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书法艺术的鉴识，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刻款的书家(工匠)所刻，字迹规整而循法度。从对所见到的定窑铭文分析，刻款字迹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刀法即是笔法，线条圆润，顿挫有致，具有绢、纸上墨书的神韵风采。看北宋定窑五花口印花碗，底刻“琅邪深甫”款(见图)，系用圆锋竹刀所刻。间架完美，笔画精到，笔画转折处，作提锋笔，不使笔画间产生“切割”状，以保证字体的庄重感。再看同时期划花莲纹大碗，底刻“颖川记”三字，同为竹刀所为。此三字不同于“琅邪深甫”的是，三字结体富于变化，“颖”字右首“页”字起首一横加长，对下是覆盖状，这同唐楷中一短横形成对比。下部“记”字最后一笔有意长甩，加强书法神韵感；收笔时一“钩”，作反向用笔，划外添划，且多雅致美(见图)。最新于定窑遗址出土的“花”字款莲纹刻花盘(残片)同样属于这类字体的铭文(见图)。“花”字刻于底足左侧，草字头于下面“化”字立人形成连笔书。“化”右首“七”字顺势钩出，然后随手一小撇，如鸣镝横扫，备于灵动、超逸效果。中国书法“唐尚法，宋尚意”，早有定论在诸如此等众多的定窑瓷器铭文中，自不难发现这种艺术内涵。纵然有些铭文难免再现前朝书法遗韵，但整个宋代定窑铭文给人的书法视觉，却是书风多变，面目全新的。
“琅邪深甫”铭文笔画精到，笔画转折处，作提锋笔，不使笔画间产生“切割”。
“颖川记”铭文
“花”字铭文(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藏)
还有一种铭文刻款，则属于刻花手自己所刻，当然这种随手刻也并非人人具备。在一部分刻花手中，具有较好的书法功夫。不论是官用还是民品，自然允许刻花完成后代刻铭文。在宋代定窑铭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严格的字体，而每每表现为挥洒自如，神采飞扬之态。这种铭文多见于“官”字款，尤其唐、五代时期的“官”字铭文，更是各具特色。五代时期，五双脊瓣口盘，底刻“官”款(见图一)及五双脊瓣口托，底刻“官”款(见图二)，还有五代五花口浮雕莲纹碗底刻的“官”字。(见图三)，即为例证。由以上“官”字款的多样化可知，在早期定窑铭文中，其字体使用并没有一定的规范，为刻花手照吩咐应手而刻，所以形成各具姿态的书风和字体。到了宋代，尤其是官窑，制定了铭文的刻制形式和字体要求，逐渐形成定窑瓷器铭文的规范。
“官”字铭文(图一)
“官”字铭文(图二)
“官”字铭文(图三)
宋代定窑是皇家文化与民间艺术有机结合的时期。在广大的定民窑与华贵的定官窑之相互牵制、相互促进的并行发展中，形成宋代定窑繁荣的景象。在民间有很多的能工巧匠，他们并不具备多高的文化，甚至不识字，而在社会文明和时代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定窑铭文即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历史现象。它是历史上劳动者文化生活的再现，也是作为封建社会人的贵贱界限与所用器物等级观念的象征，抑或说这就是一幅宋代社会文化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