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文物考古工作，同样在对定窑学术探讨及研究方面获得了可喜收获。当时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宋以来文人笔记中获取新线索，发现新问题。其二则是以馆藏真品和古定遗址作实地考察分析、论证。最后以事实说话，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奠定了定窑学术研究的基础，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成果。譬如关于定窑生产的上下限问题，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失传于宋，而根据发掘新成果，把下限推至到元。即定窑始烧于唐、兴盛于宋、失传于元的初步定论。其间涌现众多杰出的古陶瓷专家和考古学者：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陈万里先生，江苏吴县人，出生于1892年，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反对以看资料写文章，讲究认真，提倡走出书堆作实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初曾亲临定窑及诸古窑实地踏勘，并发表《邢越二窑及定窑》等。根据实地获得标本进行了综合考证，论述翔实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1985年至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再一次对曲阳定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
冯先铭先生，陶瓷考古学者，1921年出生于湖北汉口，1947年起开始在故宫博物院作研究工作，曾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生学识广博，治学严谨，对定窑研究卓有成效。关于定窑纪年、铭文鉴定以及上下限问题有过详尽的探讨，并曾到日本、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曾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有《定窑》、《古陶瓷鉴真》、《中国陶瓷》等专著。
在定窑工程研究方面，研究颇具成就的当属李国桢、郭演仪的《历代定窑白瓷研究》。李国桢先生为轻工部高工，该书对定窑原料分析及形成风格特点有较深探讨，并对历代定窑瓷的不同配方、成分提出了科学论证，对当代定窑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对定窑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一些博物馆、院及一些学者、专家、教授等。在这方面卓有成效者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杨静荣，历史博物馆李知宴、李辉炳以及北京大学权奎山先生等。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列举。
除专家学者对定窑研究调查并撰成文献外，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曾对定窑进行发掘，对研究定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曾对河北省曲阳定窑遗址即现北镇村通天河西侧等一带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迄今，当地农民仍把发掘过的田地称之为“古瓷地”。根据发掘情况，位于灵山镇西侧的二瓷厂曾进行过试验生产，虽未获成功，然而这确是解放后把考古同生产初步结合起来的一次仿制活动。详细情况见1965年《考古》第八期一《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发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定州出土了两座宋代塔基，并出土了一批定窑盘、碗、瓶、罐等。这些瓷器形制不一，北宋早期居多，对研究定窑造型纹饰乃至纪年考证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定县博物馆曾整理成文，名为《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载《文物》1972年第8期。1985年至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再一次对曲阳定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此次先后持续两年，对定窑遗址附近涧磁村北镇村一带田野进行了有序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标本。在认识定窑形制、纹饰以及黑定、紫定、兔毫方面，提供了新的佐证。遗物现存河北省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内。1997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石家庄市召开，着重对定窑和磁州窑进行研究和学术讨论。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世枢先生作了《定窑考古札记》报告。省文物局还对这次发掘器物进行了编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