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山东博兴、无棣、诸城、青州、昌邑及惠民等地陆续出土了近千件佛教石造像和百余件金铜造像。自北魏历经东魏、北齐、隋、唐至北宋，时间跨度达500余年，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风格之鲜明，确立了山东作为中国东部佛教艺术中心的地位。尤为难得的是东魏、北齐时期的作品出土较多，并富有地方特色，弥补了这方面资料的不足。由于青州地区处在佛教发展的南北两大板块之间，其风格的演变为研究佛教艺术在中国南北的传播方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是东方最美的微笑，澄澈、宁静、安详，脸庞上带着洞察世间一切的神情。”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在展览前言中写道，“佛教创立之初的几百年间，其实并没有佛像，人们用菩提树、法轮、佛足印等象征物寓示佛的存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最初的佛像诞生，大约与此同时，佛教逐渐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已风靡大江南北。青州，便是当时佛教传播的中心之一。”
青州之名，始见《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为古“九州”之一，大体为渤海以南、泰山以北，占据今山东省的大部区域。
青州在十六国后期属南燕，后入东晋版图，继属刘宋，至北魏时，青州又从南朝归入北朝。《北史》有“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之语，可见青州地位之显要。它不仅控扼南北交通要道，也是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的交汇处，自然也得文化交融之独特优势。这样的历史地理特征为佛教在青州地区的传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青州地区地处南北两大佛教文化板块之间，却更多受南朝影响，这和古青州与南朝政治上的渊源有关。东晋十六国后期青州属南燕，东晋义熙五年刘裕统军攻南燕，六年后青州入东晋版图，后继属刘宋，至北魏皇兴三年，魏攻陷东阳，青州又从南朝归入北朝。青州由东晋、南朝统治近六十年，在归属北魏后不久，又逢孝文帝改制，正欲模仿南朝典章文物，北魏占有青州后，将那里的民众迁到代郡一带称“平齐民”，并重用其中名士协助政权改制，在将南朝文化向北传播的进程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有崔光、刘芳、崔休、房景先等。此外北朝官方也与南朝交往频繁，仅孝文帝太和年间，北方使节就有十余次南渡，至此，青州地区受南朝文化影响一直没有间断过。
青州地区在北朝末年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造像模式，这种富有地方特色、具有稳定发展属性的中心区域模式，学界称为“青州模式”。青州模式的形成，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宿白先生对影响青州造像的可能因素有较全面的分析。从青州地区佛像多为螺发，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垂肩、身披复杂璎珞等特征看，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建康栖霞山及成都万佛寺造像，与南朝造像在很多方面如出一辙。学界一般认为，青州模式乃是源自南朝，其风格演变大体始于孝文帝改制以后，与南朝造像有着相似的演变进程，只是南方阶段性风格的形成要稍早，青州地区则在后期形成的风格及发展上较四川地区更先进，具备了许多向隋代造像过渡的特征，其地域风格在北周宣帝、静帝后得以全面推广，直接影响到隋唐的造像。
龙兴寺自南朝刘宋元嘉二年（425）创建佛堂肇始，迄至明朝洪武元年（1368）被改作城隍庙为止，其间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金、元诸朝代，有着长达近千年的历史。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较早的是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带有背屏的造像，佛像大多着宽袍大衣，衣褶厚重，身材单薄，肩部低垂，颧骨微突，形象清俊儒雅，史称“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北齐时期，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显著变化，以单体立姿圆雕像为主。佛衣轻薄贴体，衣褶纹理简洁，面相丰满圆润，宽肩隆胸，身材健美且富有动感，刻划出优美韵姿，一改其他地区造像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菩萨像则满身雕饰华丽，华贵高雅，风姿绰约。
青州地区出土的佛造像大致呈现下面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北魏末以前，其风格大体与南北朝风行的“秀骨清像”相一致，背屏式造像较多，注重服饰的刻画，佛衣着装为右领襟敷搭于左肘的褒衣博带式，下摆两侧外展。
第二阶段为东魏时期，圆雕造像增加，佛像形体较大，由注重服饰的刻画转为对人体形态的表现，佛衣由北魏的厚重转为轻薄，着装方式也发生变化，右领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左肩，仍保留胸前带饰，佛衣下摆内敛。菩萨璎珞佩饰逐渐增多。
第三阶段，北齐在东魏的基础上佛像人体表现更加突出，佛衣少刻或不刻，通身施以方格图案并绘有人中像，佛衣着装方式由右领襟敷搭左肩并向背后收紧呈小圆领，下摆两侧贴体垂直。佛头低髻螺发及高宝冠菩萨造型较普遍，菩萨璎珞佩饰进一步增加。
“我们哭着降临世界，却可以笑着走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