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神垕卢氏与钧窑

第五节神垕卢氏与钧窑
禹州钧窑于清朝末年在神垕恢复，恢复初期，从事钧瓷研制者约十余家，有个体也有官办。这十余家过去都不同程度地做出过重要贡献，其功不可没。因时间已久，沧桑巨变，大都改辙易途，另起炉灶，只有卢家能够坚持至今。卢氏祖先本是外地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他们筚路蓝缕由密县逃荒来到神垕，艰苦创业学习陶瓷技艺，后又仿制钧瓷，薪火相传连续六代而不辍。至今已从事钧瓷事业一个多世纪，并创出了“卢钧”品牌，在钧窑发展史上增加了新的篇章，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现根据史料和所见所闻作以下简述。
（1）艰难的创业之路
卢氏祖先原籍山西省洪洞县，后迁入河南省密县卢岗寨村。据《卢氏谱志》（1997年版）记载：“卢氏出自洪洞盖古晋地也后以胜国迁民遂移来密因家焉。”密县位于禹州北部，与禹州仅一山之隔，故禹人过去俗称密县为“山北”，居民多以农耕为生。神垕是全国著名的瓷区之一，经济发达，有“日进斗金”之称，镇内所居之民多从外地迁来，无论士农工商，均有用武之地，密县居民迁入神垕者也居多。
清光绪五年（1897年），卢振中、卢振太兄弟二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肩挑全部家当，扶老携幼，逃荒到神垕，定居于当时神垕镇一个贫民区——神垕二道街（现为神垕镇南大办事处）。卢家初来时，人地两生，举目无亲，又不懂陶瓷技术，只能靠下苦力度日，他们平时给地主种地，农闲时去窑场干杂活儿，或肩挑些瓷器（次品）翻山越岭、走街串巷卖钱，或换粮食养家糊口。如遇天气干旱，本来就贫困的卢家更是雪上加霜，只能靠吃糠咽菜过日子。
（2）学习陶瓷技艺步入钧瓷恢复行列
随着儿孙们逐步长大成人，振中、振太便带领他们到窑场拜师学艺。初学时，他们只能接触那些操作相对简单、工资收入不高、体力又非常笨重的工种——割笼（即制匣钵），以后又学会了陶瓷成型、施釉、画花、烧窑等，由纯粹的农民转变成了陶工。随之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全家命运也有了转机，不再受忍饥挨饿的奴役之苦了。
晚清时期，钧瓷地位非常高，中外爱好古陶瓷的收藏家也日益增多，来神垕收购钧瓷的古玩商人络绎不绝，一件完整的钧瓷千金难求，甚至钧窑瓷片也成了“抢手货”。当时，一块好的钧瓷片可卖上几块银币。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神垕仿钧之风勃然兴起，不少匠师纷纷进行仿制，振中、振太也带领子孙们加入了仿制的行列。
钧瓷恢复初期，仿制钧瓷者多是些陶瓷世家，因钧瓷技术已失传数百年，窑变技艺无人知晓，仿制者均是闭门摸索，密而不传。卢家是“外来户”，一般的陶瓷技艺尚不娴熟，仿制钧瓷的难度可想而知。振中气馁，兄弟分居，另谋职业；振太仍带领子孙坚持仿制而且老而不已，弥留之际，仍交待儿子们“要干下去，一定要仿制成功！”
振太去世后，其子天福、天增、天恩兄弟三人，秉承先父遗愿，苦心孤诣，决心要创烧成功。他们数以百计地改进配方和烧制方法，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烧出仿天青钧窑器，后又在天青釉的基础上创烧出了“抹红”、“飞红”、“大火蓝”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神垕伯灵翁庙及戏楼落成，卢天福精心制作两件钧瓷狮子驮宝瓶，安装于戏楼和大殿屋顶，瓶呈天青色，瓶座为莲花式，寓意“西方净土，一尘不染”，瓶体为葫芦型，象征智慧。光彩夺目，十分壮观，并铭记于《重修大殿暨戏楼道房碑序》中。铭文曰：“卢天福敬献大殿戏楼钧瓷宝瓶”。此瓶因“文革”被毁，后又把残瓶拆下，至今下落不明（笔者保存一块宝瓶残片，可供研究者参考，照片附后，大殿于上世纪70年代拆毁，宝瓶情况不详）。从“宝瓶”的整个制作工艺可以看出卢天福是个善于动脑，心灵手巧的匠师。卢天福敬献的所谓“宝瓶”，是一种古代建筑构件。所谓宝瓶，是戏楼（或大殿）正脊中间狮子驮宝瓶的习惯叫法，它是一个组合件，狮子驮的是一个葫芦状瓶，是多节组合，狮子是琉璃釉制成，其上只有一个钧瓷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后又被盗撬烂，剩余部分不知去向。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禹州知州曹广权在神垕创办“钧窑瓷业公司”，聘请神垕优秀钧瓷匠师，烧制钧瓷，由卢振太之子卢天恩担任“领班”匠师，烧制出不少钧瓷精上之品。1914年，美国巴拿马运河开航在旧金山举办万国商品博览会，河南出口商品协会收集钧瓷参展，使钧瓷正式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展示风采。这批展品件数多，制作精良，由卢天恩“领班”烧制。由于卢氏烧制钧瓷不断取得新成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氏之名随之声名鹊起，享有较高荣誉。
（3）历尽艰辛创出“卢钧”品牌
卢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学到了扎实的陶瓷技艺，又在钧瓷仿制中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家庭经济条件也得到了较大改善，慢慢有了自己的积蓄。随后他们便开始买田地，修宅院，建窑场，供养后人学习文化知识，由一贫如洗的贫苦农民逐步发展成为耕、读、冶陶之家，成为神垕小有名气的望族。当时，振太、振中的孙辈（光字辈）已由老大（振太之孙光学）排到十一。卢老六（光东）、卢老八（光华）、卢老九（光文）等都成了神垕钧瓷界的名人。卢天福的长子卢光同是一位文人，能书画，也会制作钧瓷。195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曾访问过他，光同赠陈万里先生一件玉壶春花瓶，并合影留念。排行老十一的卢寅成也是文人，是一位教书先生。
卢家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不仅在经济上由穷变富，而且肯动脑会创新，由只会下苦力的工匠转变成为能文（懂技术有知识有文化素养）能武（有娴熟操作技能）的陶瓷匠师了。因卢家的钧瓷名声远扬，自然是生意兴隆、客户盈门。钧瓷客户和钧瓷收藏家多是一些深懂钧瓷技术的行家，卢家也便会从中吸取一些新知识，得到一些新信息。同时，清朝后期研究陶瓷的名家朱琰所著的《陶说》、陈浏所著的《陶雅》、唐英所著的《陶务叙略》等陶瓷专著也相继出版，书中均有钧瓷记载，卢家定会从中受到启发。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其《中华文化发展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文化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卢钧”的产生也是如此。卢家经过对钧瓷数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自己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并深受客商、收藏界和名家们的影响，启发了他们的灵感。随之，卢家决心要对釉料配制、烧成方法进行一次大变革。他们独出心裁，重新组方，设计出小型鼓风窑炉（一窑一件或两件）的“鸡窝窑”，采用“捂火”（即还原焰）的烧成方法，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出了钧红釉。随之，卢家钧瓷名声大震，而且产品价格也随之飙升。
据神垕已故的陶瓷界著名学者任坚在其《钧瓷生涯五十年》一文中说：“‘小窑货’钧瓷即卢氏的绝技烧法，利用鼓风炉烧制钧瓷，此种烧法有还原焰存在，火候掌握适宜，有时可能烧成一件或数件像样的钧红釉。但每窑只能烧成一件或数件往往残缺不全，炸裂底漏，不易批量生产。”任坚的上述叙述，把卢钧的特点也介绍得非常清楚。
说明，当时卢家生产的钧瓷叫“小窑货”，不叫“卢钧”或“炉钧”。以后，因这种小窑货为卢家所创烧，又是用风箱小炉烧制，经年累月，约定俗成，社会上逐渐流传成卢钧或者是炉钧，直至现在。
卢家对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而得来的钧瓷绝技十分珍惜，秘不外传。窑炉设在房屋里间，不留门窗，出入时用梯子爬上去后，再把梯子抽出。配釉所用的秆称不镶称星，只刻有他们自己能看懂的印记，以防技术泄密。
卢家烧制钧瓷的技法，即任坚所说，是绝技烧法，有还原焰存在，是钧瓷恢复时期烧制技术的新突破，或者说是一个创举。经测试，卢钧釉方和烧成方法，除“捂火”和古钧有相似之处外，其他工艺均不同于古钧，可以说是从钧窑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其釉色的艺术效果和古钧明显不同，但窑变色彩也非常丰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故而一问世就受到世人的珍视，并历经百年而不衰。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古陶瓷的科学》（张福康著，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均有炉钧的记载：“炉钧釉是景德镇于雍正、乾隆年间烧造成功的低温铅釉……在烤花炉中烧制而成。道光时期炉钧釉面的流淌现象，不是在烧成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用毛笔绘出，呈色不自然。由于这种釉是在烤花的明炉或暗炉中烧制而成，故称炉钧”。
上述可知，南方炉钧釉中除加色剂外，还加入铅，在烤花炉中用氧化焰烧成，属低温釉。而神垕卢家烧制的炉钧釉内不加铅，系用还原焰高温烧成。两地虽都叫炉钧，釉料配方和烧成工艺均大相径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种。
南方炉钧已载入史册，并广为流传。神垕的炉钧，虽没载入《中国陶瓷史》内，也早已成为知名的品种，已流传国内外，至今，仍受钧瓷爱好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