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在景德镇设立御器（窑）厂，专门烧造御用瓷器，御窑瓷器及其生产，是对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绝对权力的重要体现。在皇家品质的要求与带动下，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由此走向巅峰。景德镇不仅成为中国的瓷都，也成了世界的景德镇。
御窑瓷器对于皇权的反映，集中体现在皇帝对于御窑瓷器由生产到使用全过程的绝对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贯穿于御窑瓷器从设计、制样起的整个生产流程，在其使用、以及生产与使用之间的部分同样有所体现：例如对于产品的筛选与检验。筛选与检验的过程是产生落选品的过程，而对落选品的处理方式，则将其对皇权的体现推向了极致。
以明代为例：“明代御器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至迟在永乐时期就确立了打碎掩埋的制度。洪武、永乐时期的掩埋地点主要在珠山以南靠近御器厂的围墙处，打碎后倾倒在平地或低凹处，堆积比较厚，所占面积比较大，一次处理的数量比较多，说明其是隔时集中处理的。宣德时期的掩埋地点分布比较广泛，在珠山南北都有发现，采取的是小坑、小堆和小型片状堆积的掩埋方式，操作细致、认真、严格，除宣德初期集中处理了一批库存的永乐朝的落选御用瓷器外，处理宣德朝的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分布比较分散，每个遗迹内出土的瓷器数量也不多，并且大多都打破或叠压宣德窑业堆积层，其上又覆以宣德时期的窑业废弃物，这说明宣德朝的落选御用瓷器可能是随时处理的。正统时期不再单独挖坑或堆堆等，而是利用已有的沟槽等，即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倾倒在沟槽里。成化至嘉靖时期的掩埋地点集中于珠山东侧和北侧，是顺着由窑业堆积构成的小山的坡面倾倒，堆积层普遍较薄，面积较大……”。
可见，即使是烧制失败的落选品，皇帝也不会允许其流入民间。对于落选品的严格控制与相对极端的处理方式，既是对如今御窑遗址中大量出土遗物来源的解释，也是御窑厂内遗物形成集中堆积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御窑瓷器修复的根本原因：这种逐渐地、相对集中地遗物堆积方式，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掘的手段，得到相对齐全的器物残片以及可与之对应的较为清晰的年代序列；这使大量御窑瓷器的修复成为可能，也令修复器物更具学术价值。
正因如此，对于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对出土器物的修复始终相伴；作为陶瓷修复的主要负责人，也会亲自参与考古发掘。对于遗物出土情况的直观把握，与御窑遗址出土瓷器的考古修复是相辅相成的。1983年至1999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市政建设，先后对御窑厂遗址进行了12次抢救性考古发掘。2002-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珠山北麓与南麓两个地点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2014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御窑遗址中部偏西位置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每次集中发掘结束后、整理过程中，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均主要负责出土器物的修复工作。
1994年清洗明洪武、永乐地层出土瓷片）
1994年 修复场景）
1994年 修复场景）
1994年 修复场景）
1994年笔者(邬书荣)修复出土梅瓶，瓷片多达600余片）
2002年在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2003年 修复2002年御窑遗址发掘出土梅瓶）
近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正在修复的一批御窑遗址出土瓷器，系2014-2015年御窑遗址发掘出土器物的一部分，这批器物集中出土于龙珠阁北侧。以修复本次发掘出土的仿龙泉青釉碗、红釉盖盒等器物的过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御窑瓷器的初步修复过程：从器物残片被发掘出土并按出土单位（层位）存放，至考古修复基本完成，大致需要经历以下一些步骤：
首先是对瓷片进行初步清洗，刷洗冲净
初步清洗过后，需将瓷片进行晾晒
挑选需要拼对的标本
对选出标本进行分类，便于随后进行拼对
事实上，在进行拼对修复之前的分类工作是极为重要的，这会直接影响到拼对的效率及成果。尤其是对于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这种瓷片出土状况而言则更是如此。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对于瓷片的分类，利用了“多级分类”的方法：即在按照地层单位进行基础分类后，观察瓷片间最显著的差异，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类；再对每一类瓷片重复进行此项工作，直至同类瓷片间的差异达到最小（同一单位、同一品种、同一釉色、同一器类、同一部位等）为止。
拥有这样的分类基础，是进行正确拼对以至修复的重要前提；将多级分类的概念引入到御窑瓷器修复中来，是景德镇长期实践经验累积的结果，也是高效率修复的必要条件。
分类后，进行初步拼对，利用胶带进行黏接
初步拼对时使用胶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修复拼对初期进行可逆黏接，以便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随时做出更改。这一点也是景德镇御窑瓷器修复的特点之一：由于瓷片出土量相对庞大，且多较为细碎，在初步分类的过程中，可能无法一次性将出土的同一件器物碎片全部集中在一起，因此需要在初步拼对的过程中不断寻找适配的瓷片。由于瓷片破碎的具体角度各不相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黏接；而找到瓷片的顺序与最合理的拼接顺序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故在初步拼对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操作必须是可逆的。
至此，御窑瓷器的初步修复工作基本完成，修复器物基本成型。
这是一组完成了初步修复的器物标本
器物初步修复完成后，将以每个标本为单位再次进行细致清洗，以去除土沁等残留物。随后将调制专用胶水进行最终的黏接。经再次晾干后，可利用石膏补全器物残缺的部位。以下是由笔者（邬书荣）完成考古修复的部分御窑遗址出土瓷器……
明 洪武 青花缠枝花卉纹大碗
明 永乐 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
明 永乐 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明 永乐 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
明 永乐 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碗）
明 宣德 青花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明 宣德 青花剔卷草纹鸟食罐）
明 宣德 青花方流直颈壶）
明 宣德 天青釉印莲托八宝纹高足碗）
历经以上诸多步骤，经过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陶瓷修复专家的努力，一件件御窑遗址出土瓷器完成了拼对修复，得以部分的恢复其被打碎前的面貌。
对于御窑遗址发掘出土瓷器的修复，所采用的是考古修复的方式，其目的是尽量还原器物形制等有助于进行考古器物类型分析的因素，同时，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器物出土时所携带的原始信息，以便进行下一步的考古学研究。因此，主要由于目的的差异，考古修复不同于一般商业性的文物修复方式：所谓“美观”或“精致”的、最接近于完整器的修复并非考古修复的主要目的，它不需要、也不允许对器物进行过当的修饰，或有任何试图掩盖出土器物原始面貌的行为。也正因此，考古修复的出土器物与传世完整器、甚至商业修复器物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那么这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此之前，我们仍需看到的是：未经修复的、御窑遗址发掘出土的瓷片本身已经承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有些是完整器都无法取代的：比如瓷器制作工艺方面的信息等。对于完整器而言，许多器物的形制并不支持我们观察其制作工艺。相反地，完整器也携带了许多特有信息，多数也是瓷片难以表现出来的：例如器物的形制、完整的器物纹饰信息等等。如此，既然瓷片和完整器物已经能够承载那么多的信息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考古修复呢？具体 到修复御窑瓷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可以明确的是，考古修复瓷器、尤其是御窑瓷器，必然具备瓷片、商业修复器甚至传世完整器都无法取代的特殊价值。
进行考古修复的出土瓷器，多会基本还原出器物的形制。与传世完整器不同，出土器物背后所携带的考古学信息，会使其产生与完整器完全不同的价值、甚至反而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器物形制与出土信息的集合，将会体现这些器物在某一时段的整体状况。举例来说：发掘出土的器物残片都是带有出土层位信息的；修复完成的器物，又可依器物形制进行类型学研究。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器物的出土层位与类型学分析相结合：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对遗迹遗物进行分期断代、建立考古学年代序列，也是建立器物年代分析标尺的主要手段。
而对于考古修复的御窑瓷器而言，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经过修复不难发现，许多出土的御窑瓷器在修复完成后，仍然会呈现出一些修复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从器物形制上来说，碗、盘等器物口部不圆、有些器物由于可能在烧制过程中就发生了胎体开裂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无法进行修补间隙等等；从器物装饰上来说，也可能存在彩或釉的发色不正、纹饰不规整等问题。有些器物甚至还未完成烧造，在半成品时就已经被淘汰了。这些现象表现出了御窑瓷器被打碎掩埋前的原始面貌；事实上，可能也恰恰是这些因素，使得这些器物成为了落选品。
反过来看，对于这些产品落选原因的积累，能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皇帝挑选瓷器的标准。从已经发现与修复的器物来看，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器型、釉质、胎质、釉色、彩料发色、纹饰画工等因素均在皇帝的挑选标准之列。而所谓的标准或规则，自当是对皇帝意志的体现。因此，通过观察考古修复的御窑出土瓷器，我们除了可以掌握明清御窑瓷器的部分特征外、还能够明确御用瓷器的挑选标准，进而对皇帝的审美及意志有所了解，最终能够着眼于制度的层面。因此，对于御窑瓷器的考古修复，也是利用出土的御窑瓷器对制度等问题进行逆向研究的重要途径。
除了修复的御窑瓷器本身所呈现出的价值，其在整个陶瓷考古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掘与修复工作使我们可以将同一历史时期的御窑出土瓷片、修复瓷器以及传世完整瓷器放至同一空间内进行对比：让不同性质的材料在相同的时间与空间内交汇，这不仅可以较为完整的呈现出御窑瓷器从设计、生产到筛选、使用甚至废弃的整个过程，也能让我们看到不同性质的资料在陶瓷考古研究体系中的作用。而这其中，出土的考古修复器由于同时具有部分出土瓷片与完整器所承载的信息，成为了将考古发掘出土瓷片与传世器物联系到一起的唯一“桥梁”。也正是这座“桥梁”，能够帮助我们最大化地提取资料中所蕴含的信息，使我们可以真正地将考古学研究与器物研究相结合。（原文刊于紫禁城2016年11月号 总第二六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