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烧工艺有新变化。元代的装烧方法主要有三种：一为仰烧，二为叠烧，三为覆烧。焙烧枢府器、青花瓷等较高级的瓷器，一般采用仰烧法，采用此法装烧，装坯过程大致为：先装一个垫饼(这种垫饼系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及粗料制成)放人匣钵，再在垫饼上撒一层粉末(这种粉末系用高岭土、谷壳灰拌和而成)，然后将婉、盘之类的坯胎直接放置于粉末上。其时装坯为何要在垫饼上撒以上面提到的那类粉末呢？原因主要是：随着制瓷配方的改变，这时的焙烧温度已相应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在垫饼上撒一层能够耐高温的粉末，瓷器的圈足就会与垫饼相互粘连。元时，焙烧质粗釉劣的瓷器通常采用叠烧法，采用此法装烧，瓷坯重叠已不必用支钉问隔，只需在瓷坯底部的釉面旋出一个露胎的涩圈，即可将一个碗(盘)的无釉底足放置于下一个碗(盘)的涩圈上，并依次重叠至10个左右再装入桶式平底匣钵内。这种重叠法具有三个优点：(一)装坯比五代更加简便。(二)能充分利用窑室内的高空增加装烧容量，可以节省耐火材料和焙烧费用。(三)由于露胎的缺陷仅在碗心或盘心，因此比口沿无釉的覆烧器更为适用。元代早、中期，焙烧芒口瓷器通常都继续采用支圈覆烧法，但这时的支圈已由宋时瓷质的改为缸钵泥质的了。到元代后期，这种覆烧法和这类窑具就逐渐被淘汰了。为什么会被淘汰？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窑具只能装烧芒口瓷碗、瓷盘，而芒口瓷碗、瓷盘容易粘储污垢，难以洗涤，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不更。二是由于使用这种窑具会增加窑室中的水份，焙烧出的瓷器釉晰的光亮度较差。三是随着耐火度很高的高岭土引人瓷胎，采用仰烧法已使瓷器的变形率大为下降，因此这时已用不着以覆烧法来控制瓷器变形。四是其时已发明了涩圈叠烧，采用这种方法装烧，与支圈覆烧比较，竖向装烧的密度更大，更能节省焙烧费用。同时采用涩圈叠烧法，瓷器露胎的部位已由原来在口沿改在碗心了，故比芒口器更为适用。
瓷美术不断创新。第一，烧造成功了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青花瓷是一种白地兰花的釉下彩瓷，以氧化钻为着色剂，先在坯上作画，再施一层薄釉，经高温烧成，．显示出一种明快而和谐的艺术效果，既能体现素白瓷的美，又能体现钻蓝色的雅，一青二白，相得益彰，令人赏心悦目。青花的开放，使瓷器的欣赏价值进人一个新的境界，比色调单一的宋瓷更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青花画师们不仅吸取了北方磁州窑黑褐彩和南方吉州窑釉—下彩的绘画技巧，而且从纸本绘画中引入水墨晕渲之功，使青料彩绘具有浓淡分明、深浅相宜的特点。无论是彩绘云水龙风，还是描画串枝花叶，都有层次感，加上釉色浸润，更显得活泼秀美，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改进，青花瓷已成为具有我国民族风格、在世界最有影响的绝代佳瓷，从元至今，独领风骚六百年。第二，不仅发明了釉里红色釉，而且创出了釉里红装饰及青花釉里红装饰。所谓釉里红装饰，就是用釉里红色釉在器物上绘画出各类纹饰；所谓青花釉里红装饰，就是将青花和釉里红装饰同一器物上，使纹饰蓝中夹红，相映生辉。第三，烧造的红釉、紫釉，较宋代有所进步，特别是紫釉烧得更好。第四，烧成了高温蓝釉。第五，烧成了铜红釉。但由于当时对焙烧温度尚不能完全掌握，故所烧出的铜红釉产品的红色还往往不够纯正。第六，雕塑工艺更为精湛。例如，这时产的影青釉观音，不仅体态端庄，容貌丰腴，“衣纹依形体动态以深雕法加以塑造，使线与面融为—体，衣纹疏密有致，转折起伏，节奏明快”，而且衣边造塑精巧、细薄。第七，创出了金彩、釉上三彩、银红釉、贸蓝釉、青地白釉纹等装饰，改变了陶瓷装饰一直以单一釉为主的状况。第八，在继承末各式餐具、茶具、酒具、花瓶、炉、盒、供具等器型的同时，创出了折腰碗、带座花瓶、S耳花瓶、八方形梅瓶、玉壶春瓶、折沿菱花口大盘、高足碗、荷叶盖大罐、杨桃形小罐、风首扁壶、凤头盖瓶、扁圆执壶等一大批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器型。
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也比较广阔。《陶记》载，元时“浙江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广、荆、湘之所利；盘之马蹄、摈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各地有择焉者……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土人货之者，谓之‘黄摊’，黄掉云者，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从以上记述，既可看出当年景瓷所销之地域，又可看出当年各地民众之需求。此外，从北京、新疆、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瓷片来看，也说明元时景瓷在国内的市场是比较广阔的。
元王朝特别重视外贸，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发达，景瓷的外销也随之扩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代景德镇瓷器已远销全世界。有关史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元时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器，以贸易方式输出，所到的地区有：琉球、三岛、天枝拔、占城、古艺丹、罗卫、东津、爪哇、苏汪南文庭、旧港、班率、天笠、文老古、班达里、曼陀朗、加里邦、小咀南、朋加刺、天堂、甘理里等。上述地区，分别属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伊朗等十多个国家。那时，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运输瓷器。犹如珍宝、沉重易损的瓷器，从内地运到边境，经新疆进人中亚的沙漠和草原，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再到地中南海。相传古人包装运输瓷器有一套妙法，即：购买瓷器以后，先将每件器物纳人砂土及少许豆麦，重叠数十个扎率缚成—体，置于湿地，然后朝上面洒水，使豆麦生芽，缠绕胶固，再将其扔于地上，不破损者才子—亡李留装时。又从车上扔下数次，坚韧如故者才载运。因而，虽陆行万里，却安然无恙，但其卖价却比平常要贵十几倍。
随着元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各个国来向元朝廷进贡的也日益增多，每次各国使者向元帝进献各式珍品后，在回国时元帝通常都要回赐济干礼品于来使，这些礼品中，多以景德镇瓷器为主。例如：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拉博物馆现藏的景德镇各类元代青花瓷，多为当时元帝所赐。又如：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年(1296年)、至治三年(1323年)时，泰国曾多次遗使者间元帝进献礼物，使者回国时，元帝都回赐了织锦、瓷器之类的礼物。这些瓷器的回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入明后，朝廷废弃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所实行的工奴制度，推行了一种轮班制和—种住坐制。所谓轮班制，就是规定工匠每3年只须为官做工1次。每次不超过3个月，其余时间官府不再派差。所谓住坐制，就是规定工匠每月只须为官府做工10天，其余时间则由工匠自己支配。轮班和住坐，虽然仍是一种劳役制，但它使工匠在时间上有了较多的自由，在创作上有了较广阔的天地，这对促进当时包括瓷业在内的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6世纪 ，城市工商业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拥有较多资本积累的商人和作坊主，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表明此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纺织、制瓷、冶金、采煤、印刷等手工业中，有—部分已跨 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景德镇瓷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民营瓷业兴旺发达。《黄墨航杂志》载：明代，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解放后通过调查，查明北起观间阁，南到小港咀，西起十八渡，东至湖田，到处都有明代窑址，其中尤以观音阁、四图里、韦陀桥、薛家坞、赛宝坦、詹家弄口、落马桥、十八渡、小港咀、老鸦滩、里村、湖田等处的规模为大。东河上游的瑶里、鹅湖一带也有分布密集的明初至明中期的窑址约30处，其中以内窑村、外窑村、栗树滩、方家山、窑岭、王家坞、寺前、江家下、窑旮旯、象鼻山、现长明中学、凤坑等地的窑业遗物堆积为多。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浮梁县民陵子顺一次就向北京宫庭进贡瓷器5万余件(《明英宗实录》第二十二卷)，说明民窑生产量之巨大。明代的景德镇已是瓷业兴旺、商业繁荣的“江南雄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