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至民国能考证且翔实地对定窑以及中国古陶瓷文化进行研究的还是中国人。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共13卷，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其中对书法、名画、古琴、旧砚以及彝、鼎、尊、壶等珍玩均有涉猎。卷之七为《古窑器论》，比较全面精辟地对宋代定窑、柴窑、汝窑、哥窑以及吉州窑、古龙泉窑进行了论述，言语不多，可谓画龙点睛。其在《古定窑》一节中讲到：“古定器俱出北直隶(笔者注：指河北)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划花者最佳……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
到清代，对中国古陶瓷研究者不少，而乾隆皇帝则属于对中国古陶瓷研究较有成就的一位，对定瓷研究尤其翔实，而且能根据自己的见解提出论据。乾隆皇帝在一首咏定窑碗中有句云：“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至今珍玉润，入夜拟珠光。訾近誉其古，尚圆岂必方。东坡琢红句，想必酌之祥。”乾隆认为定窑红定一说，今时为何未得流传；所谓苏东坡《试院煎茶》中“定州花瓷琢红玉”，“而轼因逞词诩重耶”；或因“当时不过偶一陶制，后遂禁止不作。看来，乾隆皇帝对红定不见传世，表现出很大遗憾。此外，乾隆在把赏这些古定器时，兴致所至，便留诗作。不包括其它窑口咏瓷诗，只定窑咏瓷诗就有32首之多。看来，这个才子皇帝对定窑研究之深，是不容置疑的。到1934年，中国近代古陶瓷先驱叶麟趾先生，为了中国定窑文化的留存和延续，曾实地到定窑考察，故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首次提出定窑遗址在河北曲阳剪子村(涧磁村)，沉睡近千年之久的历史名窑终于被首次披露于世。
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成书于1942年，时住北京，堂号“求难斋”。“定器，均覆烧，故上边口无釉，均罩铜圈以饰掩之。花纹多仿自古铜镜，以牡丹、萱草、飞凤、双鱼之类为多，装饰花纹之法，有划花、堆花、印花、绣花等。”其《瓷器源流》较详尽地介绍了我国古陶瓷概况，并在其鉴定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是融文化、艺术、鉴赏于一编的综合性文献。
清宣统年间出版的《匋雅》初名《瓷学》(寂园叟著)，以及后来见及的上海朝记书庄印行的许之衡所著《饮流斋说瓷》，这些论著尤其是在鉴定鉴赏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宋以后历代文人笔记常提到定窑，有赏析方面的，有论述方面的，有收藏方面的，虽短短数语，对后人认识和鉴定定瓷不无裨益。
现附录几则如下：
南宋·弁阳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第19页，汲古阁本：“金花定椀(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
明·张应文《清秘藏》：
“定窑有光素，凸花二种，以白色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间有紫色、黑色者，不甚珍重。”
明·谷应泰《博物要览》卷二，《志窑器》第14页，丛书集成初编：“定器有画花、绣花、印花三种。多用牡丹、萱草、飞凤三种。时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定窑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时为御府烧造，色白质薄，土色如玉物价甚高。”
清·佚名《南窑笔记》旧抄本，中国古代美术丛书：
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种，名定州花磁是也。尊、爵、盘、碟、佛像及各种玩器，雕琢精巧，靡不全具，间有花纹内填采绿色者。”
邵蛰民撰、余戟门增补《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卷上，《出处》第三第4页：
“按北定南定者指宋南渡以前及南渡以后定窑所烧造之器而言，非南方别置定窑。《陶说》、《陶录》言之甚详。近人许守白《饮流轩说瓷》谓南渡后在景德镇所制者曰南定，当为臆造。盖景德镇所仿制者应称仿定。亦不应称南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