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著名陶瓷艺术家书画家中国壁画学会理事，山东省壁画研究所副院长淄博市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最具实力的陶瓷艺术大师。
朱一圭淡出中国陶瓷艺术名利场已经多年。2016年8月23日，中国陶协发文，隆重表彰“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并与9月6日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颁证大会同期颁奖。77岁的陶瓷艺术家、书画家、新中国美术陶瓷最具个性、最有影响力的开创人之一朱一圭先生获此殊荣。这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盛誉，是对北国陶苑所有艺术家的褒扬，是整个“陶琉古镇，美食博山”的集体荣耀。
当一切嘈杂尘埃落定，真正的艺术文化行为注定要沉淀为历史记忆。只言片语无法穷尽朱一圭七十余年的艺术道路，蛋壳黑陶的复原、鲁砚的复兴、黑陶彩釉创作特别是高温窑变彩釉壁画的推广，被公认为朱一圭对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四大贡献。
实话说，朱一圭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性情，他最适于某个契机的引发，一头扎入未知的领域，默默无闻地探险、实验、创造。创造之后，又回到原点，等待下一次灵感的到来和激发。他不肯守着老一套而不进取，不屑于拾人牙慧，更不擅借助某种外因窃得虚名，他的眼中总是一片又一片亟待开发的疆界、一个又一个需要真相的命题，这，源于他对艺术文化的敬畏。隐匿于北方陶镇最旮旯位置，却与美术院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毕生神交于法国后印象派，朱一圭的思考便远离了世俗。这种思考有时是孤独的，却成就了朱一圭的独特贡献。
1981年年底，省领导高启云点将朱一圭到济南复制蛋壳黑陶。济南市博物馆向他开放了全部库房。把自己埋在蛋壳黑陶碎片里，一呆就是六个月。每天就是手持放大镜，翻看蛋壳黑陶碎片。新石器时代，人们倾其智慧制作一件蛋壳黑陶器物，主要功能还是作为礼器，连通天地诸神、史前氏族先贤。研究蛋壳黑陶，是在穿越数千年近万年的时间隧道，揣摩古人的社会心理，对话古人的精神世界，探究古代华夏民族的精神之源，这让朱一圭不能不全身心投入。首先，朱一圭浏览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包括胶州湾地区出土的所有蛋壳黑陶残片，发现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最为精细，佐证了“舜耕历山”之实，历山所在的济南地区当是虞舜时代的文化中心，朱一圭把目光聚焦于章丘城子崖。
夜以继日，朱一圭的大脑悉数被支离破碎的陶片所充斥。每一片残器的信息，都与朱一圭的认知和经验对接、碰撞，突然，朱一圭被一个奇特的现象惊愕了，所有的蛋壳黑陶残片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黑陶残壁不同弧度的转折处，呈现明显的两层台阶状态。朱一圭一阵惊喜，蛋壳黑陶成就于注浆工艺——先素烧一个泥胎作为模具，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注浆，迅速倒掉多余的浆料，然后干燥、烧制定型。这样的工艺就形成了今天见到的模样：器物腔壁转折放开位置，因泥胎胎壁较薄不吸浆，泥浆飞薄便凝固定型；而转折收紧位置，因泥胎胎壁较厚，特别吃浆，因而变得相对壁厚，一下子破译了蛋壳黑陶至薄若蛋壳的成型机理!
这一发现，让我们窥见了中华民族的惊天智慧，是对学界认为蛋壳黑陶先注出一个坯器、然后对外壁旋转刮磨成型的重要更正，也否定了民间以为蛋壳黑陶源自手拉胚的臆想，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对中国陶瓷注浆来自日本之说的彻底颠覆——凡注浆就须有模具，模具的出现必然会导出注铜工艺，蛋壳黑陶注浆成型，当是我国青铜时代来临的先声。
接下来就是复原。朱一圭发现蛋壳黑陶所用的粘土经过淘滤，呈现为极高的密度，现有材料则不行，于是他以含铁量较高的石头，研磨成极细的粉末，与黄土合理调配；蛋壳黑陶除了陶器坯体呈黑色外，还有其标志性的黑亮外观。新石器时期先民显然已掌握了独特的炭熏方法。是高柄蛋壳黑陶柄上的镂空花纹，给了朱一圭启示。这是一种美学装饰，更是一种均衡熏黑的专用技巧，他把烧陶的匣钵壁上钻通无数孔洞，将粟米米糠填充在胚器与匣缽之间，获得了黑亮如漆的蛋壳黑陶。朱一圭说，那种质感，比当今的无光釉还要精美。
馆藏蛋壳黑陶残器中，仅各式各样的杯子就不下百十种，仔细端详，其造型竟有很强的现代感，与当代欧洲的顶尖陶瓷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这些精美的好东西沉睡在库房里真是可惜。他要让这些瑰宝面世。杯子残器只要有半只，朱一圭便复原成一个整体，把它描摹下来，绘制成图示，受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教授、著名陶瓷艺术设计家张守智的高度评价。张教授说，如果有更多人来研究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中国陶瓷发展将不是这个状况。
朱一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器型做了一批杯子。美院的专家们见了，简直欣喜欲狂。中央工艺美院教授、国徽设计者高庄，攥着蛋壳黑陶杯爱不释手，朱一圭要送他一只，高庄却坚辞不受，说，我要这只神器一般的蛋壳黑陶，成为心底最深处的记忆。
现在，朱一圭还在不时回味自己蛋壳黑陶研究的各种原始资料，几百种出土器物的临摹、还原图，他要在别人需要时，以一个陶者的身份与人分享。分享，在朱一圭的词典中，是对自己最高的奖赏。
鲁砚，古称青州砚，因青州治地在淄河流域，又称淄砚。宋人李之彦《砚谱•端砚》曰：“苏公易简云：柳公权论砚，青州石为第一。”宋代高似孙《砚笺》指出，淄砚产于“金雀山”“石门涧”“长白山”等地。“金雀山”在今博山安上村倒流河一带，“石门涧”，即今博山石门十八盘峡谷……六七十年代，因学问获罪“反革命分子”的朱一圭，被迫离开他珍爱的画案、窑炉。上山劳动之余，他看到山岭河谷，遍布五颜六色的石头，何不借罢黜反省之机，进行一次山野考证，以再兴鲁砚呢？是时，文革风头正盛，在民间，包括砚文化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都被视为“四旧”扫地出门，在时代逆流的淫威下，人们谈虎色变，制砚和砚文化研究更是无从谈起。朱一圭相信文革不会无休止地持续，百废待兴定为期不远，私密地进行鲁砚起源地的相关考证正逢其时，还能逃避被批斗的屈辱。
再兴鲁砚，还源于解除一个人的疑惑。朱一圭的姨表哥、版本学家路大荒常说，既然“青州石为第一”，怎又会“淄石号韫玉砚，发墨而损笔”（苏轼《评淄端砚》）？于是，他在上山干活时，留心经过每一块地方，在有石料隐现的土层和草丛处，留下记号。收工后，他翻过一个又一个山梁，刨开土层，挖出石头，在溪水里冲洗干净，仔细察看石头的质地、纹理、色彩，每当选中一块理想砚石，他就乐不可支。
一次，他在博山西山遇到一条溪流，流水中闪烁着光怪陆离的石块，他心中暗喜，顺着小溪向当地人称“十八盘”的山谷走去，用镐头刨着每一道石脉，真的发现了几十种不同的砚石。这就是传说中的“石门涧”。他还经常光顾后峪、安上，在倒流河一带，找到品相极佳的金星石。几年的工夫，朱一圭搜集到了二百多种不同的砚石，足足装满了两大箱。之后，他开完了批判会，便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刻砚。其间，朱一圭还通过省领导的函荐，暗自潜出博山，去大收藏家处遍访名砚，其中在康生那里，见到了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在《砚史》记载的那方赫赫有名的“大瀛海”。这些见识为朱一圭制砚提供了腹中妙想、刀下奇思。
1979年开始，朱一圭携其淄砚制品，两度赴日本东京、大阪展出并现场表演，一时轰动东北亚，多方砚台被高价售出。日本西五财团对朱一圭的制砚、刻瓷崇拜到痴迷，正式挽留他在日本发展，被拒绝。范曾也力邀朱一圭去天津加盟其东方艺术中心。他用实物证明了，发源于原山山脉主峰禹王山的孝妇河、白杨河、淄河、倒流河上游地带，正是最主要的淄砚石料产地之一，其中不乏典型的淄砚色系，夹山红、猪肝紫、荷叶绿、莴苣绿，龙山紫、绀黄、沉绿、三彩、绀青、金星不一而足，纹理自然、质地温润、色泽绮丽而不浮艳，与史书描述毫无二致。之后，朱一圭把自己制作的上百方鲁砚全部送给了青岛的砚友，多数刻有唐代浮雕、纹饰。有人为他抱不平，朱一圭说，这批淄砚能丰富他的著作，支撑他的观点，受到世人重视，有博山砚台已在国外卖到了一方千万，正是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日本之行的影响，开启了鲁砚领域工艺美术大师频出的发端。
朱一圭（后排左三）观摩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作画
黑釉，即铁系黑釉。博山宋代就有著名的乌金釉、雨点釉、兔毫釉、茶叶末釉。但黑釉着彩，却令千百年来历代陶艺家梦寐以求又无能为力。
1975年，朱一圭开始主持在黑釉陶上加彩的研究，团队成员还有山东陶瓷公司的科技人员。一般常识是，瓷与陶的烧结收缩率相差3%，陶上施加瓷性彩釉，门也没有。朱一圭要尝试陶上立粉，通过控制瓷上立粉的釉色厚薄，用以中和陶上的瓷釉收缩，把可在瓷上的立粉立在陶上。方案既出，其他技术人员一致反对，但朱一圭一意孤行，锲而不舍。陶上立粉是前无古人的新事物，必须拿出从未有过的勇气、理念和工具。经过努力，他们首先破解了硅、酸、锌三元素，与三氧化二铁之间的关系。继而，朱一圭又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立粉笔。运用特制的工具，整合了它们之间的膨胀系数，终于在1978年4月取得成功，改写了我国数千年黑釉陶不能着彩的历史，将以往只“供贫且贱者用之”的黑陶货，变成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年轻时的朱一圭绘制鱼盘
朱一圭的辉煌成功，取决于他的实战经验，而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技术人员，则掉进了教条主义的泥坑，他们受益于理论，又最终备受理论的制约。对于这项发明和应用，作家鲍文清说：“用这种特制画笔和毛笔相结合，就可以用色彩釉在陶坯盘上尽情作画了。画翠竹亭亭玉立；画珍禽翎毛纹状清晰，缕缕可辨。这些构图生动，丰富多彩的油画，通过窑火高温烧成时釉色的变化，幻出奇妙的、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有的挂盘，色调庄重、古朴典雅；有的生动活泼，令人生爱。”
黑釉立粉彩陶挂盘一经问世，就被外交部礼宾司定为国家礼品，从1979年起，黑釉立粉彩陶挂盘随着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被带到许多国家，成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 当年，因为这项贡献，朱一圭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开展了窑变花釉研究，并为邯郸陶瓷研究所设计了花釉原始配方，白釉黑彩的磁州窑系，从此有了蓝钧、兔毫花釉品种。邯郸花釉的问世，首先吸引了美术教育家、中央美院副院长侯一民先生的注意。1972年，侯一民去邯郸陶瓷研究所，研制高温花釉在壁画上的应用。研究初期，朱一圭在中央美院见到了侯先生用邯郸技术烧制的两块花釉瓷板画，朱一圭看到了这些成果的问题，一是瓷性釉色与下面的陶版收缩不统一，陶版变形；二是彩釉与彩釉的域边交接往往产生混流现象，使绘制在陶版上的物象失去控制；三是釉彩的种类少，缺少与黑釉造成色阶的灰色釉……朱一圭认为淄博花釉更有优势。侯先生见到淄博花釉以后叹为观止。1973年，侯一民开始介入淄博花釉的恢复与创新，推动了朱一圭高温乌金黑釉立粉彩陶和花斑玛瑙釉的创制。1979年9月，“高温彩釉陶瓷壁画”首次在青岛中山公园问世，标志着中国探索高温色彩分类调配应用成功，高温窑变花釉被山东省政府命名为“鲁花釉”。
“鲁花釉”的成功，开辟了博山陶瓷艺术的新天地。1988年，由侯一民担纲总体设计的深圳“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缩微景区，设计了集泥人张、面人汤与学院派雕塑于一体，不同特色、高低温釉相结合的陶瓷小陶人群像，堪称一项融汇百家的创造。小陶人高的十余公分，矮的四五公分，取自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不同衣冠服饰、不同动作造型。将画稿转化为雕塑实物的任务，别无选择地落在朱一圭头上。绚丽缤纷的色彩，细致入微的刻画，每个小陶人通过朱一圭的描绘，均纤毫毕现、眉目传情。从1988年到1995年，历时七年，朱一圭制作完成了15.6万件彩绘小陶人。朱一圭手下有四位绘彩施釉的女孩，被侯一民誉为民间可遇而不可求的四支生花妙笔，嘱咐朱一圭务必善加保护。安装工作，侯一民、邓澍亲自动手，用水泥把每个小陶人固定在景区，为此，邓先生还脱臼了大拇指。尽管侯一民的水泥足够牢固，这些小陶人委实太招人喜爱了，几年的工夫，几乎被游客偷光。一年前，受侯先生委托，朱一圭又紧急赶制了第二批小陶人1万多件，补充“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缩微景区。有趣的是，缩微景区初面世，某位政界的朋友也悄悄拔回来两件，当面交给了朱一圭：“你瞧，人家南方做的小陶人，就是好看！”
仿佛是某种迟到的暗示，1982年，博山大街出土了大量宋代陶瓷人偶、动物的残片，从中看出，在黑釉陶上加彩，北宋时有过，釉称“花斑玛瑙”，但其烧结后釉彩不化、不润泽等不足之处十分明显。之后，这种带有瑕疵的釉色也失传了。
“花斑玛瑙”的出现，引爆了朱一圭的极大兴趣，接下来，朱一圭始终未放松“花斑玛瑙釉”的复原，并将这一巨大贡献迁移到大型壁画的创作之中。
朱一圭说，玛瑙釉是北宋时候的一种釉色，只要用三氧化二铁，就会出现玛瑙釉。玛瑙是自然形成的。大自然火山爆发，主要还是铁的成分为主。玛瑙釉主要还是加氧化锌、氧化锡这两个东西，锌，锡，铁，它吸它，它吸它，最后形成这个效果。火达到一定程度它就变化，它吸它的颜色，它吸它的颜色，氧化铁加上氧化锌，就变成蓝，蓝调子。加上氧化锡，就变成黄，产生出一个暖调。全国的柴窑，官窑、定窑，实际上就是氧化锌，氧化锡，还有氧化铜，这几个材料相互吸收，变化出来的釉色形成的。尤其是北宋博山这地方，为啥能出来玛瑙？为啥出的那么好？就是因为这里有炭，这里的炭不值钱。烧炭而不是烧柴，温度高，形成博山玛瑙釉。铁不是黑嘛，就出那些黑斑点，可是那时候有个问题，就只出现这三个色，有时出点灰调，就是现在西洋画所谓的中间色——灰。咱们多年单独在这个灰上下功夫，各种各样的灰，终于能烧出高级灰来，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法和咱比的。原因是，咱们这个陶瓷产区，不是属于硅酸盐嘛，其他地方都是单独的陶瓷，没有琉璃，咱们这里有琉璃，一配合就出来了，别的产区要想和咱这里这么全，没有。人们老是不揭这个密，陶瓷里头颜色多，赶不上琉璃多，两下一结合咱这颜色就全了。他们画张法国后期印象派的画，没有那么多颜色，咱这里不用寻找，一兑就出来，经过了火，比他画里的颜色又漂亮了。
朱一圭还说，北宋时候的博山玛瑙釉，还有存世的样品，就是大街南头出土的小陶俑，佛像、观音、罗汉、力士、武士、仙人、仕女、童子、瑞兽、山子等，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对咱是个启发。河南的钧瓷有四个字的特点，叫丰肥匀润。为啥叫丰肥匀润？薄了不出这个效果，我在画的时候就尽量加厚它，咱这个釉色的特点就是厚，在烧成上不和瓷似的那么快，到了一定温度得恒温漫烧，用氧化焰。钧瓷是还原焰，还原焰的颜色看着是挺好，颜色纯度不够。没有法国后期印象派的启发，咱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大量地吸收了人家的长处。那么，为啥咱这里走了这条路？因为咱喜欢印象派的颜色，油画的高级灰，咱这里说出就出来。偏暖的中间色，加上咱们的一点茶叶末，高级灰的颜色就抽出来了。所以说咱有传统的基础，加上现在的审美观，一结合，颜色就丰富了。
舆论一度认为，朱一圭发明了黑陶彩釉、恢复了宋代的“花斑玛瑙”，朱一圭为此声明：黑釉陶彩釉是山东陶瓷公司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发明成果，如果有我的贡献，仅仅是在研发黑陶彩釉、恢复“花斑玛瑙”过程中，在已有的釉色中又独自开发出一种灰釉，充当釉色之间互相搭配的介质，让釉色更加丰富多彩了而已。其实，作为一切釉彩调配基母的灰釉，是一项压倒一切的发明，没有它，就没有黑陶立粉彩釉，就没有后来的高温窑变彩釉壁画新时代!
釉彩调配基母灰色釉色的开发，使中国壁画从此有了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根本特色，也是中国壁画民族特征的根本体现。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著名画家张一民找朱一圭制作第一幅壁画之后，朱一圭把全部的精力投到窑变壁画上了。不久，在著名工艺美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郑可先生的提议下，于1979年建立了壁画制造工厂——圭炎陶瓷艺术研究所。迄今为止，朱一圭的大型高温窑变彩釉壁画，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幅之多。
2004年，中国壁画学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壁画大展，全面展现1978年以来二十多年中国现代壁画创作历程。朱一圭的《高温窑变花釉系列》，以“高温釉立粉斗彩新工艺”获颁工艺成就奖。这件作品，至今收藏于侯先生的工作室。
“创新是必须的，因为时代在前进，要跟着时代的脚步，但是创新必须要有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要先有非常深厚的传统积累才行。真正传统的东西，哪样东西仔细挖掘挖掘，都非常了不起。”这是朱一圭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朱一圭为中国壁画注入中国元素——让高温窑变彩釉壁画，有了基础技术、材料美学的支撑，从而让窑变壁画臻于成熟，使之成为我国在世界文化之林一枝独秀的绘画形式，催熟了又一个民族化、现代化造型艺术形式，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朱一圭是一位伟大的奠基者，没有朱一圭的先期开发，就无法奠定高温窑变彩釉壁画取得成功的先决因素，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有待于后人界定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