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钧瓷始于唐，早为陶瓷界专家学者所公认，但钧瓷集中产地的神垕镇辖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没发现唐代花瓷古窑遗址。笔者曾为此奔走跋涉，四处查找。1977年冬，终于在神垕镇钧窑集中产区的下白峪村赵家门的倒流河处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出土有窑炉、泥池、窑具、残器等。当即把标本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经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和李知晏先生鉴定，确系唐代遗存（标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保存）。这一窑址的发现，在陶瓷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多陶瓷专家都亲临现场考察，认为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
（3）. 1985年，《钧瓷志》编辑室的工作人员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确认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千米。这里古窑遗址很多，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处处可见。釉多天蓝，和其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在考察中，发现一完整宋钧瓷碗和很多古钱币。这些钱币上至开元通宝，下至北宋崇宁，以崇宁币为最多。该瓷区内有一霍垌村，经查该村无一霍姓者，相传过去叫瓷器为“瓷货”，实为货垌之误，即存放和销售的集中地，可见，当年该瓷区之繁盛。从钱币的下限（崇宁）和烧制工艺也可确认这里应属北宋遗址。
（4）. 笔者于2000年冬在禹州市磨街乡尚沟村发现一底部刻有“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款识（现在神垕苗家钧窑展室陈列）的钧窑残器。钧窑一般很少有铭文，只有钧台窑的产品底部也仅是刻有一至十的数码字样，像这样记有纪年、厂家、时间、地点的底款在钧窑中尚属首例。这件钧窑残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中华文明的古老历史与科学艺术，它记载和见证了中国钧瓷在元初宋末的发展史和禹州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也是钧窑兴盛于宋发展于金元的最好注脚。
据《禹州志·地理卷》记载，禹州在宋元时期，有“西吴里”的建制，但西吴里的管辖范围不详，根据神垕镇古代碑文“凌锦里神垕镇”的记载推测，它当时受镇里的管辖，是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吴镇应在西吴里管辖之下，是禹州西部一个窑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区域。磨街乡地处禹州的西部山区，这里古时山林茂密，煤炭资源丰富，陶瓷原料充足，有烧制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相传古代这里冶炼和陶瓷业都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沙镇，七十二座分金炉”之传说，还
传说唐代大将尉迟敬德（锻工出身）曾在此炼过钢铁。该地虽是山区，却距洛阳通往许昌的大道较近，交通比较便利。现在，该地仍有古代铁轮车的车轮痕迹。
经考察，磨街乡尚沟村及附近村庄，古代钧窑，星罗棋布，钧窑残器俯首即是。这里的钧窑残器，清朝末年，即有人开挖，至今逾百年，仍挖掘不止。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收藏家日益增多，挖掘劲头更大，挖出的瓷片更多，足见这一窑区规模之宏大，遗存之丰厚。
考察历史，元代纪年，有“前至元”和“后至元”，后至元只有六年，“至元七年”（1270年）应是“前至元”此时金已灭亡，南宋尚存，元朝虽未正式建立，但钧州（即今禹州）已是蒙军占领之地。据史料记载，早在1230年，蒙军依照成吉思汗“假道南宋，灭亡金朝”的遗言。通过一场著名的钧州大战，金兵一败涂地，金朝灭亡。另据史料考证，从“靖康之变”到蒙金三峰山大战，钧州系宋、金、元三朝角逐之地，政局混乱，民无宁日，但战争稍缓，群众即勉强继续生产钧瓷，以维持生计。在这样政局大动荡、兵荒马乱的形势下，钧窑匠师不可能像北宋盛时那样安下心来，精工细作，只是贪多图快，致使钧瓷质量显著下降。
古代先民都是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认识自然，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才能成功。这个窑区，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政局又非常不安，如果没有宋代的生产钧瓷的技术基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宋末年（1126年）至至元7年（1270年）只有140余年），不可能达到如此大的生产规模，更不会创出一代名窑——钧瓷来。我们还可以从清末至今钧瓷恢复经历的时间来印证。清末钧瓷恢复的时间，一般都从清光绪5年（1879年）算起，至今已130余年。在这期间内，1904年既有经济实力，又有能工巧匠的钧窑瓷业公司，对窑变技术都茫然不知；建国后的1958年前，只能烧“大窑蓝”，还烧不出真正像样的窑变钧瓷来。现在，钧官窑已发现和发掘30余年，匠师们虽从中学习到不少技艺，但至今有些窑变技术尚不能望钧官窑之项背，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可见钧瓷窑变技术之深奥，烧窑技术之复杂。因此，我们认为，依据这一钧窑残器的铭文，对当时政治局势和窑址遗存进行认真研究和考察，可以印证出诸多专家学者作出的“钧创烧始于宋而不始于金”的学术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同时，从残器的铭文中，也反映出当时禹州混乱的政治形势。“钧州”原是金朝的行政建制，“西关里”是原来宋朝的行政建制，“至元七年”是蒙军的纪元时间。意想不到，区区残器，竟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可谓“片瓷三朝”，是研究钧窑发展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这块钧窑残器，经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看后，都欣喜不已，认为它是考察钧窑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也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国宝。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9月至12月，对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一带的古钧窑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察，包括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共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发掘中清理出不同朝代的窑炉8座、石砌澄泥池3个、灶一座、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瓷器残件和窑具，总数达十万件，其中完整或可复原器物数十件。
这处古钧窑遗址规模较大，延烧时间最长，质量较高，被陶瓷界公认为禹州民窑的代表。近百年来，曾多次被人滥掘破坏，如此正规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尚属首次，被评为2001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解决了多年来钧瓷考古研究中不少的历史悬案，将对钧窑乃到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工业发展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传说唐代大将尉迟敬德（锻工出身）曾在此炼过钢铁。该地虽是山区，却距洛阳通往许昌的大道较近，交通比较便利。现在，该地仍有古代铁轮车的车轮痕迹。
经考察，磨街乡尚沟村及附近村庄，古代钧窑，星罗棋布，钧窑残器俯首即是。这里的钧窑残器，清朝末年，即有人开挖，至今逾百年，仍挖掘不止。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收藏家日益增多，挖掘劲头更大，挖出的瓷片更多，足见这一窑区规模之宏大，遗存之丰厚。
考察历史，元代纪年，有“前至元”和“后至元”，后至元只有六年，“至元七年”（1270年）应是“前至元”此时金已灭亡，南宋尚存，元朝虽未正式建立，但钧州（即今禹州）已是蒙军占领之地。据史料记载，早在1230年，蒙军依照成吉思汗“假道南宋，灭亡金朝”的遗言。通过一场著名的钧州大战，金兵一败涂地，金朝灭亡。另据史料考证，从“靖康之变”到蒙金三峰山大战，钧州系宋、金、元三朝角逐之地，政局混乱，民无宁日，但战争稍缓，群众即勉强继续生产钧瓷，以维持生计。在这样政局大动荡、兵荒马乱的形势下，钧窑匠师不可能像北宋盛时那样安下心来，精工细作，只是贪多图快，致使钧瓷质量显著下降。
古代先民都是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认识自然，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才能成功。这个窑区，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政局又非常不安，如果没有宋代的生产钧瓷的技术基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宋末年（1126年）至至元7年（1270年）只有140余年），不可能达到如此大的生产规模，更不会创出一代名窑——钧瓷来。我们还可以从清末至今钧瓷恢复经历的时间来印证。清末钧瓷恢复的时间，一般都从清光绪5年（1879年）算起，至今已130余年。在这期间内，1904年既有经济实力，又有能工巧匠的钧窑瓷业公司，对窑变技术都茫然不知；建国后的1958年前，只能烧“大窑蓝”，还烧不出真正像样的窑变钧瓷来。现在，钧官窑已发现和发掘30余年，匠师们虽从中学习到不少技艺，但至今有些窑变技术尚不能望钧官窑之项背，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可见钧瓷窑变技术之深奥，烧窑技术之复杂。因此，我们认为，依据这一钧窑残器的铭文，对当时政治局势和窑址遗存进行认真研究和考察，可以印证出诸多专家学者作出的“钧创烧始于宋而不始于金”的学术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同时，从残器的铭文中，也反映出当时禹州混乱的政治形势。“钧州”原是金朝的行政建制，“西关里”是原来宋朝的行政建制，“至元七年”是蒙军的纪元时间。意想不到，区区残器，竟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可谓“片瓷三朝”，是研究钧窑发展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这块钧窑残器，经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看后，都欣喜不已，认为它是考察钧窑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也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国宝。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9月至12月，对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一带的古钧窑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察，包括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共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发掘中清理出不同朝代的窑炉8座、石砌澄泥池3个、灶一座、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瓷器残件和窑具，总数达十万件，其中完整或可复原器物数十件。
这处古钧窑遗址规模较大，延烧时间最长，质量较高，被陶瓷界公认为禹州民窑的代表。近百年来，曾多次被人滥掘破坏，如此正规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尚属首次，被评为2001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解决了多年来钧瓷考古研究中不少的历史悬案，将对钧窑乃到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工业发展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