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发展要以社会经济状况为依托。民窑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形势好，社会安定，商业流通好，就能收回资金扩大再生产，社会风气中的某些嗜好如饮茶、斗茶、饮酒风气也在各阶层广泛兴起，对瓷器生活用具提出了更多更高水平的要求，民窑生产由此得到相当好的发展，所以民窑生产带有很强的商品性质。这个变化在窑址调查中看得很清楚，一个窑系开始的时候窑场主选择的地点最注意的是瓷土原料，例如北宋时期的龙泉窑，规模大，就在有瓷土的矿场附近建窑，但大多数窑场还是就地销售产品。因为这个时期浙江东北部靠海很近，越窑青瓷还在大规模生产，艺术水平很高，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当时龙泉青瓷工艺不够成熟，在封建商品经济中还不重要。在浙江以外地区发现北宋龙泉青瓷很少，在海外各国几乎没有出土。由此可以看出龙窑修建围绕瓷土而定。南宋时期，城市发展，市民经济活跃，饮茶斗茶饮酒风气更盛，各地经济交流加强，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等因素的促进之下，龙泉青瓷商品意识明显增强，生产提高也很快，考古调查发现窑场建立比较注意交通，一些重要窑址靠近大路或溪流旁边，和主要运输水道瓯江联系密切。很清楚窑场主已经把选择原料和交通运输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龙泉青瓷生产进入很活跃的时期，青瓷的质地、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如薄胎厚釉，有美玉一般质感的粉青、月白、梅子青、翠青、虾青、蟹壳青、鹅皮黄、灰青釉等不同档次的产品大量生产出来，改变了龙泉青瓷创业初期那种一览无余单调的玻璃质釉。品种也极大丰富，有日常用的器具、陈设艺术瓷、文房用具、侍神用具、医药用具，鸟食罐、仿上古三代的青铜器和玉器造型以及专供某些地区需要的外销瓷等。在元代，海上贸易即陶瓷之路空前发展，龙泉青瓷生产数量猛增，考古调查中发现的窑址高出宋代三至四倍。从窑址情况分析，有规模较大的作坊，但大量的是单家独户生产的小作坊，有的小到只有一条窑，一块小平地搭建一个简陋工棚，粉碎练泥等活动主要在露天进行，也有规模相当大，工艺水平很高的作坊。元代龙泉青瓷有白胎、铁骨胎、厚釉如美玉的高档艺术瓷，而大多数是供庶民百姓使用的民用粗瓷，这些民用粗瓷水平也在提高。其他一些地区，如景德镇的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同安窑的划花篦纹青瓷，广东西村窑、潮州窑的瓷器情况基本是一样的。作为大的在社会有广泛影响的民窑瓷系，它们的发展必须有：第一，经济必达的商业城镇作为它生产瓷器的集散地。第二，有便利的水陆交通线作为运输和销售的网络。这样，作坊主和制瓷工匠才会千方百计开拓生产领域，提高工艺技术，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在四川、甘肃等地，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一些有相当水平的瓷窑遗址，由于不具备以上条件，经营规模不大，技术提高不快，生产越来越小，最终没有发展起来。相比之下元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只对皇帝和宫延负责，脱离社会，往往随当时王朝的兴旺，统治者的提倡、追求，财政拨款充足而发展，也随王朝的衰败而凋落。
2、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