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瓷窑不是很多，目前发现的瓷窑主要集中在辽五京地区，发现烧造三彩器的有4处。其中辽上京的林东南山窑是辽晚期的民窑，以烧制三彩釉陶器为主，但产品质量较差，所烧三彩器胎质细软，均作淡红色，胎上挂化妆土，釉层易剥落。辽中京的赤峰缸瓦窑窑场大，烧造时间长，是辽代较为重要的一处瓷窑，所烧三彩及单色釉陶器胎质细软，多呈砖红色、粉红色或黄白色，上白色化妆土，挂半釉，以海棠盘、花式盘、方碟、执壶等契丹风格的器物多见，三彩釉为黄、绿、白三色，娇艳光洁。东京地区的辽阳冮官屯窑也烧少量的三彩器。南京地区的北京龙泉务窑是仅次于赤峰缸瓦窑的辽代第二大窑场，始烧于辽早期，所烧三彩器釉色以黄、绿两色为主，黄色泛赭红，地域特征明显。龙泉务窑另有琉璃窑，生产的琉璃佛像制作精细，独具特色。
大同为辽的西京，制瓷业较为繁荣，目前发现的辽代瓷窑遗址有大同青瓷窑、浑源界庄窑。大同青瓷窑位于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东山坡下，窑址范围不是很大，主要烧制黑釉粗瓷，釉色乌黑，产品有缸、罐、瓶、鸡腿瓶等，装饰手法以剔划花为主，始烧于辽代晚期 。浑源界庄窑规模较大。界庄地属青瓷窑镇，位于浑源县城东南。浑源窑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之后，著名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李知宴先生相继做过调查，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又进行了全面调查，并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据调查及发掘资料得知，界庄窑分唐代窑址及辽金窑址两处。唐代的界庄窑址地处界庄村西南，主要烧青瓷、白瓷、黑瓷、绞胎器及三彩器等，是唐代烧造三彩器最北的一个窑址。辽金界庄窑址位于界庄村东北的一个山坡上，主要烧制白瓷、黑瓷，细白瓷受定窑影响较深。装饰手法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和剔花，黑釉剔花器是雁北地区最精的。考古发掘目前尚未发现辽代的窑炉，但从界庄窑采集的大量白釉剔刻花、黑釉划花、黑釉剔刻花瓷片从装饰手法到花纹内容都与大同等地辽墓或辽代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可以肯定为辽代烧制。
大同的制瓷业有很悠久的历史，界庄唐代窑址釉色多样，器物品种繁多，而且窑场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辽史·萧阿古只传》记载：“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王郁传》载：“天赞二年，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赵，攻下磁窑务”。从这些史实可以看出辽初战事频仍，百业凋闭，大同的制瓷业也受到严重破坏。这也反映在墓葬中。大同军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合葬墓是辽乾亨四年（982年）的壁画墓，为早期辽墓。墓室规模较大，随葬品二十余件，以陶器、铁器为主，无一件瓷器。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同为辽早期墓，除随葬早期墓常见的陶质喇叭形器外，还发现一件釉陶碗，黄褐色陶胎，有化妆土，施青色半釉，也没有瓷器随葬。在大同已发掘的众多晚期辽墓中，则显现出以瓷器为主要随葬品的特点，而且这些瓷器中的大部分从成型工艺到装饰手法均与青瓷窑、浑源界庄窑辽金窑址所出标本一致，这与这两个窑始烧于辽晚期的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
前述三彩器除辽三彩枕为社会捐赠外，其余多出土于晚期辽墓。辽三彩划花纹碟、辽三彩碗1956年同出于大同机车厂辽墓，它们的胎质、装饰一样，但三彩碗釉色光亮且无剥落现象。辽三彩刻花碟1966年出土于大同机车厂另一座辽墓，它的胎质、器型、纹饰、釉色与前述三彩划花纹碟类似，应为同一时期同一窑口烧制。辽三彩三联壶与辽琉璃三彩缠枝花棺出土于大同马家堡辽墓，同时出土的有白釉碗、白釉注壶等，综合其它特征可知这是一座辽代晚期墓葬。大同地区目前发掘的辽墓均为火葬墓，用以盛敛骨灰的葬具呈现出多样性，出土葬具以长方形石棺最为多见，另有白瓷罐、陶罐、梯形石棺等，琉璃棺少见，只大同马家堡另一座辽墓曾有出土，形制、大小、纹饰均与此琉璃三彩缠枝花棺相似。辽三彩三联壶制作精细，造型别致，釉色莹亮，与馆藏其它三彩器不同的是它的胎质呈浅红色。此墓同出的白釉注壶胎质细腻，小口带盖，盖顶有盘曲而卧的狮形纽，是辽瓷中的上品。马家堡辽墓为壁画墓，墓室规模并不大，但上述三件随葬器物却异常精美 ，应该不是本地瓷窑所产。从器物特征看来源于赤峰缸瓦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的可能性更大。三件虎俑出土于大同市上皇庄劳教学校辽墓，两个独立的虎俑施绿釉，双虎俑在虎的颈部施有黄釉。同时出土的有7个瓷质羊俑和一件白釉褐彩罐，羊俑手捏成型，施白釉，羊身上点绘褐彩斑。白釉褐彩罐直口，双耳，鼓腹，施白釉，耳部及腹部绘褐彩。两者从胎质、釉色及褐彩的色泽都很相近，应当是一个窑口的产品。同样的标本见于浑源界庄窑，窑址采集到的是在圆形饼上站立了4只羊，同样是手捏成型，白釉褐彩，造型釉色一致，可以肯定瓷羊与白釉褐彩罐为浑源窑烧制。
大同博物馆藏辽三彩器多出土于大同地区的辽代墓葬中，这几件三彩器从胎质胎色到装饰手法各具特色，又与周边瓷窑所烧三彩器的特征不尽相同。大同青瓷窑与浑源窑都没有进行过完整科学的发掘，考古资料严重不足，目前尚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