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竹刻艺术是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竹刻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竹子为载体，将书、画、诗、印等艺术样式融为一体，赋予竹子以新的生命。
关于中国竹刻工艺的最早记载见于南朝梁人萧子显撰的《南齐书》中。那时的竹刻还只是用于杖头、如意、拂柄、笔斗、抓背之类。到了唐宋两代，竹刻范围逐渐扩大，既运用于各种实用的物件上，更多的制品则供人欣赏。竹刻将书画和雕刻熔于一炉，成为富有诗情画意的特种工艺品。据北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记载：“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已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可见，早在1000多年前，竹刻工艺已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了。
竹刻艺术历史悠久：
远古时代，先民就已利用竹子来纪事。
西周时记载政事等，已广泛使用竹简，而大臣朝会时手中所持的笏，也系用竹子做成，其上刻有文饰。
春秋战国时期的盛酒器“卮”（湖南19号战国墓出土），有用竹子制成的，其三足雕刻成兽蹄状。
汉时用的毛笔（甘肃武威汉墓出土），在笔杆上阴刻有隶书。
汉时用的竹制勺（湖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其上刻有浮雕，线条流畅，令人惊奇。
文献记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有笔筒名“裘钟”，乃用斑竹制成。
唐代时传入日本，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现藏正仓院的乐器“人物花鸟纹尺八”一管，三节，遍体文饰，孔正面五、背面一。孔之四周及节之上下均有图案花纹。管上分布仕女、树木、花草、禽蝶诸形象，纯是唐风。其雕法用留青，保留青筠作物象，以去青筠下露之竹肌为地。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前所能见到的传世最早的竹刻件。
唐代尺八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
宋代尚文，涌现了一支庞大而有素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直接影响了整个工艺领域的发展，为明清竹刻艺术的兴起与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明、清时期竹刻在江南得到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竹刻流派。由此而起，竹刻逐渐形成一种专门艺术。
嘉定派由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朱鹤（号松邻）开创，雕法以深刻为主，其子朱缨（1520—1587，号小松）、孙朱稚征（号三松）继之并有发扬，祖孙三人世称“嘉定三朱”，为嘉定派的形成及艺术风格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朱”之后，有侯崤曾、沈大生、秦一爵，及清初，有沈兼、周乃始、王永芳等俱称名家。至清康熙时有吴之璠（字鲁珍）、封锡禄（字义侯）、封锡璋（字汉侯）、顾珏（字宗玉），雍正时有施天章（字焕文）等，俱称大师。乾隆时周颢（号芝岩），世称“合南北宗而为一体”，“二百余年首屈一指”。其他竹人，各有专长。嘉定竹人，前赴后继，各显神通，赢得竹刻之乡的美名。
朱鹤 竹雕松鹤笔筒南京博物院藏
朱缨 竹雕刘阮入天台香筒上海博物馆藏
朱稚征 竹雕仕女图笔筒故宫博物院藏
侯崤曾 竹根雕寿星上海博物馆藏
吴之璠 刘海戏蟾图笔筒 上海博物馆藏
周乃始 竹刻蕉荫读书图笔筒 上海博物馆藏
金陵派名家，明代有李耀（字文甫）、濮澄（1582—1648，字仲谦），而濮澄则被认为是金陵派的创始人，雕法以浅刻为主。清代乾隆时期侨寓扬州的潘西凤（号老桐），原为浙江新昌人，因郑板桥的推誉，被认为是濮仲谦以后一人，故也称为金陵派代表人物。
濮澄 竹刻梅花诗文扇骨天津博物馆藏
潘西凤 竹根印二十八宿罗心胸 上海博物馆藏
上述两派外，明代尚有张宗略（字希黄），长于留青，因籍贯无考（有说为浙江人，有说为江苏人，也有说是湖南人），后人无称是何派。
及清代后期，又有所谓黄岩派，代表人物为方絜（号治庵），擅长陷地深刻；萧山派，代表人物为蔡照（原名照初），擅长浅刻。另有不知籍贯的尚勋，精留青。
清·方絜竹刻苏武持节图臂搁（右）及其拓片（左） 上海博物馆藏
蔡照竹刻作品
至晚清时，崇尚刻金石文，名家有浙江德清的朱宝骝、江苏吴江的杨澥、长洲的周之礼等，风格单一，实在也称不上派的。
明清时期的竹刻风貌，民国时重要竹刻家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作了很精辟的概括。他说：“纵观四百余年之竹刻，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质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又自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嬗变为清后期之平浅单一。以雕刻再现书画，实为后期变化之主要原因。”他的总结简明中肯，实在是知者之言。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变革与风气的转变，竹刻艺术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但流风所及，依然有较为精彩的表现。这一时期重要的竹人，有浙江吴兴的金西厓（1880—1979）、江苏嘉定的潘行庸（1886—1961）、吴县的支慈庵（1904—1974）、苏州的杨云康（1906—1959）、盛丙云（1909—1968）、常州的徐素白（1909—1976）、苏州的杨子英（1915—1983）、吴江的徐孝穆（1916—1998）、常州的白士凤（1923—1997）等。上述竹人中，除金西厓、潘行庸、杨云康三位外，其余的诸位主要创作高峰期则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金西厓 郑孝胥行书臂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