安阳、林县、浚县、淇县、焦作等地，深受仿钧之风的影响，其次是经过宋金和金元战乱之后，宋代钧瓷的影响波及很广，当时各窑口的竟相仿制。除了继承宋钧的传统制作工艺，加上原有瓷器工艺的综合运用外，对元代仿钧器的生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鹤壁集窑仿钧瓷的烧制，在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原地区的钧瓷复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钧瓷的大量烧制也与中原地社会各阶层对钧瓷的厚爱是分不开的。
五、鹤壁集窑终烧的原因
鹤壁集窑自晚唐五代的兴起，直到元代的衰亡，无不与各时期的社会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元代，由于统治集团是代表蒙古贵族阶级利益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给当时的手工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由于蒙古族贵族统治集团受原始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大量人民沦为奴隶，手工业工人变为工奴，这些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在对外战争中，把工匠作为俘虏的对象，或分配给政府和贵族使用，或被编配到军队中做军匠，生活待遇低下而悲惨。虽然当时的手工业机构非常庞大，而生产力却十分低下。民间手工业尽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有极强的生命力，但在诸多方面还受元朝统治者的摧残和制约。
占领中原后的元朝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废颓，各地反元的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尽管统治集团四处派兵驻守，以加强其统治力量，但是反对元朝统治的农民斗争始终没有间断，如公元1278年（至元十五年）山西平阳（今临汾）李二“谋乱”。公元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河北任邱县李移住“谋叛”。如此等等，无不反映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人祸延绵的同时，天灾也不断出现。据元史所载，从公元1324年（泰定元年）开始，河决，山崩，大旱的记载史不绝书。天历年（公元1329年），河南府路饥、饿者死一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当时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更是严重，“昔日耕桑，变成草芥”，“道路榛塞，人烟断绝”；万民逃难者四处可见，民居城池皆废墟。就连效忠于元朝统治者的邱处机，也不得不承认，“百万生灵中，逃脱杀戮的没有几个，十家房舍，九家被毁”。明朝立国之初，鉴于元朝时期的统治，社会经济凋敝的状况，极不利于明王朝对中原的控制；加上南方地区当时的战乱较北方地区缓和的多，中原人口的南迁，特别是手工业主的南迁（包括民间工匠的南迁），对明朝恢复中原的社会经济极为不利。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明代曾先后有六次大的迁民，以充实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据鹤壁地区的民源调查，多数村庄均认为来源于山东洪洞县老槐树。历次的文物调查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的迁民性碑刻，如峙弯村《李氏坟茔碑》、将军墓《刘氏祠堂碑》、《鹤壁集赫连氏墓碑》、胡家嘴《傅氏家族坟茔碑》等，不仅说明了迁民的时间、地点，也佐证了鹤壁集窑终烧于元代的根本原因。
摘自《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