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窑在促进各民族陶瓷工艺融合方面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在历史上发展起自己的陶瓷手工业，生产出符合本民族生活习惯的器物，比较突出的渤海、辽、西夏、金。他们在很远的时期就与汉人地区有交往，受汉人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得到发展，也向汉人学习先进的陶瓷工艺。在他们的首领建立政权以后，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了，强大的武装对中原不断地进行侵犯，十二世纪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但民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汉人的瓷器最受欢迎。考古资料显示，渤海、辽、西夏、金政权控制区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瓷器、釉陶作品有本民族生产的特点，但大多数是来自汉族各个窑系的产品。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陶瓷，从造型到装饰都学习汉人工匠的工艺。而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生活用具，也有不少是向汉人陶瓷工匠学习的，如唐代邢窑的白瓷就吸收契丹民族在马上爱用的皮囊壶，这类作品在西安地区唐墓和河北内丘邢窑窑址里都有发现。不但造型像皮囊壶就是花纹装饰也和契丹人在皮囊上绣出的花纹、垂惩一样。这此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政权以后，也按照汉人的统治方式建立皇宫、都城、官府衙门、寺庙、坟墓等，这些建筑构件中的琉璃制品，也学习汉人工艺。甚至在这些民族政权控制区域的陶瓷作坊也雇用汉瓷工匠来传授技艺或直接进行生产，共同的工艺意识和使用习惯的形成，促进制瓷工艺的融合。例如渤海、辽、西夏政权控制下的陶瓷，民族特点就很明显，到金人政权下的陶瓷和汉族人民使用的陶瓷，无论是东北地区还是关内都没有多少区别，元趄之后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统一的风格。
4、民窑在促进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促进海上贸易发展，促进海上交通线不断拓展。
汉代就有青瓷输出海外，在中国的近邻东南亚一些国家就发现东汉时期浙江生产的刻波浪纹的青瓷碎片。日本法隆寺献纳物中还保留着南朝到初唐时期的青瓷盘口罐韩国武宁王墓出土相当数量的中国南北朝瓷器。韩国珍藏着中国最早的白瓷，以后随贸易的发展和海上、陆上交通线的开拓，中国瓷器越来越多地流入到世界各地，由于瓷器很受人们欢迎，它又更加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着海上交通线不断拓展。九世纪以后陶瓷输出形成规模。如浙江宁波和义路唐代港口遗址发掘出土的唐代沉船和900多件瓷器，时间最早的一件是越窑青瓷年款为大中二年（848年），与越窑青瓷同时出土的有质量很高的长沙窑瓷器，这种高水平的青瓷和釉下彩的瓷器也是在九世纪以后生产出来的。晚唐五代产量较大，销售到海外的瓷窑相当多的产品有越窑，婺州窑、瓯窑、邢窑、巩县窑、早期定窑产品和长沙窑釉下彩瓷器。上述各窑的产品有青瓷、青釉釉下彩、白瓷、三彩釉陶、单色釉陶，还有沿海地区生产的质地较粗的瓷器，如广东潮州北山窑、梅县水车窑、新会窑的青瓷。广东青瓷在日本、东南亚、南亚地区都有出土，浅灰胎，粗厚坚硬，表面施一层厚厚的玻璃质釉，开细碎片纹。出土唐代瓷器较多的地点有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及中东地区的伊朗、伊拉克、阿曼、非洲的埃及和坦桑尼亚等、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等。唐朝距今已过去一千多年，陶瓷文物一般很难见到，然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海陆交通线上、政治经济中心城市遗址发现很多，斯里兰卡北就在保克海峡贾夫纳半岛古代遗址出土的唐代邢窑、巩县窑白瓷、三彩釉陶、长沙窑釉下彩瓷器、越窑青瓷碎片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十分惊人。斯里兰卡是个不大的岛国，与印度紧邻，它是唐代商船队通往波斯湾、红海到达中东、非洲地区的必经之地，这里是运送瓷器的中转站，所以留下许多瓷器，而埃及上京福斯塔特城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就更多，这些考古实物资料说明瓷器的输出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上交通的开拓。
宋元时期，封建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政府提倡海外贸易，陶瓷器皿和用瓷器作包装的物品大量输出海外。陶瓷与丝绸、铁农肯、铜钱等一样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民窑发挥的作用更大，表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