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举世闻名。公元907年，作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唐帝国灭亡，五代第一个小王朝“梁”立国（史称“后梁”）。同年，雄踞燕山北麓地区的契丹族异军突起，契丹部落联盟可汗耶律阿保机称帝，公元916年正式建国号“契丹”，建立以汉人居多数的契丹帝国（后一度称“大辽”），逐渐统一北方中国。契丹辽帝国（公元907～1125年）长期占据北中国的历史舞台，融合燕山南北的胡汉文化，与南中国五代、北宋代表的汉族文化长期对峙，从不断争战到和平相处，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学者更多关注“唐宋变革”的影响，而忽视了唐帝国之后的北中国契丹辽帝国的情况。越来越多考古资料表明，契丹辽帝国在诸多方面承继了唐帝国的传统，辽朝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都城，其都城规划和建设等方面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曾对唐朝属国——粟末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上京城和日本国奈良时代平城京等的营建产生重要的影响。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帝都不再像以前，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以洛阳为代表）和关中地区（以长安为代表）的东西分立，而是开始出现了南北摆动的新阶段。即北中国的契丹辽帝国首都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上京临潢府（燕山以北），对应的是南中国五代北宋的首都在河南省开封市的东京开封府。金朝首都从金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金中都（今北京市宣武区和丰台区境内），对应的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统一的元帝国首都元大都在今北京市。明帝国早期都城在南京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后迁都到北京顺天府（今北京市）。清帝国定都燕京，沿用明北京城。这种变化与唐帝国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帝国，与汉族集团不断争战、共存、融合，逐渐建立胡汉一体的中央集权国家密切相关。契丹辽帝国统一北方地区，开启中华帝国的新纪元。其后北方民族集团不断南下，金帝国挺进中原，元帝国统一中华，最后清帝国在元明二朝的基础上，奠定现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的版图。
就中国都城的规划和平面布局而言，在唐朝以后也出现了重要的新变化。综合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北中国的辽上京城和南中国的北宋东京城，从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和平面形制布局等方面考察，各成系统，均对后世都城的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尝试从考古材料出发，结合相关文献对辽上京城和北宋东京城的规划和平面形制布局进行初步研究，进而对“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及其影响做些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布局
隋大兴唐长安城（简称隋唐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隋大兴城始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规划整齐。依次营建有宫城、皇城和郭城（外城）。宫城、皇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再北为大兴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492、东西宽2820米。正南门广阳门（唐称承天门）为一门三道。宫城中部为宫殿区，皇帝正衙大兴殿位于南部。东为太子宫，即东宫，西为宫人居住的掖庭宫。皇城紧靠宫城南侧，中隔横街，无北墙，东西两墙与宫城墙相连向南围合。皇城正门朱雀门，北与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南经朱雀大街与郭城正南门明德门相通。文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街道5条。其间立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郭城内由若干条东西向、南北向的街道划为若干坊（分属大兴、长安两县）。郭内遍布官衙、王宅、寺院和道观，东西各置一市（都会市和利人市），还开凿了三条水渠。
唐朝沿用隋大兴城，更名长安城。宫殿等建筑设施名称有改动。如隋朝大兴宫内大兴殿改为太极宫之太极殿；宫城南门广阳门改为承天门；都会市和利人市改为东市和西市。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太极宫东北禁苑内的龙首原高地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武则天迁至大明宫听政，自此大明宫一直是唐代主要的朝会之所。大明宫南宽北窄，平面呈曲尺形。东墙总长2560米，西墙长2256米，南墙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大明宫由前朝和后庭两部分组成。前朝为朝会之所；后庭以居住和游宴为主。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为一门五道。前朝以丹凤门-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为中轴线，并构成以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为中心的三个空间。后庭有以太液池为核心的建筑群，其东南有寝殿等。唐玄宗继位后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因兴庆坊藩邸置宫，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玄宗移此听政。兴庆宫平面呈长方形，四面设门，正门兴庆门在西壁北侧。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以龙池为中心的园林区（图一）。
隋唐长安城是我们更好地认识辽上京城和北宋东京城规划及平面布局的基础。
二、辽上京形制布局和“辽上京规制”
辽上京城是契丹辽帝国的首都。辽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都城，是平地起建的新城。可以说，辽上京城代表了契丹辽帝国早期都城规划的理念。
（一）辽上京城的规划和形制
布局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史》载， 神册三年（公元918年）二月，耶律阿保机决定在“西楼”大规模地“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上京城是何人规划设计，文献没有明确记载。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道》云：“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辽上京城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的一个小盆地中，四面群山环绕。从东北流来的乌力吉沐沦河和从西南流来的沙力河在辽上京城的东侧交汇，是城市重要的水系，应与城市主要的供水和排水系统有关。
辽上京城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图二）。北部皇城的城墙为夯土版筑，保存较好，一般高出地面6～9米，与《辽史》载“皇城高三丈”基本吻合。皇城四面城墙外侧均有马面，现存共43个，每两座马面之间相距95～105米。马面平面呈方形，现存最高约13米。皇城形制保存较完整，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南墙长1619.6、北墙长1513.4、东墙长1492.3米。西墙不是直线，两端向内斜折。北段斜折墙长430.3米，中段直墙长1072.6米，南段斜折墙长358.1米，总长为1861米。根据《辽史》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皇城四面城墙各辟有一座城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除南门已遭沙力河洪水破坏，皇城东、西、北三座门址地表遗迹清晰，均有瓮城。皇城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均发现有护城壕（南墙外现为沙力河）。
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 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北段未发现，已探明夯土残长464.4米；南墙长785.7米；西墙长777.6米；北墙东段残缺，已知夯土残长623.5米。总面积约占皇城的五分之一。宫城北墙和东墙、西墙绝大部分墙体由深黄色夯土主墙和两侧附属堆积组成，主墙底宽2.5～2.9米，其下筑有2～3层基槽；宫城南墙和东、西墙南端较少部分墙体仅见灰褐色夯土主墙，底宽6～6.85米，其下亦筑有基槽。宫城现已确认有三门，东墙中部辟一门（即东华门），南墙中部偏西辟有南门（即承天门），西墙中部偏北辟一门（即西华门）。北墙没有发现城门。其中东门为一门三道的殿堂式城门；南门和西门为单门道的过梁式城门。宫城墙外原来有壕沟。宫城发现东门内有一组3处东向大型建筑基址：一号殿院落、二号殿院落（殿已不存）、三号建筑群（现存两座殿址，即2017JZ1殿址和2017JZ3殿址）等。其中一号殿院落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院落四面均以廊庑围合，东面中央设门，西面正中为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即一号殿址）。通过局部揭露可知，一号殿址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四壁包砖。南北长约48、东西进深约26.2米。台基南北两端与院落的两侧廊庑相连。一号殿是宫城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应为皇帝正衙。
皇城内宫城外的南部和西部分布多组建筑基址，可能为官署、府第、孔庙、佛寺、道观等。其中皇城西南部高地上确认一处规模宏大的东向的皇家佛教寺院；西北角存有一处较大的池苑；东北部较为空旷。皇城内路网主要有连接皇城、宫城城门的横街和纵街，以及其他纵横交错的道路。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辽上京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宫殿建筑址，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路遗址，展现了其东西向的中轴线布局。辽上京皇城东门（过梁式城门）和宫城东门（殿堂式城门）均为一门三道格局，而皇城西门和宫城南门、西门均为单门道的过梁式城门。可见东门规模大、等级高，应是皇城、宫城的正门，体现出帝都的规制。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
南部汉城的城墙保存较差，现地表仅在东、南、西墙各存一段，残高2～4米，不见马面和瓮城等设施。汉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墙残长1223.4米，南墙长1609.1米，西墙残长1220.9米。根据《辽史》记载可知，东墙、西墙和南墙近中部各有一座门址，“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具体情况有待考古工作印证。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道》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结合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推定，辽上京城应是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先建皇城，四面城墙均修筑方形马面；天显元年（公元926年）再开始全面修建宫城和汉城（即“郛郭”）。
（二）辽上京形制布局特点和“辽上京规制”
1.辽上京形制布局特点 辽上京城在平面形制布局方面有着自身特点。
（1）“日”字形平面布局及其体现的规划理念。辽上京城平面形制呈“日”字形，是其布局最重要的特点。根据《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道》记载，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义节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贝圣尼寺，绫锦院、内省司、曲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
根据上述文献和前述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辽上京城的北部皇城是契丹皇帝和贵族生活和办公之地；南部汉城是汉人、商人、使节等居住之地。这种形制布局直接反映出辽上京城市规划之时，所体现的“因俗而治”理念，反映出“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思想。这是契丹统治者在汉族谋士的策划下，将燕山南北地区的契丹族等北方民族和汉族有机融合在一起而进行统治的物化表现形式。
（2）皇城和宫城构成“回”字形格局及其体现的规划理念。《辽史》记载辽上京“其北谓之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根据考古勘探和发掘资料可知，辽上京皇城内中部偏东，筑有近方形的宫城（即“大内”）。从而皇城和宫城构成“回”字形环套式格局。这与中原和关中地区汉族帝国首都内城和宫城的平面格局一致，显然是承继汉唐文化传统的直接体现。这种“回”字形格局，宫城成为皇城的核心，皇帝正衙成为核心中的核心。这种规划形式体现的是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权至上”儒家政治理念，是契丹皇帝模仿汉族皇帝营建帝都布局的真实写照。
（3）东向中轴线布局，偏于宫城左侧（即南侧）。辽上京皇城东向中轴线，体现在皇城东门（过梁式城门）和宫城东门（殿堂式城门）都是一门三道的正门，具有礼仪性质。东向轴线的宫城内存在三组大型宫殿建筑，其中第一座宫殿为皇帝正衙。这种布局或许受到唐大明宫规划制度的影响。
辽上京皇城的东向为尊布局，在中国历史时期的首都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东向轴线上的宫殿布局，不在宫城的中线上，而是偏于宫城左侧（即南侧）。这种情况与隋唐长安城的太极宫和大明宫不同，而与北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等偏于宫城左侧的布局有相似性。
（4）皇城和宫城城门不对称。从目前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辽上京皇城除皇城东门大致位于东墙中间外，皇城西门、北门和宫城东门、南门、西门都不在城墙的中部，而是偏于一侧。辽上京皇城东门大街和西门大街虽大致平行，但不在一条直线上。这和唐宋都城城门对称分布不同。这种皇城和宫城城门不对称的现象，也是辽上京城规划的特色之一。
2.“辽上京规制”的提出 隋唐长安城和渤海上京城对辽上京城市规划曾产生了重要影响。营建都城本身就是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契丹辽帝国学习汉唐帝国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形成“回”字形环套格局，是改进了隋唐长安城宫城偏于郭城后部或东北角的规划，确立“择中而立”居中思想的具体体现，更加突出“皇权至上”的统治理念。辽上京皇城东向规划中轴线，是中国秦汉以后历朝首都中唯一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是其独具特色的规划设计，反映出其尚东的北方民族特色。其轴线上宫殿建筑偏于宫城左侧，不居中的布局可能与北魏洛阳城宫城布局有一定渊源。
辽上京城最具代表性的规划设计是“日”字形平面布局。这种“日”字形平面布局，是中国秦汉时期以来的都城营建规划的创新。追溯其渊源，或许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双城制存在形式和设计理念上的相似性。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燕下都城等为代表的双城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体现的是同一民族贵贱之别的统治理念。而辽上京城皇城是契丹皇帝和贵族居住之地，汉城是汉人和商人等生活之所。其“日”字形平面布局体现的是“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民族之别。这是契丹族统治者为更好地统治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政权的有效措施，为后来女真族、蒙古族和满族所建立的帝国统治提供了重要借鉴。
辽上京“ 日” 字形平面布局和皇城“回”字形环套式规划的混搭模式，是秦汉以来都城规划理念和营建模式的创举。契丹统治者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因俗而治”和汉族传统农业文明的“皇权至上”思想有机结合，完美地体现在辽上京城的规划和营建上。这种城市规划制度，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因此，可称其为“辽上京规制”。
三、北宋东京形制布局和“北宋东京模式”
北宋东京遗址是北宋帝国的首都。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设为开封府，号东都；后晋重置开封府，始称东京（以洛阳为西京），后汉、后周和北宋沿用。
（一）北宋东京城的规划和形制布局
北宋东京城是在唐朝汴州城、五代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是旧城重新规划的都城，有着自身的特色。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东京城平面布局呈“回”字形，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城环套（图三）。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勘探资料，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始建于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略呈平行四边形（南北稍长）。东墙长7660米，西墙长7590米，南墙长6990米，北墙长6940米。城址周长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东京梦华录》记载外城有12个城门和6个水门。宋神宗熙宁年间加筑城门外瓮城，瓮城有方形和马蹄形两种。考古勘探仅发现城门和水门遗迹共12处。其中南墙有2个带瓮城的城门（南薰门、安上门）和2处水门。南薰门为外城正南门。西墙的顺天门（俗称新郑门）有方形瓮城，为一门三道过梁式城门。“新城每百步设有马面，战棚”，外城城墙外有护城壕。
内城（又称旧城或里城）沿袭唐朝汴州城。内城略呈正方形（东西稍长），城墙周长约11550米，合20.63宋里，与文献记载相近。《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城》载，内城有10座城门，东墙和西墙各2座，南墙和北墙各3座，南墙中央的朱雀门为正门。此外还有两座角子门。
宫城（即大内，有学者称皇城）平面呈纵向长方形，南北进深为835米，东西宽735米。《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城》载，宫城“南三门：中曰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由此可知， 宫城有6座城门。南宫墙设三门，其他三面宫墙各一门。考古勘探仅发现3处门址，推定为正南门宣德门（乾元门）、北门拱宸门和东面东华门。宫城四角建有角楼，高数十丈。宫城的布局沿袭“前朝后寝”之制。“正南门内正殿曰大庆，……大庆殿北有紫宸殿”。在宫城内轴线上（今开封市龙亭公园石桥和嵩呼之间）发现“龙亭大殿”，保存有凸字形夯土建筑基址（东西宽约80、南北进深约60米），应是宫城内一处重要的宫殿址。
东京城内由御路、街、巷形成交通网络，里坊临街开放，呈现开放式的街巷格局。自南而北有蔡河、汴河、金水河与五丈河四河贯穿城中，是东京城漕运和供水排水系统。其中城内州桥是南、东、西三条御路的交汇处，是城内水陆交通的枢纽。东京城以“龙亭大殿”为基点，向南依次为宫城正门（宣德门）、内城正门（朱雀门）和外城正门（南薰门），形成东京城的南北中轴线。
（二）北宋东京城形制布局特点和“北宋东京模式”
1.北宋东京城形制布局特点 北宋东京城在平面形制布局方面自身特点显著。
（1）“回”字形平面布局及其体现的规划理念。北宋东京城平面布局呈三重环套的“回”字形，是其规划的重要特点之一。北宋东京城营建于平原地带。其外城的修建，主要是为了强化首都的防御职能。宫城居于内城中心，内城之外加筑外城。这样的平面布局，从军事角度讲，最直接的功能体现就是加强首都的防御；从政治角度讲，这是汉族统治者突出“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统治思想的物化形式。
（2）宫城“择中而立”，位于内城中部，而不是后部。北宋东京城的规划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两京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突出了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文献看，宫城的布局沿袭“前朝后寝”之制，但是北宋东京的宫城在内城中的位置发生了重要改变。
《吕氏春秋》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隋唐长安城始建时宫城位于郭城中轴线的最北部，皇城紧邻其南侧；后来大明宫位居郭城东北部的城外。而北宋东京城则宫城“择中而立”，布置在内城中央；内城又大体在外城中央。这应是唐宋首都布局的大变化。
（3）南向中轴线布局居中设立，北宋东京城有明确的南北向中轴线。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勘探资料可知，东京城以“龙亭大殿”为基点，向南依次为宫城正门（宣德门）、内城正门（朱雀门）和外城正门（南薰门），形成东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中央御街。这条中轴线在都城规划中居中设立，为金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开封城沿用，直至现今开封市纵贯南北的中山路。由此可知，从北宋至今的一千多年，开封的城市中轴线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4）开放式的街巷布局。隋唐长安城规划了封闭式的里坊制度，开启一朝之风气。但是到了北宋东京城，因为城市工商业的日渐繁荣，夜市越来越兴盛，商品经济促使城市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北宋东京城市中封闭式里坊制度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开放式街巷布局。这种城市规划模式对后世都城营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北宋东京模式”的提出 北宋东京城三重环套“回”字形平面布局和宫城居于内城中央的格局，最早或可追溯到北魏洛阳城。但是，这种三重环套“回”字形平面布局和宫城居于内城中央的“择中立宫”格局，以及开放式街巷布局等，都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有很大差异。这或许可作为都城规划方面的“唐宋变革”。北宋东京城这种规划制度对后世都城影响深远，因此，将其称为“北宋东京模式”。
四、“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对后世都城的影响
（一）“辽上京规制”对金上京城的影响
辽上京“日”字形的平面布局，是“因俗而治”统治理念的物化表现，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一种新模式。对于金、元、清诸王朝都城的规划和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金上京城是女真族所建金朝初期的首都。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2公里处，城东有阿什河从南向北流经。金上京城分南北二城，南城宽于北城，平面略呈“日”字形（图四）。城墙为夯土版筑，现存高3～5米，均有马面，现存89个。城墙折角处有角楼，墙外有护城壕。全城共发现12个可能是城门的豁口，其中南城南墙西门址为单门道过梁式城门，外有瓮城。此门与皇城（宫城）午门正对，疑是南城的正门。
北城南北长1 8 2 8 、东西宽1553米；南城南北长1528、东西宽2148米。南北两城间筑有隔墙，有门相通。南城西北部发现有皇城（即宫城），南北长645、东西宽500米。皇城南墙中部的正门——午门外有土阙。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一组宫殿台基，殿址两侧有左右廊基址。中轴线宫殿建筑群东西两侧，还有成组单体建筑基址。北城可能为工商业区，其南部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南城应为女真族皇帝和贵族的居所。
金上京城的“日”字形格局，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南城是女真族皇帝和贵族生活的区域；北城或为工商业区和其他民族生活区域。其南城内有皇城（即宫城），形成“回”字形格局。从以上两方面看，“辽上京规制”明显对金上京城规划和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北宋东京模式”对辽中京和金中都的影响
“北宋东京模式”对辽中京城、金中都城的规划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1.对辽中京的影响 辽中京城是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以后所设都城，是平地起建的新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眀镇南部。此城是在辽朝和北宋签署“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的背景下营建的。《辽史》卷三九《地理志》载，“（统和）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中京城是辽代中后期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皇帝曾驻跸于此接待宋朝使臣。
辽中京城有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墙（图五）。城墙为夯土版筑。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200、南北宽3500米。城墙未见马面，四角有角楼。正南门为朱夏门，筑有瓮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偏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000、南北宽1500米。正南门为阳德门。仅西墙残存马面遗迹。城内多空旷地带。宫城位于内城北部正中，平面呈方形，边长1000米。南侧两端有角楼。宫城内中轴线上有一处大型宫殿基址。南墙设有3门，正南门阊阖门与内城阳德门间有宽约40米的大道相连。外城朱夏门与内城南门阳德门之间有一条宽64米的中央主街道，两侧有市楼建筑、佛塔寺院（现存感圣寺舍利塔和八角密檐小塔）和街道围成的坊区。外城北部有寺庙、廊舍和官署遗址，西南角山坡上也有寺庙建筑遗址。城外西南部还残存一座半截塔及其寺院遗址。
北宋使臣路振在《乘轺录》中对辽中京城的平面布局有所记载:“契丹国外城高丈余步，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门曰阳德门，凡三间，有楼阁。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员约七里。自阳德门入，一里而至阊阖门，凡三门。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阊阖门有五凤，状如京师， 大约制度卑陋。东西掖门，去阊阖门各三百余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是夕，宿大同驿，驿在阳德门外，驿东西各三厅， 盖仿京师上元驿也”。此段文字概述了辽中京外城、内城和宫城的“回”字形布局，以及开放的街市等情况，与考古勘探和发掘资料基本相合。可以看出，“北宋东京模式”对“澶渊之盟”背景下营建的辽中京城规划和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2.对金中都的影响 金中都是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以后的金帝国首都。遗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和丰台区境内。《金史》卷八十三《张浩列传》载，“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改称中都。汉化的渤海人和汉族人参与规划的金中都，是在原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的，向南扩3里，向西扩1000步，东有燕王冢为新城的东南角。
金中都由郭城（外城）和宫城、皇城组成（图六）。郭城略呈方形，南城墙长4750米，北城墙长4900米，东城墙长4510米，西城墙长4530米。北城墙有4个城门，东、西、南墙各3个门，与《金史》记载相合。各面城墙还有水关（水涵洞），其中南墙景风门西侧水关遗址保存较好。宫城位于郭城的中央偏西，地势较高，平面呈长方形。正南门为应天门，正北门为拱宸门，东有宣华门，西有玉华门。宫城内南有前朝大安殿，北边为内朝仁政殿。皇城在宫城之南，与宫城相连。郭城外还建有离宫——大宁宫（今北海琼华岛）。郭城正南门丰宜门经皇城宣阳门，与宫城正南门应天门形成明确的中轴线。
金中都有两套城市规划系统。一是原辽南京旧城范围内，仅改建宫城，其他维持原状。宫城格局承袭北宋东京宫城的设计。宫城前有皇城和千步廊，其两侧左有太庙，右为三省六部衙署；可能还存留着唐朝井字街道和坊制。二是金中都新扩建的部分，很可能模仿了北宋东京城的开放式街巷模式。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从隋唐时期封闭式里坊制向宋元开放式街巷制的转型。女真族改建的金中都，宫城居于郭城中央的布局形式及其宫城内建筑规划，新扩建区域采用开放式街巷等特点，都是受到“北宋东京模式”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民族融合的具体实例。
（ 三） 元大都反映的“北宋东京模式” 和“ 辽上京规制”
元大都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最为重要的首都。遗址位于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大都城及其宫城的规划营建由汉人官吏刘秉忠等总领其事。
元大都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环套而成，为“回”字形布局（图七）。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墙长7590米，西墙长7600米，南墙长6680米，北墙长6730米。夯土城墙外有护城河。外城共有11个城门，东、南、西墙设3门，北墙设2门。正南门为丽正门，其东、西两侧为文明门和顺承门。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补修瓮城。皇城位于外城南部中央。皇城东部为宫城所在，其北有御苑；西部为太液池和太子宫、隆福宫、兴圣宫等宫殿建筑。皇城四面墙各有一门，正南门为灵星门。宫城位于外城南部的中轴线上，皇城内东部。四面有宫墙，墙中部各设一门，正南门为崇天门，北门为厚载门。宫城内为前殿后阁的格局。中央官署原来较分散，后来集中在皇城南侧和东侧。外城齐化门内设太庙，平则门内建社稷，形成左祖右社格局。
南起外城丽正门，经皇城灵星门，过宫城南门（崇天门）和北门（厚载门），直到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北京鼓楼北），这条纵贯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街，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后来为明清北京城所沿用。
南北纵街和东西横街构成元大都全城的主干街道，大街宽约25米。在南北向的主干纵街的东西两侧，等距离的平列东西向胡同，胡同宽6～7米。从光熙门大街至北墙内顺城街之间，排列22条东西向胡同。大都居民区规划整齐，还有发达的商业。皇城后面的海子（积水潭）斜街钟楼一带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元大都还有完备的供水和排水系统。
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其规划设计贯彻了《周礼·考工记》营建都城的思想。实行三重环套的“回”字形布局，宫城居中，开放式纵街横巷式的城市街道系统等，都明显承继“北宋东京模式”，是中国古代晚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元大都（称北城）建成后，原金中都旧城仍然存在，称南城（图八）。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元大都城内的核心建筑是蒙古族皇帝办公、居住的宫城，以及官署、宗庙、寺观、府邸和商业区等，这里主要是皇帝和贵族生活的区域。而作为南城存在的“金中都”旧城，生活着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普通汉人，也有繁华的工商业区。《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列传》载，“或言京师蒙古人宜与汉人间处，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迁，犹未宁居，若复纷更，必致失业。此盖奸人欲善货易之利，交结近幸，借为纳忠之说耳’。乃图写国中贵人第宅已与民居犬牙相制之状上之而止”。可见，元初有些蒙古贵族确有“因俗而治”的想法。尽管忽必烈遵用汉法，元大都本身没有严格的民族分区，但元朝统治者和蒙古族各部族人集中于大都城内是不争的事实，仅少量汉人得以在大都城内居住。元朝统治者一度将元大都（北城）和金中都（南城）作为一个整体考量来使用，形成北城（元大都）和南城（金中都）的双城制，不难发现其平面也是近似“日”字形格局。这或许正是蒙古族统治者对“辽上京规制”之“因俗而治”理念的传承。
（四）明清北京城所反映的“北宋东京模式”和“辽上京规制”
明北京城是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后的明帝国首都，遗址即北京市旧城区。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明兵占领元大都后，为加强防御，在原北墙以南约五里处、积水潭渠道南岸新筑北城墙，设安定门和德胜门。东、西墙沿用。明北京城南墙自旧城墙南移约二里，设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明成祖朱棣登基称帝后，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曰顺天府”。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开始兴建北京宫殿。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正式从南京应天府城迁都到北京顺天府城。
眀北京城平面呈不规则“日”字形（习称“凸”字形），由南城（旧称外城）和北城（旧称内城）构成（图九）。夯土城墙始用青砖包砌，用石做基。
北城（旧称内城）呈近长方形，东城墙长5330米，西城墙长4910米，南城墙长6690米，北城墙长6790米。城墙外有马面。北城墙外壁在四面城墙中墙体最庞大、马面最宽厚、雉堞最高，最有气势。北城共9座城门，正南门为正阳门。
《明史》卷四〇《地理一》载，“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门六，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门，西转曰长安右门”。皇城位于北城中部偏西南，除西部为西苑太液池，东南隅为“南内”重华宫外，东部和北部均为内官衙署和作坊等。在皇城南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向南至大眀门（现已拆除）之间为千步廊，两侧集中安置中央主要官署。左为宗人府和五部及其他院监，右为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等。
宫城（即紫禁城）是在元大都宫城废墟上重新规划设计的。《明史》卷四〇《地理一》载，“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门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门，第三重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宫城在皇城东南，北城南部的中央。宫城实际上四面各设一门。正南门为午门，东、西华门在皇极殿前方的左右宫墙上。宫城内为前朝后寝布局。前朝为皇极殿（清改建称太和殿），后宫为乾清宫。宫城午门外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北门玄武门外为万岁山（今景山）。
南城为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作为外城修筑，以防御俺答入侵。因经费紧张，故仅修了南城，形成“凸”字形格局。南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城四隅建角楼。南城（外城）共7座城门。正南门为永定门。南城主要是工商业区。天坛和山川坛列于中轴线两侧。
眀北京城北城的街道等沿袭元大都的格局，并重新规划了宫城和皇城，形成三重环套“回”字形布局。明北京城沿用元大都的中轴线，即北部起点从钟鼓楼向南经紫禁城玄武门、正南门午门，皇城正南门承天门，北城正南门正阳门，南城正南门永定门，形成明北京城南北向中轴线。这些都是突出中央集权“皇权至上”思想的“北宋东京模式”的传承。
明北京城增建南城，本是加强防御功能，形成环套的格局。但因客观原因而无意中形成“日”字形格局。清北京城作为首都，完全承袭明北京城的“日”字形格局（图一〇）。文献载，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八月辛亥，“谕户部等衙门：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争端日起，……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清世祖实录》卷四十有类似记载。依据文献可知，在清初，皇帝和贵族圈占北京内城（即北城），使之成为满族皇帝和贵族的集聚地。除满蒙八旗外，也有汉八旗官兵居住。而外城（即南城）则是清朝汉人、汉官、回民和工商业者的集中聚居区。尽管清北京城和明北京城形制布局完全一致，但是统治理念明显不同。因此，满族统治者在使用清北京城时，北城和南城失去了原来所谓“内城”和“外城”的意义，而是“分族居住”形成明确的“日”字形双城制。从这个角度讲，清北京城从形式到理念，显而易见贯彻了“辽上京规制”的“因俗而治”统治思想。
五、余 论
唐朝以后，中国都城制度出现了两套系统（图一一）。以“日”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的“辽上京规制”的形成，堪称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和中原农耕文化传统在都城规划设计方面相融合的杰作，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以汉人为多数的帝国时“因俗而治”政治制度的物化表象形式。这似乎反映出北方民族建立的帝国初期还存在民族隔阂的色彩。辽、金、元、清诸帝国都城规划或使用理念一脉相承。以“回”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的“北宋东京模式”，是汉族皇帝建立的帝国突出“皇权至上”思想的物化表象形式。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中央集权为特色的官僚体制。辽帝国和金帝国中期以后的辽中京和金中都二城，以及元大都城都明显表现出更好地承继了“北宋东京模式”，更为强调“中国威仪之尊”的情况，展现了以汉文化为主旋律的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兼容性，反映了胡汉民族不断融合和走向统一的大趋势。明清北京城更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形成的象征。
附记：本文插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绘制，王岩协助部分工作，谨致谢忱。(作者：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