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馆藏元代窑藏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在特征、造型、钴料、釉色、绘画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且元青花大件器物均采用多段抖接成型工艺，痕迹明显。从绘画装饰、运笔等工艺上对照分析，高安窖藏元代青花的牡丹纹、龙纹以及青花高足杯纹饰分别由两人以上绘画创作完成。
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兽耳盖罐
该器造型新颖古朴，高大雄浑，借鉴兽首贴塑于罐身。釉色白中闪青，釉质莹润，伴有橘皮纹，纹饰繁密多达12层，繁缛有序，青花色泽苍翠浓艳，积料处有结晶斑，纹饰运笔酣畅有力，属国内外元青花中的佳品。值得一提的是，该器莲苞钮青花花脉在高温氧化作用下，一笔绘画的青花呈现青翠、青灰两种色差。
兽耳盖罐是元代典型器物造型之一，主要见于景德镇窑的青花产品。洗口，束颈，溜肩，肩部两侧各贴塑模印铺首一只，鼓腹，腹下渐收，广底浅圈足，涩胎，偶见带盖及铺兽口中穿铜环者。
高安元代窖藏出土荷叶盖罐
荷叶盖罐元代典型器物造型之一，常见于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产品。器型有大小之分，盖作覆荷叶状，置有子口，大罐的盖钮作卷曲莲杆状把柄，小荷叶盖罐大多无实用把柄钮。荷叶盖罐均为广口，溜肩，鼓腹, 腹下渐收，胫部略外扬，浅圈足，素胎多见积釉斑。
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带盖梅瓶
梅瓶始见于唐代，盛行于宋元时期，为当时盛酒之器。高安元代窖藏出土梅瓶共6件，造型雷同，只是口颈部分有“短颈型”和“马蹄型”之分，小口平折，宽沿，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胫部稍外扬，平底涩胎浅圈足。6件梅瓶均带盖，元青花梅瓶带盖者甚少，盖呈盔状，花苞宝珠钮，内壁素胎，盖内分锥管和无锥管两种结构，呈锥管状结构的盖使得瓶盖套合后不易脱落。
梅瓶底部和盖内壁上,分别用墨书楷体“禮”“樂”“書”“数”“射”“御”儒家六艺编号，6件梅瓶盖内壁墨书字体均在,瓶底部的墨书由于年代久远，土壤侵蚀等诸多因素，仅“書”字款尚存，余者不复。
高安元代窖藏出土青花高足杯
上部为碗形，口沿微外撇，杯心平坦，下承喇叭状、竹节型高柄足，足中空，足端平切露胎。杯身与足部采用湿胎抖接工艺，有别于明代釉接。绘画装饰纹样题材有文字诗句、月梅、花卉以及具有古西域伊斯兰文化的装饰题材。高安瓷器窖藏出土的高足杯是元代高足杯中的精华。
青花高足杯共9件，造型雷同，胎质洁白细腻坚致泛微黄，釉色白中泛暗，青花料发色均呈灰黑，积料处多见褐色铁锈斑。从这9件高足杯烧成后氧化钴料所反应出来的色彩效果分析，不排除它们在当时与窖藏元青花大件均使用一种钴料绘画，而并非有国产料和进口料之分，只是在窑内所处的位置受温条件差，造成青花料氧化不到位出现灰暗的装饰效果。
高足杯最早作为酒具使用，有陶瓷、金属、玉石等诸种材质。元代高足杯俗称马上杯，在草原文化及农耕文明的共同作用下，产品质量提高，数量增加，特别是元代青花和釉里红高足杯，成为历代高足杯的最高典范。
高足杯和梅瓶作为一种高雅酒具，受到古代人们极力推崇和重视。它们作为酒文化的衍生产品，既反映了酒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也深刻地揭示出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条件下，从激烈碰撞逐渐走向相互交融的历史物证。
元青花菊纹小碗（杯）
通高3.9cm，口径7.7cm，足径2.7cm。此器为一次性拉坯成型，口外撇，深腹，底心略下凹，圈足稍外撇，足底平切露胎，挖足较浅，中心有一小乳突。内壁口沿线绘一圈螺旋纹，内底心绘兰草一枝，外壁绘折枝菊一圈。
人们习惯将它称之为小碗，从该件器物大小来分析，实则是元代汉人用来饮酒的小杯，它与前面9件元青高足杯用途相同，但在造型上前者是适用于草原民族在游牧、迁徙、征战过程中用来饮酒或喝奶茶，而该青花小口杯更多符合元代汉人围坐八仙桌精酌细饮的生活习俗，该青花酒杯在80年代由高安博物馆从邻县的丰城征集入馆收藏。该酒杯胎白细腻泛微黄，釉色肥润泛青色，青花料发色呈深青色，积料处见褐色铁锈斑。此器绘画流畅，纹饰装饰在元青花中常见，属元代青花瓷中期的成熟产品。
高安窖藏出土元青花蕉叶纹觚
觚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礼器，也可用作饮酒的容器。其造型为圈足，敞口，长身，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觚在宋代以陶瓷烧制不在少数，如宋五大名窑就不乏觚类精品的出现。以青花钴料烧制觚则始于元代晚期，存世量极少。此青花觚属元代青花觚中的上品，极其珍贵。于1989年，调国家博物馆收藏。
（摘自：《高安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刘金成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