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
王志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在自己的家乡临濠建造新都，定名为“中都”。洪武八年，在“功将完成”时又以“劳费”为由，罢建中都，随后对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并在洪武十一年确定了南京的“京师”地位，中都成为陪都。明中都在罢建时城市轮廓已经形成，城垣、宫殿、坛庙、钟鼓楼、军事卫所、公侯宅第等多数遗址留存至今，与水系路网和建城时开设的窑址、石料厂等工程遗存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底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一）
图一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位置图
明中都城有三重城垣。内为宫城，面积约84万平方米；次为禁垣，面积约3.8平方公里；外郭城近扁方形，面积约50平方公里。2013年，以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订了《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4年启动明中都的考古勘探工作，2015年正式开始发掘。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等单位合作，本着“最小面积”“最少破坏”“展示优先”的发掘原则，按照“布局、规制、工艺、过程”四方面学术目标，对明中都遗址开展持续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通过勘探和发掘，城址的布局日渐清晰，承天门、东华门、外金水桥等多组单体建筑遗存的形制和结构逐步得到揭示。在此基础上，2021年重点开展了涂山门遗址和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的发掘工作。
01 涂门山
涂山门是明中都外郭城的西门，发掘面积962平方米，较为完整地揭露出了城台、马道及其旁侧城墙的地上、地下结构。（图二）
图二 涂山门及城墙布局、结构示意图
涂山门为单门道券洞式城门，城台底部南北宽约39.5米，东西进深约23米，依明初建成面计，夯土保存高度尚有4.83米。城台外甃砖石、内填夯土，包砖厚约3.4-3.6米，夯土采用一层砖瓦扎一层土的夯法。城台（图三）门洞居中，因流水冲蚀或人为破坏已严重损毁。依包砖厚度推测，城台门洞原始宽度约为5.1米。城台北侧贴城台设东西向单马道，马道整体宽度约5.75米，长度与城台进深相当（图四）。马道夯土芯呈西高东低坡状，用土较为粗疏，夹有少量砖瓦。城台南侧连接一段砖城墙，长约6.3、宽约2米，因被拆毁，仅余砖和石灰印痕。砖墙再向南衔接夯土城墙，应为文献记载中洪武八年建成的外城土墙，采用黄色素土于明初始建面上直接夯筑，残宽约1.8米，残高约0.4米（图五）。城台、马道及砖城墙均坐落在地下挖有基槽的夯土平台之上，并存在明显的先后营建次序（图六）。
图三 涂山门城台内夯土芯
图四 涂山门马道夯土芯
图五 涂山门南侧残存的夯土城墙
图六 涂山门城台下基槽和地钉情况
02 宫殿及附属建筑
宫殿基址的发掘始于2015年，发掘先用十字探沟法寻找宫殿基址的线索，再根据线索围绕基址的边缘探寻出台基的范围和基本形态；其后对宫殿基址的西半部和西侧连廊及附属建筑展开大面积揭露和局部解剖工作，累计揭露面积达9600余平方米。
发掘揭示出前朝区核心宫殿总体呈“工”字形，由前殿、后殿和穿堂组成，总长约108米，均位于夯土台基之上。台基内承托柱础的磉墩采用一层石片一层土的“夹石扎”夯法，其余部位用素土夯筑，因此可以通过磉墩勾勒出殿址的柱网结构。（图七）
图七 前朝宫殿区域发掘现场鸟瞰
前殿西半部发现东西四列、南北三排磉墩，其中西北、西南两个磉墩属于四联式磉墩，南、北两排的其他磉墩和西端中间磉墩为二联式磉墩，其他为单体磉墩。依磉墩分布可复原出五排、五列柱位，据此推测其建筑开间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依复原的柱心距计，东西通阔约70米，南北进深约32米。（图八）
图八 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及附属建筑磉墩分布
前殿后出一抱厦，与穿堂连接。抱厦阔约28米，进深5.4米，面阔三间，开间与前殿当心的三间相等，进深一间。抱厦后有穿堂，于其西半部发现磉墩八排、两列，两端均有与前、后殿共用的磉墩，推测其阔三间，约18.5米，深七间，约43米。
图九 后殿连廊区发掘现场
后殿与穿堂相接，其西半部有东西、南北各5排磉墩，推得其也是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不过开间尺寸较前殿缩小。通阔约57.6米，进深约27.5米。（图九）
图十 宫殿基址大型磉墩
宫殿台基前高后低，与北京太庙的做法相似。磉墩随夯土台基同时修建，方法是夯筑完每层土后在磉墩位置铺上石块，再覆土向上夯筑，因此磉墩夯层与台基夯土连为一体，每层石块摆放并不严格对位，有的边缘明显为人为摆铺。磉墩有多种尺度，前殿单体磉墩边长达到5.5米，四联式磉墩尺寸达11米见方。穿堂磉墩约3.8米见方，后殿磉墩约4米见方。（图十）
图十一 前殿基址出土巨型石础
宫殿台基上清理出四处踏道和多块接近原位置的础石。础石皆为覆盆式，其中前殿出土的巨型础石用料边长近2.8米，础面边长2.5-2.6米，覆盆直径达1.8米，体量为目前所见宫殿建筑础石之最。（图十一）在前殿中部偏后处还发现一座黄土中心台，长5.4、宽4.9米，土质极纯，黄中偏红，残存深度达4.5米。结合勘探，明确其被周边夯土所叠压，为本组宫殿建筑中最早的构筑物。其位置是前殿摆放龙椅的位置，且正好处于整座宫城的几何中心点上，可能与城址建设中的选址、择中理念有关。（图十二）
图十二 宫殿前殿中后部位的中心黄土台
后殿西侧接有连廊和附属建筑，亦位于夯土台基之上，从磉礅分布看，该部分建筑组合与史料、历史地图中的明代故宫谨身殿西侧建筑组合非常相似，依次可能为连廊、门房建筑、连廊、角楼，角楼向南又连接宫院的西廊（图十三）。角楼平面呈正方形，存4个大型磉礅，推测为重檐楼阁建筑。门房有二排四列磉礅，正中南侧发现一处踏道，内以素土夯芯，外包砖石。两侧连廊均有二排磉墩，进深窄于门房和角楼。
图十三 后殿西侧连廊航拍
后殿北侧约23米处有一条东西向宫墙和三座宫门。宫墙全砖砌筑，底宽2.15米。三座门址沿中轴线对称分布，中门宽约3.1米、东西二门宽均2.8米。西门、中门有明显的封堵、废弃痕迹。东门有较长时间的使用迹象。该宫墙自中轴向西113.5米处北折，表明其为后宫的前墙。（图十四）
图十四 后宫宫墙及宫门
03 清代县学建筑
发掘还揭示出了叠压在明代宫殿基址上的清代县学建筑的基本布局。县学为南北向长方形院落结构，有不断向南增扩建现象。该县学共已发现了五组建筑，与文献中的县学建筑及维修、扩建的记载基本吻合。（图十五）
图十五 清代县学建筑基址布局
04 出土遗物
发掘出土了大量明初的砖、瓦、石建筑构件。字砖较少，有地名砖、字号砖、纪年砖等。瓦主要为黄、赤色、酱色等琉璃瓦，以筒瓦、板瓦、龙纹、凤纹瓦当、滴水为多。石构件有台沿螭首、龙、凤纹雕刻石栏板和雕龙望柱、抱鼓石、须弥座组件、础石等。另出土了少量明代中晚期至清代的瓷片、铜钱、铁器等。（图十六-图二十五）
图十六 宫殿基址出土螭首、图十七 出土明代石栏板、图十八 出土明代石栏板、图十九 抱鼓石与栏板残件
图二十 基址边缘须弥座下枋石上的刻字
图二十一 出土的盘龙柱头
图二十二 出土的部分琉璃瓦当、图二十三 出土的部分琉璃滴水、图二十四 部分瓦件带戳印铭记、图二十五 出土的洪武通宝
05 学术意义
由于史料记载极为简略，明中都前朝主殿的形态一直成谜。2015-20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明中都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补充完善了中国建筑史元、明两大篇章之间的关键缺环，为进一步理解明早期官式建筑在基础做法、用材与结构等方面的嬗变奠定了基础。其在设计理念、结构布局和工艺做法上无不体现出由宋元向明清过渡的特征。不仅从实物上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由宋元向明清转变的关键环节的资料，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中的历史进程。而前殿中心黄土台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都城择中、选址的规划营建思想与实践有着重要价值。
除了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外，涂山门及清代县学等遗址在建筑布局、结构和工艺方面的探索和发掘，也是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的重要实践，这些发现共同为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和古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执笔：王志、吴伟、宁霄、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