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墩，是古典家具大家族中的“闺秀”之作。不同于大多数象征尊严、权利、地位的“男权”坐具，它别出心裁地以女性化的圆润、婀娜、秀美展现出了古典坐具的别样风华……
粉彩耙花绣墩
绣墩的美，首先在于其形制的独树一帜，国人向来崇尚平衡、方正的肃穆美，古典坐具秉承这一理念，通常表现为四平八稳，以“方”为其形。而绣墩却“背道而驰”，以一种独特的圆润形象出现，外形秀气、体型小巧，比起方方正正的座椅多了几分女性化的秀美。
对于其形象的来源要追溯到战国，虽然那时国人还处在“席地而坐”的阶段，但是绣墩的雏形已现端倪，这一点在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便可窥知一二：“腰鼓形坐墩，是战国以来妇女为熏香取暖专用的坐具。”虽然并没有具体实物可考，但是可以想象，也许是蒲团或矮墩一类的坐具。可以看出，绣墩的形象灵感就是来源于腰鼓的，而且是定位于女子的坐具，所以其形制相对于一般的坐具而言，在审美上更加偏向于女性化。
随着国人垂足而坐生活习惯的普及，坐具逐渐兴起，绣墩的形制也得到确定：从腰鼓演变而来的绣墩大多状为圆形、腹部大、上下小、平顶微凸、弧腹中空。为了使其更加“象形”，古人在依形而制的时候，一般在鼓墩的上下彭牙上也做两道弦纹和鼓钉，保留着“蒙皮革，钉帽钉”的形式，整体造型显得俏皮、生动而富有灵气。
绣墩的美在于不断地补充和发展，其形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如同善于装扮的女子一样，随着时代的推移，吸收各个时期的特色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妆容”：包括颜色、用材、工艺、纹饰、装饰手法等，可谓千变万化：从用材上来看，有陶、瓷、木、石等多种材料；从工艺上来看，有红釉、蓝釉、粉彩、青花、珐琅、三彩等多种工艺；从纹饰上来看，有动物、花草、水果等多种题材；从装饰手法上来看，也有镶嵌、雕刻、堆塑、开窗等多种做法。
作为古老的坐具，绣墩的形象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形制也在逐渐丰富，可谓随着岁月的推进而加入不同的内容，使其更为丰富和富有神韵，其中，尤以明清时期最为多样。总的来说，绣墩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坐墩的实物雏形产生于唐，唐代是坐具开始萌芽的时期，国人开始向垂足而坐的阶段进化，同时佛教文化异军突起地融入了中原文化，古典坐具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封建统治者受到了神佛的启示，将自己喻为神佛派到人间的使者，自然坐具也要向神佛的坐具靠拢，于是在佛祖莲台的启示下，绣墩开始被称作“基台”或“荃蹄”。
同时，除了木材，更多种类的材料被纳入绣墩制作之中，如竹、藤、瓷等。提到瓷，德化、醴陵、景德镇等地的瓷绣墩在当时很普遍。尤其是嘉靖、万历两朝出现了“瓷墩”的兴盛期。
当时的绣墩在造型艺术上也有了新的提升，出现了更多类型：整体上可分为有开光和不开光两种；墩圈上出现以花草题材为主的雕饰，如海棠、竹节、藤蔓等；墩面上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镶嵌，如彩石、瘿木、大理石、藤等，大大丰富了绣墩的艺术风格。
清代是绣墩制作工艺的另一个高潮，清代的绣墩相较明代而言要更小一些，显得更为清瘦秀雅。康乾盛世时，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家具制作工艺的精进，此时的绣墩喜以抽象镂空的钱纹为装饰，以釉彩、粉彩、青花、珐琅等多种工艺制作而成，并且引入了雕刻和镶嵌的装饰手法，使绣墩成为了华丽的家居艺术品。
作为女性的专属坐具，绣墩的韵味不仅仅在于形制的秀美与工艺的复杂，更多的是其自身所散发的女性气韵，它不同于其他方正、威严的“男权”坐具，而是充满了女子的柔和与婉约。
唐代，坐墩这种形式的坐具为宫廷女子所青睐，那时的女子为了使自己的坐具显得更为美丽、高贵，便在绣墩上“铺锦披绣”，将其用艳丽、珍贵的锦绣包裹住，很多锦绣是出自主人亲手制作，绣墩其名也是来源于此。披上锦绣的绣墩不仅视觉上更加华丽美观，坐上去也更为柔软舒适，自此，奠定了绣墩柔和美丽的基调。遥想古代女子，对着轩窗穿针引线，心灵手巧织就一方绢绣，并将其围盖在绣墩上，每每坐在上面抚琴笙歌，两厢柔美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绝美的图画。
除此之外，相对于其他坐具，绣墩更加轻巧随性，由于它没有靠背、体型轻巧，所以常置于庭院室外，作为装饰和小憩之用，闲暇之时，可在亭中饮酒对弈，于花前月下吟诗赏景。
红楼梦第三十八章《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就提到：“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令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闲散几句，风韵跃然，文中的绣墩在林黛玉的辉映下于秀美之中流露出一丝文雅。
绣墩这一充满女性美感的坐具，用圆润和秀美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风华，不仅可以作为厅堂坐具，亦可以放在室外，随性享受户外情致。它集实用性、观赏性于一身，不仅可休憩小坐、骋思怀古，亦可作为一件美观、雅致的工艺品，映照古典，书写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