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支圈覆烧法是将瓷器覆置于支圈窑具进行烧造的方法，在两宋时期使用频率较高、流行地域较广。本文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两宋时期支圈覆烧法的相关问题。将支圈分为盘形支圈与环形组合支圈两类，对各类型支圈的年代进行考证，认为以往的研究普遍存在年代判定过早的问题，进而进行分期研究。再对传播方向与路径进行讨论，认为定窑在支圈的传播中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其应是盘形支圈的创始窑场。湖田窑环形组合支圈的装置设计理念亦来源于定窑，又传播至周边的江西中部、湖南东部与福建西部地区。福建其他地区窑场则部分接受了湖田窑环形组合支圈的文化因素，并对其进行了扬弃式的再发展。
【关键词】宋代；支圈覆烧法；定窑；湖田窑；芒口将瓷器口沿朝下覆置烧造是两宋时期较为常见的一类装烧方式，主要包括釉口覆烧与支圈覆烧两种。前者属于叠烧范畴，常通过在内底刮涩圈、放置支钉间隔具与粘钉等方式避免复数件同形器物的粘连。后者则是将器物覆置于支圈窑具进行烧造，是一类使用频率较高、流行地域较广的瓷器装烧方式，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由于采用后一方式烧造的器物口沿无釉，形成“芒口”，且其装烧窑具也较为特殊，故学界对支圈覆烧法关注较多，其研究性文章并不少见。但由于一直未发现关键性证据以确定各类支圈窑具的具体出现时间，支圈覆烧法的发展与传播问题始终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拟通过现有的考古材料，结合笔者在各地调查所收集的信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支圈覆烧法的相关问题重新进行思考。
一、 支圈的类型与分布
支圈是承托覆烧器物的窑具，其兼具承托和间隔器物两种作用 [1] ，是研究支圈覆烧法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多用瓷土制成。根据整体形制的区别，可以大体将支圈分为两类。第一类可通称为盘形支圈，第二类则为环形组合支圈。
（一）盘形支圈
多为斜直壁，胎壁较薄，整体形如盘子，部分无底中空。也有浅碗、钵等造型，本文不再进行区分。瓷胎烧制。可依据内壁是否存在多级出棱，分为两型。
A 型：无多级出棱。
该型支圈发现于定窑、井陉窑、观台磁州窑、盂县磁窑坡窑与修武当阳峪窑遗址。如2009 年定窑涧磁岭 A 区发掘出土的 JCAT4 ⑤ b ：323（图一：1），2016 年井陉河东坡窑址调查发现的 16JHD ：39[2]（图一：2），1987 年观台磁州窑址发掘出土的 Y6 ②：6（图一：3）、Y5 ②：72[3]（图一：4）以及盂县磁窑坡窑考古调查发现例 [4]（图一：5）与 2003 年至 2004年修武当阳峪窑址考古发掘出土例 [5]（图一：6）。
图一 A 型盘形支圈1. 涧磁岭 A 区例 2. 井陉河东坡例 3、4. 观台磁州例 5.盂县磁窑坡例 6. 修武当阳峪例
B 型：有多级出棱。
多见于景德镇湖田窑址，也被称为“多级垫钵”。如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 年至 1999 年发掘出土的 97GT4 ②：203[6]（图二 ：1）以及泰顺玉塔窑址出土例 [7]（图二 ：2）12
图二 B 型盘形支圈 1.景德镇湖田例 2. 泰顺玉塔例
（二）环形组合支圈
根据整体形制的差异，分为两型。A 型 ：正 L 形。依据外壁与出棱转角处是否凸起，分为两亚型。Aa 型 ：凸起。内壁与出棱转角大于或等于 90°。目前仅见于北方地区窑场。定窑遗址大量发现有该型支圈，口径尺寸与外壁高度不一，不再分型。如 2009 年定窑涧磁岭 A 区发掘出土的 JCAT2 西④：159[8]（图三 ：1）。另外，井陉窑 [9]（图三 ：2）、临城南程村窑 [10]（图三 ：3）、观台磁州窑 [11]、鹤壁集窑 [12]（图三 ：4）、焦作窑 [13]、扒村窑 [14]、磁村窑 [15]（图三 ：5）、缸瓦窑 [16] 等窑址也有所分布。
图三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 1. 涧磁岭 A 区例 2. 井陉例 3. 临城南程村例 4. 鹤壁集例 5. 磁村例
Ab 型 ：不凸起。内壁与出棱转角约等于 90°。目前仅见于南方地区窑场。景德镇湖田窑址发现大量该型支圈，如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年至 1999 年发掘出土的 95AT2 ②：500[17]（图四：1）以及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的藏品例 [18]（图四：2）。另外，还见于江西地区的丰城石江钳石窑 [19]（图四：3）、吉州永和窑 [20]、靖安丫髻山窑[21]、奉新窑场里窑[22]、宁都窑[23]、永丰山口窑[24]、南丰白舍窑[25]、萍乡南坑窑[26]，湖南地区的益阳羊舞岭窑 [27]、长沙九木窑 [28]（图四：4）、醴陵钟鼓塘窑 [29]、耒阳窑 [30] 与衡东窑 [31]，福建地区的光泽茅店窑 [32]（图四：5）与长汀南山窑 [33]。
图四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1.景德镇湖田例 2.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例 3. 丰城石江例 4. 长沙九木例 5.光泽茅店例
B 型 ：倒 L 形。 多见于福建地区窑场，如武夷山崩坑窑 [34]（图五 ：1）、建瓯窑 [35]、周宁泗桥窑 [36]、柘荣青岚面窑 [37]、顺昌官山窑 [38]、建阳水吉窑 [39]、建瓯小松窑 [40]、莆田窑 [41]（图五 ：2）、南安南坑窑 [42]、安溪魁斗窑 [43]、德化窑 [44]（图五 ：3）、泉州东门窑 [45]、同安汀溪窑 [46] 等。另外，龙泉溪口窑址也见有该型支圈标本 [47]（图五 ：4）。
图五 B 型环形组合支圈1. 武夷山崩坑例 2.莆田例 3. 德化例 4. 龙泉溪口例
二 各类型支圈的使用年代
判断支圈窑具装烧方式最直接的证据，即为器物与支圈粘连在一起的标本。又由于器物的断代刻度更为精确，这类标本还可以为各类支圈与支圈覆烧法的使用年代提供重要依据。但鉴于粘连标本的数量与种类并不充足，通常还需通过有装烧痕迹的器物与窑具形态等因素进行合理推测。
（一）盘形支圈
A 型盘形支圈在定窑遗址较为多见。根据 2009 年考古发掘的结论，该型出现于涧磁岭窑区的第二期，即北宋中期 [ 天禧元年（1017 年）至元丰八年（1085 年）]，延续至金代早期 [ 靖康二年（1127 年）至正隆五年（1160 年）] [48] 。学者在《观台磁州窑址》一书中认为该型支圈始于其第二期后段 [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至皇统八年（1148 年）] 与第三期 [ 天德元年（1149 年）至兴定三年（1219 年）]。根据 2003 年的发掘成果判断，当阳峪窑盘形支圈在第一期后段 [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至靖康二年（1127 年）] 出现，支圈内壁可见同心圆痕迹，推测是将器物覆扣置于内壁。进入第二期 [靖康二年（1127年）至大定元年（1161年）] 后，则是将支圈倒扣，在支圈外壁覆置器物 [49] 。 A 型盘形支圈的粘连考古标本较为少见，通过部分定窑遗址采集的民间材料可以看出，该类支圈小口朝下放置于匣钵内，可在内壁覆置口径不一的三至四件平底碟与三至四件折腹盘或碗。器物胎釉质量较佳，带有纹饰的案例可见外壁刻蕉叶纹、内壁刻对鸭纹者，整体与北宋晚期的定窑产品风格更为接近。另外，当阳峪窑遗址与盘形支圈相同的地层出土较多平底、斜壁花口小盘，与政和二年（1112 年）林州刘朝宗墓 [50] 出土者相类，发掘者认为是使用了盘形支圈烧制。因此，有理由相信 A 型盘形支圈的使用年代至少可早至北宋晚期，下限大体为金代中期。B 型盘形支圈在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较多。学者在《景德镇湖田窑址》一书中认为 湖田窑使用该类窑具装烧芒口器物大约出现在北宋中期，并在第三期后段 [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至靖康二年（1127 年）] 广泛流行。刘新园先提出该型仅出现于南宋早期阶段 [51] ，后又认为应属北宋末至南宋初 [52] 。与 B 型盘形支圈粘连的器物，主要为平底碟与圈足碗，装饰多为湖田本土特征的刻花。对于这些器物的断代，报告中并未给出具体的依据。平底碟有属湖田窑址的 99H·F1:208[53] （图六 ：1）与景德镇民窑博物馆藏例（图六 ：2），两者与南海一号沉船（1183 年前后）出土器 [54] （图六 ：3）以及年代更晚的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例基本一致。圈足碗多为外壁刻花，粘连器物标本有 97GT4 ③：200[55] （图六 ：4）。该类产品在窑址外发现不多。
图六 B 型盘形支圈粘连标本及对比材料1、4.景德镇湖田例 2.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例 3. 南海一号例
需要说明的是，有芒口的器物并不仅仅指向支圈覆烧方式，而使用支圈覆烧而成的器 物则口沿必有芒口，因此芒口是判定是否为支圈覆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目前所见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青白瓷中，见有芒口的包括辽咸雍八年（1072 年）宁城萧府君墓出土的罐与钵 [56] （图七：1、2）、宋元丰六年（1083 年）武义墓出土的平底碟 [57] （图七：3）、宋元祐七年（1092 年）全椒张之纥墓出土的平底洗 [58] （图七：4）、宋政和元年（1111 年）鄱阳施氏墓出土的平底碟 [59] （图七：5）、宋政和三年（1114 年）十二月麻城阎良佐夫妇墓出土的盖碗 [60] （图七：6）与宋靖康二年（1127 年）婺源张氏墓出土的钵 [61] （图七：7）。
图七 北宋纪年墓出土芒口器1、2.萧府君墓例 3. 武义墓例 4. 全椒墓例 5. 鄱阳墓例 6. 麻城墓例 7. 婺源墓例
武义墓的平底碟是学界常引用的支圈覆烧器早期案例，但通过新近刊布的清晰实物图片可知，该件器物深折腹与厚胎厚釉的因素具有典型南宋特征，与南海一号出土器 [61] （图六：3）属同类型产品，与北宋晚期流行的平底碟造型差距较为明显，故其有可能属后期产品混入者。
图六：3 武义墓平底碟
宁城萧府君墓等出土的罐钵类器物亦为芒口器。通过观察各处同类藏品的特征可知，这些纪年墓葬所出芒口器的底足均为满釉，且在口沿处积釉。由此可以判断应为覆烧而成。但应当注意的是，目前在各处窑址均鲜有罐钵类器物覆烧的粘连标本被发现。盘形支圈的形制并不适合用以烧造该类型器物，其敛口或垂直深折腹的造型难以与不同尺寸的同型器或其他碗盘碟类器物组合装置。因此，初步判断其并非使用了支圈类窑具进行装烧。
值得关注的是全椒张之纥墓与鄱阳施氏墓出土的平底碟。前者未公布图片材料，但从文字描述看或许与后者属于同类产品。目前尚难判断两者具体产地 [63] ，在其他墓葬材料中也未见。由于在南宋中期之前使用 B 型盘形支圈烧造的全部线索仅限于北宋晚期（1092 年与 1111 年）的这两件平底碟，故有理由对这两件信息公布并不全面的器物属于 B 型支圈烧造暂且存疑。综上，B 型盘形支圈的使用年代早至北宋时期的证据目前并不十分充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相较于这类装烧方式在北宋晚期小规模乍现又消失的可能性，其始于南宋早中期（1162-1189）的可信度应当更高。
（二）环形组合支圈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在北方地区窑场广泛使用。2009 年定窑考古发掘的材料显示，该型的形态在涧磁岭窑区的第三期，即北宋晚期 [ 元祐元年（1086 年）至靖康二年（1127 年）]开始确定，在第四期（金代）成为最主流的装烧窑具。
该型环形支圈的粘连标本均未发现具有北宋特征者。如涧磁岭A区出土09JCAT4南⑤：3 粘连有数件内壁多出筋内底刻水波鱼纹的大碗 [64]（图八 ：1），其与农安窖藏出土例基本属同类产品，该窖藏同出有“大定通宝”[65]，故可知该类碗年代应在金代晚期。民间藏粘连标本器物内壁刻旋风纹（图八 ：2），与黄骅海丰出土者（T54 ④下土墙东沟：1）基本一致，同一遗迹单位伴出有定窑刻折枝莲纹圈足盘 [66]，该盘在不早于金代晚期的乌兰察布集宁路古城遗址亦有发现 [67]。另一民间藏品粘连的印花折沿盘是金代中晚期的典型器（图八 ：3），也可与农安窖藏出土器相对应。笔者在流散文物中发现较多该类粘连标本，其粘连器物的各类特征均与上述三件接近，甚至都未见有与金代早期纪年墓出土器接近者。
图八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粘连标本1. 涧磁岭 A 区例 2、3. 民间藏例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粘连标本在除定窑遗址之外的窑址较少发现。可以对临城、鹤壁集与磁村三处仅有Aa 型环形组合支圈的窑址出土的芒口器进行断代。其中临城窑与鹤壁集窑的装饰多为定窑细密印花风格，年代明确为金代中晚期。鹤壁窑各类芒口器物形制与金代晚期定窑产品基本一致。而据笔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出土有支圈的磁村华严寺窑址并未发现具有金代早期特征的各类器物，与支圈伴存较多的化妆土白瓷涩圈碗与黑釉凸线纹罐等器物皆有金代晚期纪年器相对照 [68]。这说明，该型支圈烧造技术传播至这三处窑场的年代应不早于金代中期。
另外，在距离定窑遗址较近的盂县磁窑坡窑出土有 A 型盘形支圈与金代早期定窑流行的刻花白瓷，而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与传播范围较广的金代中晚期定窑细密印花风格器并未发现。通过金代中晚期定窑风格的器物与窑具在周边窑场全覆盖的基本盘推测，磁窑坡窑很可能终烧于定窑印花细密风格器兴起的大定时期，
这一时间节点应在具有较大文化能量的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从定窑向周边传播之前。从这点来看，定窑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的出现有可能晚至大定时期。
现有线索提示出，Aa 型环形组合支圈的出现以及从定窑向周邻进行传播并形成广泛的使用，其年代大体应不早于金代中期。Ab 型环形组合支圈在湖田窑址发现较多，发掘报告中提到其为南宋中后期湖田窑业生产技术上最大的变革。刘新园认为该型支圈在南宋中期代替了多级支垫，即本文所说的 B型盘形支圈 [69]。在湖田窑址发现的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粘连器物，主要为印花产品。如景德镇民窑博物馆藏内壁水波纹内底折枝花卉纹印花平底碟 [70]（图九 ：1），其与江西省博物馆藏绍熙五年（1194 年）印花平底碟（图九 ：2）特征基本一致 [71]。后者内壁多层莲瓣纹又与湖田窑址出土的印花盏 95A·T8 ④ A ：237[72]（图九 ：3）几乎相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内壁多层莲瓣纹内底凤穿牡丹纹大圈足盘 [73]（图九 ：4）可与湖田窑址出土内壁印云雷牡丹纹的圈足盘 95A·T1②：502[74]（图九 ：5）相互对照。另外，刻花典型器有湖田窑址出土内壁多出筋内底刻水波鱼纹碗 95A·F9 ：507[75]（图九 ：6），其与南宋晚期的遂宁金鱼村窖藏 91SJJ：316[7（6] 图九 ：7）以及嘉定十年（1217年）邵武四都赵善恭夫妇墓出土器 [7（7] 图九 ：8）特征雷同。类似型纹特征的印花粘连器标本则有米黄釉产品 [78]（图九 ：9）。
图九 湖田窑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粘连标本与对比材料1、5、6.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例 2. 江西省博物馆例 3.景德镇湖田例 4.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例 7. 遂宁金鱼村例 8. 邵武四都墓例 9. 陶溪川古陶瓷标本馆例
在湖田窑址发现的与 Ab 型环形支圈粘连的器物，大体年代为南宋中晚期。粘连器物中常见印多层莲瓣纹、水波纹与内底双鱼纹，这些纹样与大定二十四年（1184 年）丰台乌古论窝论墓 [79] 以及南海一号沉船（1183 年前后）中发现的大量湖田窑印花器均不相同，器型亦有较大差别。结合前揭较为典型的绍熙五年（1194 年）印花平底碟的特征信息，可初步判断Ab 型环形支圈的流行应在 1190 年前后。
由于粘连器物较少、可比对的纪年器缺乏以及窑址信息有限等原因，江西其他地区使用该型环形支圈的具体年代尚难判定。萍乡南坑与靖安丫髻山窑址发现芒口青白瓷有与元代典型器高足杯同出的情况，结合发掘材料中对年代的判断，大体可认为其年代应为南宋晚期至元代。相对来说，湖南地区窑址的面貌更为清晰。如益阳羊舞岭瓦渣仑窑址 [80] 出土的多层莲瓣纹碗 TN7W19 ⑤：16（图一〇 ：1）与前揭湖田窑址 95A·T8 ④ A ：237 纹饰接近，旋风纹斗笠盏 TN7W19 ⑤：25（图一〇 ：2）则与宝庆二年（1226 年）邵武黄涣墓 [81] 以及南宋中晚期浙江大学化工厂 M31 出土的景德镇窑产品（图一〇 ：3）特征一致 [82]。结合该窑场出土的咸淳三年（1267 年）青釉盏托，大体可以推测支圈所烧芒口器年代为南宋末期。醴陵钟鼓塘窑址Y15 出土有少量覆烧芒口器与环形支圈 [83]，根据同出的仿龙泉窑风格器物判断，年代应为元代。
位于福建西北地区的光泽茅店窑与长汀南山窑出土有与南宋晚期湖田窑特征相似的云雷纹、多层莲瓣纹与凤纹青白釉碟，也有更具元代特征的内壁菊瓣纹折沿盘 [84]。由此，各地区 Ab 型环形支圈的年代应为南宋晚期至元代。
图一〇 江西与湖南地区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粘连标本及对比材料1、2. 益阳羊舞岭例 3. 浙江大学 M31 例
B型环形支圈集中发现于福建地区窑场。将乐积善墓 M1出土有芒口青白釉印花碗 [8（5] 图一一：1），该墓伴出有元代龙泉窑的青釉双鱼洗 [86]。在顺昌窑址与支圈同出的有元代的高足杯。将乐县博物馆藏芒口青白釉印花洗 [87]（图一一：2），其内壁戳印折枝花卉纹的装饰方式在元代龙泉窑较为流行，如至治二年（1322 年）灵寿郑公墓出土印莲纹盘 [88]（图一一：3）。另有一些福建窑场的芒口青白瓷可能会早至南宋时期，如半洋礁一号出土的将乐窑印花碗 [89]（图一一 ：4、5）与具有南宋特征的黑釉盏 [90] 同出。由于福建地区产品缺乏有年代信息的墓葬以及沉船材料以供断代，目前暂粗略认为其年代以元代为主，少部分可早至南宋晚期。另外，龙泉溪口窑址出土 B 型环形支圈所粘连的粉青厚釉标本（图五 ：4），应也不早于南宋中期。
图一一 B 型环形支圈烧制的器物及对比材料1. 将乐积善 M1 例 2. 将乐县博物馆例 3.灵寿郑公墓例 4、5. 半洋礁一号例
三 支圈覆烧法的分期
通过前文对各窑场各类型支圈分布地点与使用年代的分析，可将支圈覆烧法进行分期研究，从而掌握这一装烧方式整体的发展脉络。
（一）第一期：北宋晚期至南宋（金）早期（1100-1170）
本期是支圈覆烧的最早阶段，类型有 A 型盘形支圈，很可能首先出现于定窑，年代不晚于北宋晚期。在宋末金初时期，由定窑南向传播至井陉窑、观台磁州窑、盂县磁窑坡窑与修武当阳峪窑等北方地区黄河以北窑场（图一二）。
图一二 北宋晚期至南宋（金）早期（1100-1170）
（二）第二期：南宋（金）中期（1171-1189）
本期主要流行的支圈类型有 B 型盘形支圈与 Aa 型环形组合支圈。以多级出棱为特征，也常被称为“多级垫钵”的 B 型盘形支圈多见于景德镇湖田窑址，大体始于南宋孝宗期（1163-1189）。这一类型的盘形支圈传播并不广，仅浙江泰顺窑址有少量发现。随着环形组合支圈的出现，本期的北方地区盘形支圈逐渐式微。后者在北方地区进入金代中期后便极少使用，南方地区则可能少量延续至 13 世纪。Aa 型环形组合支圈应为最早出现的类型，推测创烧于本期的定窑窑场。该型支圈大体在大定晚期迅速扩散至北方地区的井陉窑、临城窑、观台磁州窑、鹤壁集窑、焦作窑、扒村窑、磁村窑等窑场，主要流行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东麓地区（图一三）。
图一三 南宋（金）中期（1171-1189）
（三）第三期：南宋（金）中晚期（1190-1279）
本期北方地区继续流行Aa 型环形组合支圈，南方出现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与 B 型环形组合支圈。Aa 型环形组合支圈在这一期延续烧造，可能比第二期的分布范围更广。由于粘连器产品存在纪年材料，大体可判定出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应始于本期伊始。景德镇湖田窑很可能是最早使用该型支圈的窑场。另外还包括有江西中部的丰城石江钳石窑、吉州永和窑、靖安丫髻山窑、奉新窑场里窑、宁都窑、永丰山口窑、南丰白舍窑、萍乡南坑窑，湖南东部的益阳羊舞岭窑、长沙九木窑、醴陵钟鼓塘窑、耒阳窑与衡东窑，福建西部的光泽茅店窑与长汀南山窑。B 型环形组合支圈也在这一期出现。其分布较为集中，除浙南的龙泉窑有少量发现外，其余均在福建地区（图一四）。
图一四 南宋（金）中晚期（1190-1234）
四 支圈覆烧法的传播方向
根据支圈在各窑场的出现年代以及覆烧器物自身的发展序列，可对各类型支圈覆烧法的传播方向与路径做一讨论。 盘形支圈的传播方向相对明确。根据窑址发掘材料与粘连器物判断，定窑的 A 型盘形支圈应早于黄河以北的井陉窑、磁州窑与当阳峪窑。A 型盘形支圈作为母体文化因素从定窑向周边地区进行传播。两型盘形支圈出现时间存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年代差，湖田窑的 B 型盘形支圈的装置设计的理念应来源于北方地区窑场。从纪年材料来看，定窑与湖田窑的 A 型环形组合支圈均出现在12 世纪后半叶，后者相对略晚一些。湖田窑的青白釉呈色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时较为稳定，这一时期主流产品的釉色、形制特征、纹饰风格与定窑皆相去甚远，但发展到南宋中期左右时，湖田窑开始大量烧造所谓“南定”类直白或偏黄釉色（与金代定窑象牙白釉相近）的印花产品，刻花也出现与先前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定窑几乎一致的双鱼等纹饰，形制上也极为接近定窑。而12 世纪的定窑各方面因素始终处于较为平稳发展的态势，延续了以往的风格与传统，再考虑到使用具有定窑特征的这类器物多为芒口，运用的是环形组合支圈覆烧，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在南宋孝宗晚期前后，湖田窑产品是受到了定窑全方位的影响，在竞争性效仿的过程中，形制、釉色、纹饰风格等各因素皆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其主流装烧工艺之一的环形组合支圈覆烧法亦应来源于北方的定窑。 靖康之乱至金亡间，北方人口向南宋的迁徙大致有四波浪潮，均与战争密切相关，分别为靖康之乱、海陵南侵、开禧北伐与宣宗南侵。有学者提出环形组合支圈覆烧工艺是由北向南传播，与两宋之际靖康之乱的南迁密切关联 [91]。通过前文的年代判定可知这一传播应发生在 1190 年前后，未必与记载中某一次大规模南迁浪潮相关。
南宋晚期至元代，湖田窑的 Ab 型环形组合支圈随带其产品特征向南渐次传播至江西中部、湖南东部与福建西部地区。在羊舞岭窑址南宋末年至元初的淘洗池墙体中出土有一件“饶州”铭垫钵[92]，应可说明这一地区的器物与装烧方式皆与景德镇湖田所在的饶州地区有直接关联。福建地区的覆烧芒口器特征也与湖田窑较为接近，而区别于定窑产品。因此推测其装烧方式亦来源于湖田窑，并对支圈窑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与环形组合支圈伴随着器物风格进行多维度传播不同，盘形支圈的传播并不存在这种现象。根据熊海堂对窑业技术交流层次的认识，相比于器型、品种与装饰等因素，装烧技术的传播代表着制瓷工匠的直接流动，是最深层次的传播 [93]。一般来讲，宋金时期陶瓷器各类文化因素的传播，以产品特征的传播最为常见。式样呈现文化同一性的各类产品常会采用不同的装烧方式，而不同窑场运用较为特殊装烧方式烧造的器物，则往往产品特征相同 [94]。盘形支圈的传播案例存在非典型现象，分析其原因还需更多考古材料的支持。
五 小结
本文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两宋时期支圈覆烧法的相关问题。首先根据支圈整体形制的区别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可通称为盘形支圈。A 型盘形支圈发现于黄河以北地区各窑址。年代大体为北宋晚期至金代中期。B 型盘形支圈目前仅见于景德镇湖田窑与泰顺窑址。根据器物的纪年材料推测，其可能大致形成于南宋孝宗期（1163-1189）。第二类为环形组合支圈。A 型环形组合支圈可分为两亚型。Aa 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北诸窑场，在金代中期出现，后延续至元代，学界以往认为其出现在北宋晚期的观点证据并不充足。Ab 型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与福建西部地区广泛分布，主要使用年代为南宋晚期至元代。B 型环形组合支圈集中在福建地区烧造，年代与 Ab 型大体相同。由此可对两宋时期支圈覆烧法做一分期研究。第一期为北宋晚期至南宋（金）早期（1100-1170），第二期为南宋（金）中期（1171-1189），第三期为南宋（金）中晚期（1190-1279）。最后再对支圈覆烧法的传播方向进行讨论。定窑在支圈的传播中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其应是盘形支圈的创始窑场。湖田窑环形组合支圈的装置设计理念亦来源于定窑，又传播至周边的江西中部、湖南东部与福建西部地区。福建其他地区则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湖田窑环形组合支圈的文化因素，并对其进行了扬弃式的再发展。注：由于某种原因，本文图一二至一四地图在期刊原文中并未展示。参考资料[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编《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443 页。[2][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井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井陉窑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下）》，《文物春秋》2017 年第 5 期。[3][11] 同 [1]，第 442 页。[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盂县古瓷窑（磁窑坡窑）遗址调查简报》，《文物季刊》1999 年第 2 期。[5][49] 刘岩、秦大树：《当阳峪窑装烧方法探析—兼谈与磁州窑装烧技术的交流》，《中国当阳峪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年。[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编《景德镇湖田窑址 1988-1999 年考古发掘报告 ( 下 )》，文物出版社，2007 年，彩版一九一。[7] 浙江省博物馆编《光致茂美—浙江出土宋元青白瓷》，中国书店，2018 年，第 18 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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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集宁路为元代建置，原系金代集宁县，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 年），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68] 于陆洋 ：《金代中原地区瓷器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71] 彭适凡编《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年，第 67 页。[72] 同 [6]，彩版二九。[73] 据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官方网站。[74] 同 [17]，第 427 页。[75] 同 [6]，彩版一九二。[7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宁市博物馆编《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下）》，文物出版社，2012 年，图版一六四。[77] 福建省博物馆、邵武市博物馆 ：《邵武四都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1 年第 1-2 期。[78] 陶溪川古陶瓷标本馆（筹）藏。笔者拍摄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彝鼎留芳—宋元米黄釉瓷器特展”现场。[7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编印，1983 年，第 55-72 页。[81] 福建博物院、邵武市博物馆 ：《邵武宋代黄涣墓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4 年第 2 期。[82] 杭州博物馆编《宋韵留痕 : 两宋文物精品展》，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99 页。[85] 福建博物院、将乐县博物馆 ：《将乐县积善宋元墓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9 年第 4 期。该墓还伴出有刻“己酉”年款石砚，推测为至大二年（1309 年）。[86] 龙泉窑双鱼洗的烧造年代不早于元代。参见刘净贤 ：《龙泉窑双鱼洗研究》，《东方博物》2015 年第 1 期。[87] 2019 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乐土瓷韵—福建将乐窑文物展”展品。笔者拍摄于展览现场。[88] 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图集》，文物出版社，2017 年，第306 页。[89]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编《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文物出版社，2017 年，第 280 页。[90] 半洋礁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沉船出土有特征极为相似的黑釉盏，后者出土的大量器物又与南宋早中期的南海一号沉船出土品较为重合。[91] 胡雪琪：《宋元人口迁移与瓷器支圈覆烧技术南传》，《陶瓷科学与艺术》2015 年第 11 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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