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讲座教授谢明良先生应邀在复旦大学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为复旦大学师生带来以“高丽青瓷纹样和造型的省思——从‘原型’、‘祖型’的角度”为题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文博系刘朝晖教授主持。
主讲人 谢明良教授
一、关于纹样与器形的省思
讲座伊始，谢老师介绍了他研究中“原型”与“祖型”的概念。“原型”指在特定区域内统一造型或纹样系列中的最早型式，“祖型”则是被模仿的对象。借由三件十二世纪的高丽青瓷印花碗，谢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原型”与“祖型”在陶瓷研究中的重要性。
高丽青瓷印花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印花碗（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高丽青瓷印花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第一件高丽青瓷（图1）印纹中的牡丹花叶造型为大叶下带两片双勾形小叶，这与十世纪晚期至十一世纪初的一件定窑白瓷（图4）上的印纹十分相近。类似的印纹还见于同期的耀州窑青瓷牡丹纹注壶与河南登封出土的两件白剔花注壶（图6、7），不过其中有一件叶纹的双勾较平均，可能为十一世纪初的作品。谢老师指出，这种叶纹的祖型来自金银器（图8），上述十世纪后期耀州窑、磁州窑登封类型的叶纹就是原型，而十一世纪初双勾较平均的叶纹是演变型。
同时，还有两件牡丹纹印花高丽青瓷也可在中国找到不同的祖型。一件印纹（图2）与台北故宫藏的定窑印花碗（图5）相似——该定窑印花碗年代可推为十一世纪中后期，而另一件（图3）的年代则推为十二世纪前期。若韩国学者对这三件高丽青瓷均于十二世纪烧造的推定属实，则可发现，高丽陶工在一百年中，同时模仿了中国三个时期的作品，其上牡丹印纹的不同并非演变，而是同时接收三个不同时代中国标本的结果。
中国北方白瓷印花碗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印花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河南登封窑白剔花注壶（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河南登封窑白剔花注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银镀金宝相花纹贝形盒（私人藏）
再看器形。谢老师以纸槌瓶为例，他指出，张公巷出土的纸槌瓶（图10）一定比清凉寺出土的（图9）晚，因为前者有圈足，而后者的祖型是伊斯兰平底玻璃器（图11）。然而，纸槌瓶的问题也相当复杂。舶来的西方纸槌瓶不止一种样式，因此各地陶工选择仿效的“祖型”器物可能也不同，需具体分析。此外，上述高丽瓷在同一时段仿造中国不同时段的案例，在造型上亦有体现。如高丽瓷在十二世纪同时有五花、六花口（图12、13），前者流行于唐末五代，后者则是宋代的典型样式。至十三世纪，高丽瓷还见有五花口、铁绘的造型（图14）——铁绘以仿铜扣是中国十三世纪的流行样式。
汝窑瓶 底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遗址出土）
张公巷窑瓶 底部（河南省汝州市张公巷遗址出土）
伊斯兰玻璃瓶（江苏省南京市长干寺地宫出土）
高丽青瓷象嵌五花口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印花六花口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五花褐边圆盘（韩国湖岩美术馆藏）
二、高丽青瓷和宋代官样
高丽青瓷受中国影响的渠道很多。一方面，高丽陶工可能曾透过宋代礼书来烧造祭器，如有“淳化三年壬辰太庙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铭文的青瓷豆；韩国龙仁郡西里窑出土的簠也与《新定三礼图》所见簠类似。另一方面，尽管众多学者均已从熏炉等器物入手，比对过汝窑与高丽青瓷的相似性，但两者可能并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有共同的官方参照：《营造法式》。谢老师提醒大家注意逑纹、龟背纹与龙牙蕙草纹。逑纹被韩国学者称作几何形纹饰，但实则为《营造法式》中的纹样，有四瓣、六瓣之分；龟背纹、龙牙蕙草纹也不仅见于汝窑、南宋官窑、高丽青瓷的镂空器装饰，后者还见于宋徽宗时期所用笺纸，应用十分广泛。
《营造法式》“簇六填花逑纹”
《营造法式》“龟背”
《营造法式》“龙牙蕙草”
高丽青瓷象嵌逑纹填花盖盒（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高丽青瓷“龙牙蕙草”镂空箱盒（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青瓷镂空熏炉（河南省宝丰清凉寺遗址出土）
当然，高丽青瓷还可能直接受到中国实物的影响。清凉寺汝窑作为北宋后期时代样式的体现，和定窑关系密切，因此高丽青瓷的祖型也可能来自定窑，徐兢曾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提到高丽瓷仿定窑制度。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青瓷夔龙纹方鼎（图21），其外底阴刻铭记（图22）可直接与《宣和博古图》中“商召夫鼎”（图23）对应，但考虑到直接参照印刷纸本进行仿制难度较大，或许高丽青瓷的模仿对象仍是实物。杭州建兰中学体育馆工地出土的“作宝彝”与“太叔作鼎”铭南宋官窑青瓷残片即可在《宣和博古图》中找到对照图式。与纸本不同的是，残片可见清晰的范线，这一定是仿自实物的结果。但具体是仿自商周时期的实物还是宋代范制品，需更多证据以供讨论。
高丽青瓷夔龙纹方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外底阴刻铭记
《宣和博古图》“商召夫鼎”
三、作为时尚标志的“官样”
就“宋代官样”的研究而言，谢明良老师提醒大家注意“永”字款的线索。带“永”字铭的越窑青瓷均釉色精纯、制作极为讲究。北宋除钦宗外，其余帝王、后妃、皇族或功臣的陵墓均以“永”字起头命名；而金人将徽宗送还南宋、葬于会稽上亭乡，陵名亦曰“永”，不难看出“永”字在宋代皇室中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同时，还应留意“龙”、“凤”图纹。谢老师提到，宋代皇室迷信风水，据王洙等所撰《地理新书》，百家姓都可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分别对应阴阳五行，音配则家族旺。宋皇室的“赵”姓属角音，守护神是龙。为匹配守护神，就有凤，这揭示了龙、凤入宋后地位大幅提升，且为皇室垄断的原因。
越窑“永”字铭刻划龙纹盘（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窑址出土）
䡗义仁宗永昭陵石望柱
《营造法式》 “剔地起突缠柱惠龙” （线绘图）
然而，在宫廷降样、交付民间生产时，官样也会外流。除少数图样外，官样的使用并无严格限制。以《营造法式》为例，其样式一部分来自唐代以来的传统，一部分受外来影响，一部分来自当朝创造，其中不排除民间对官方的影响。而一旦成为官样，再传入民间引发模仿与推广，就会成为一种“时代样式”。谢老师指出，如今学界对高丽青瓷的研究经常强调区域样式，但时代样式值得更多注意，至少不能偏废。
四、结语
在讲座的最后，谢明良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之前讲座中提到的逑纹与龙牙蕙草纹在全球艺术史中的流传与演变，他指出，逑纹可能由埃及传至古希腊，经西亚、中亚、中国，再传到东北亚的日本与朝鲜。他借此启发同学们，在进行器物研究时，不要只盯一类器物，也不要局限于一块区域，而应有更旷阔的视野。讲座后的交流十分热烈，师生就伊斯兰陶器对中国的影响、“原型”与“祖型”概念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文中使用器物图片均由谢明良教授提供）（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组织 / 刘朝晖 海报 / 琚香宁 执笔 / 吴思仪 摄影 / 比罗冈丰辉 排版 / 宋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