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景德镇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制瓷任务，这就是后来称之的“7501”瓷。当时从接受任务到生产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许多年以后，有关这件事逐步解密，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这并不为奇，因为当时每一环节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很多细节也只有一两个人清楚，时间一长，带有推论和猜测的东西就必然会出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7501”瓷工程是景德镇当代陶瓷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有必要进行客观的记录。为追忆“7501”瓷一些细节，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两位“7501”瓷的见证者，看看她们是怎样说的。
罗慧荣，1934年出生，江西吉安人。曾任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
曹翠花，1940年出生，江西都昌人。青花老艺人。
罗慧荣说：“我是农家孩子，8岁订婚，14岁结婚，学过医。大学学的是硅酸盐专业（水泥）。1963年毕业后分到部陶研所工作，是当时的徐所长到省轻工业厅要来的。我是坐12座的飞机到景德镇来的，在所里主要搞颜色釉研究工作。1974年，市里面确定了几家为涉外单位，比如雕塑、建国、艺术、光明等瓷厂，部陶研所也是其中之一。所里提拔我担任中层干部（计划室副主任），负责涉外工作，接待外宾，每个月有几趟接待任务。”
罗慧荣年轻时候的照片
罗慧荣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有关1975年制作毛主席用瓷的事，总指挥是时任所长的方综同志，我作为计划室的副主任协助方所长做些工作。能圆满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陶研所全体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什么取名‘7501工程’？这个名称是所里取的，因为这项工作是1975年陶研所的第一号工作任务。为什么叫我做协助工作呢？因为我是计划室的副主任，计划室的主要工作职能就是管理生产和技术。‘7501’瓷计划的下达以及后来的组织生产始终是保密的，据我后来分析，当时可能只有时任党委书记的汤伯衡和所长方综两个人知道是为毛主席制造生活用瓷，所里其他人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那时，凡是开会或其他碰头什么的都不准做记录，都是凭脑子记，所以，现在没有留下‘7501’瓷的相关第一手文字资料，只有一些产品设计图纸。”
方综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关于‘7501’瓷的起因，我也是由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告诉我的，黄庆荣是直接接头人，他直接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接头。大概是1975年三、四月份的样子，为了迎接毛主席去湖南视察，醴陵为毛主席制作了一批釉下彩（五彩）生活用瓷。汪东兴是江西人，对江西有感情，也知道江西景德镇瓷器有名，他与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可能是战友，又是同行，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发电报给黄庆荣，说醴陵做了那么多毛主席生活用瓷，你们江西可以做得出来吗？黄庆荣也搞不清楚能否做得出来，他只讲我们江西有个景德镇是搞瓷器的地方，应该可以做得出来。就这样他连夜（可能汪东兴也来了，不能确定）赶到景德镇，找到时任市委副书记、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的李可时，把这个事与他讲了。第二天晚上，李可时就召集各主要瓷厂的主要负责人开会，会上拿出了一件醴陵的大概是釉下彩（五彩）的6寸盘子，就说要生产这样的瓷器，问景德镇能造得出来吗？据说会议开到深夜12点，会上没有哪一家瓷厂敢表态，为什么呢？因为醴陵胎子的原料是高白釉。高白釉1964年陶研所做过（没有后来‘7501’的好），关键是醴陵的装饰是釉下彩（五彩），景德镇这方面当时是不行的。景德镇有四大名瓷，就是没有釉下彩（五彩），所以大家不敢发言。一是怕高白釉的胎子做不出来，二是釉下彩的颜料一点底都没有。那时候还是讲阶级斗争，没有谁敢发这个言，结果没办法，大家都不发言就算了，散会了。”
“第二天，李可时把我们所的方所长叫去了。方所长有魄力，有能力，对于这件事我猜想（但没有和他交流），他心里是有点数的，因为高白釉陶研所是有基础的，之前景兴瓷厂搞了一阵，建新瓷厂也搞了，后来文革就没有搞下去了，而我们所里的产品是搞出来了。李可时让方综看那块醴陵的盘子，问可以做吗？方所长说，可以啊。当时黄厅长也在场，方综很爽快答应了，就把这个任务接到所里来了。”
部陶研所大门
“任务接下来后，开始他就一个人去抓的，比较秘密，还有党委书记也知道，但党委书记不懂瓷器。开始就是设计，景德镇的品种最好也就是正德器了，正德器是传统餐具品种，高白釉稍微提高一点就可以。主要还是器型和花面，没有底的就是那个釉下彩（五彩）。开始准备搞釉上彩（粉彩），因为我们所里粉彩还是可以的，但粉彩有一个铅熔出量问题，所以还是重点去搞釉下彩（五彩）。为了解决釉下彩（五彩）的颜料问题，就要派人去北京轻工业部弄德国的‘金红’颜料，所里就派了我去北京。此时，我也知道这个制作任务非同一般，但也没有去问，所以就从北京轻工部弄了一些德国的金红颜料。后来水点桃花那个粉红就用了金红颜料，铅熔出量也符合国家的标准。”
“文革时，我们所里解散以后再恢复时，从红星瓷厂调了一个搞颜料的许师傅，粉红也搞了，我去了之后在工艺方面搞了几个，一个就是提高陶瓷的白度，但提高还不够，要白里泛青，这是景德镇的传统。我们所里搞高白釉注意了三个问题，一是高岭土要选含铁量少的，那样就不会发黄，会白，达到白里泛青的效果；二是光润度要好；三是热稳定性要高。我们1964年搞的那个高白釉热稳定性只有160度，现在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又说毛主席用瓷要适应微波炉啊、冰箱啊，当时我们听也听不懂，反正要把那个热稳定性提高，只有在工艺上进行攻关，提高烧成温度。景德镇已有的烧成温度最高为1360度，后来我们就提高到1420度。这当中遇到很多困难，不过陶研所有的是人才，下定决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最后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了，热稳定性能够达到180度到200度。攻克这个难关花的时间不算多，花的时间多的是颜料关。因为当时所里没有搞过这种颜料，其他人也不太懂这个颜料，也就是那个梅花头（釉下）烧出来后会出现很小的裂纹，因为你画了画以后还要上那个釉，烧炼过程中，颜料和釉料有一个膨胀系数，膨胀系数不合适就会出现花头开裂的情况。这个问题拖了很久，一直得不到解决，搞颜料的许工程师他们也做了很多试验都解决不了。时间一拖就两个来月，耽误了交货时间。我们那个党委书记（汤伯衡）就发急了，那天晚上就组织技术室、艺术室和计划室的科级干部开会。以前白天不开会，都是晚上开，那天晚上的会方所长也参加了，放在竹林下面（政治处）开，政治处主任也参加。党委书记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一直开到深夜12点，大家都不敢发言，也不想发言，方所长也不讲话。因为具体工作我管得多一些，我就发言了，我说，汤书记，我们搞科学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不是说每个项目都能搞成功。有关这个颜料，我们原先没有基础，再说也只有一个人在搞，搞实验我想，也是允许失败的，要是一有失败就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那以后谁还敢搞科研。因为汤书记对我还可以，他又是长辈，对我也爱护，听说他当时在工作上与方综有些不同意见，方所长在他面前讲话也少，只有我在中间可以调和。我还提出，你要讲阶级斗争，我明天就不管这个事了，我就退出来。汤书记听了我的发言以后，就说既然这样，就照我的意见办，由你去搞，我晓得这个矛盾都会到我一个人头上来的。散会后我去找方综，问他怎么办，他说你去开个会，把搞坯釉的、搞颜料的关键人物都找来。我说我算老几，我没权利开这个会，最好你去开，最后他开了，那次会我没有参加。针对这个问题，搞颜料的同志就组织攻关，在配方上，工艺上找办法，使颜料和釉之间的膨胀系数达到最佳统一，这个难题就解决了。”
两面对花操作
“成型生产过程中，有一道磨坯工序，因为做高档瓷，所以磨坯时就用头发，就是把头发扎成一支支的那样进行磨坯，那样磨出的坯就很细嫩光滑，质量更好。但有一个矛盾，就是速度跟不上，首先头发磨坯摩擦力小，一件坯磨下来时间很长；再就是坯的含水率要特别低，通俗说坯要特别干透，如果坯不干透，磨的过程中头发就会粘在坯上，影响质量，另外，长头发也很难买得到。这些原因拖了成坯速度，我就提议改用零号砂纸来磨坯，这样的话就去克服上述三个问题，加快了成坯速度。当时有工人反对，说这保证不了质量，工人们不敢试，怕出问题找他们的麻烦，我就先试，顶一磨坯岗位。所以那个时候既要进行管理还要顶一个位置，每天上十多个小时的班。当时，郑可敦也参加磨坯，政治处主任黄菊德也参与磨坯，这样一来就加快了速度。”
“烧成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当时，所里有一个大煤窑（16立方米），四个小窑，这些窑全部投入使用，一般一天只能烧一窑，但为了加快速度就烧两个窑。为了抢时间，歇火不久就抢开窑，窑弄内温度至少有200度，师傅们把旧棉衣放到水里浸一下裹在身上就那样开窑。接着就满窑，满窑时温度也有100来度，我们那个窑本来由于设计上的问题温度不均，是致命伤。我会经常去窑里，满窑开窑都会在现场，特别是烧到高温的时候更要在现场。我不会烧窑，但是在那里总要好一些。开了窑就有报表，一级品是多少，二级品是多少，等外和废品是多少。这当中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每逢有倒窑事故，质量好的就多一些，反之，质量就差，甚至一件质量好的都没有。前面也说了，我们这个高白瓷，尤其是釉下彩（五彩），温度比平时烧的温度要高得多，要达到1420度以上，多种原因（包括匣钵、窑体、满窑、品种搭配等）致使到达高温时就会倒窑，倒窑的部位都在炉口那个地方，没有倒的中间部分质量就合格。为了赶任务，我就指挥烧窑师傅即使倒窑也要烧，因为这样才会有合格的瓷器，如果不倒窑证明温度没有达到要求，也就没有合格品瓷器。开始带班师傅余叨才不理解，说这样倒窑浪费很大，再说烧窑师傅第一要做到的就是保证不倒窑。他们还去方综那里告我的状，说我是在这里搞破坏，每次都要烧倒窑才罢休。方综那时正在搞‘三百万项目’，为这事他还特意到所里来批评了我一顿，质问我为什么叫人家烧倒窑。我就拿出报表给他看，说只有烧倒窑才会有合格品，如果不这样，永远交不了货，我问他怎么办？方综听我这么一说，也只好听任于我，说也只有这样了，通过做余叨才的工作就答应这样做。开始他对我还有意见，碰见我爱理不理，后来才改变了对我的看法。通过这些困难和曲折，大概当年8月份的样子，任务就完成了。”
部陶研所大院
“关于交货环节是我联系黄庆荣的，因为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负责与黄厅长单线联系，或者我去（南昌），或者他来。连方所长都不知道黄庆荣是干什么的，以为他是陶瓷学院的。货不是所里送过去的，是黄厅长来拿的，是吉普车，吉普车上还挂着红旗。本来是由我和黄厅长、还有司机三个人负责送到南昌的。谁知那天晚上八点多钟，老家来电报，说我婆婆病危，我和公婆感情深，我的小孩都是他们拉扯大的。没有办法，我只得回老家吉安乡下，所以最终只有黄厅长还有司机用吉普车拉到南昌去的。关于交货的具体情况，当时管仓库的黄万凯比较清楚，反正是完成了34个品种的任务，有釉下（五彩）和釉上（粉彩）两种装饰方法，具体花面有水点桃花（釉上）、红梅、芙蓉花（釉下）。釉上花面设计主要是刘平、徐亚凤等；釉下花面设计为彭兆贤，曹翠花也参与了梅花工笔画的设计。交货多的是釉下的，梅花花面，餐具为47件一套；釉上的为少量，茶杯为主，我的印象中餐具只有2套（98件一套）。据说送了2套到北京，毛主席用了一套，用过之后只是笑，没有说话。过了几年，北京来了一位厨师，说是来补单的，开始找我，所里人不告诉我在哪里，我也没有见着他。所里也就这样传着，不知是真是假。”
7501瓷烧制基地
“有关分职工用瓷的事，也有一个过程。交货以后，仓库里还剩了一些瓷器，当时有人提议打（砸）掉，也有主张分给职工用。后来，大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向省里请示，为这事我又去南昌找黄厅长。黄厅长也不敢做决定，他说要向汪东兴请示，他当时就去机要室打电话，没过几分钟他出来了，我问他怎样，他说对方没有吭声。我说你还当中央首长警卫员，当厅长，是老革命，这还不清楚，不做声就是默认啊。后来他给我定了几条，一是只能分给职工当职工福利用瓷；二是不能当礼品送给其他人；三是不能流入社会。”
“我是1975年生产‘7501’瓷的工作之中被提拔为副所长的（6、7月份的样子，8月份得到任命书）。到了1978年，所里班子换了，钟起煌和艾贵保担任主要领导。有一天，黄庆荣又找到我，他说现在华国锋接班了，‘7501’的品种不够，要补足一些，至于怎么做，你们所里拿主意。黄厅长也不知道所里换了领导，他跟我熟，只有找我，当时我就推辞了，不肯接受。因为那时候试验工厂解散了，‘7501’瓷的工人都分到别的单位去了（因为当时中央有一个文件，说科研单位只能搞研究，不能搞生产，所里大量裁员，这件事还弄得很神秘）。再说一些金红颜料，泥釉用的滑石子原料都很难得到，关键是没有了最起码的生产基地。后来他对我说，你把你那个所长叫来，我就把钟起煌叫去了，还没过一个小时他就回来了，叫我坐他的车子一起到宾馆去。我晓得他已经把任务接受下来了，我不肯去。后来还是搞，也就是1978年，搞了一年多效果不理想，只是补了些单。钟起煌叫我去南昌汇报，我就去了，还带了管仓库的黄万凯，两个人去的。去时黄庆荣还在开会，我就提心吊胆等他开完会，快到中午，他叫他的秘书带我们两个人去吃饭，吃完饭他就见了我们，我就如实汇报了，他说算了，没完成就没完成，不仅没有批评，还拿了1.5万元作为试验费。后来，好多年我们一直有联系，有时我打电话过去，他给你挂下，再打过来，说他打电话不要钱。现在没有来往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曹翠花说：“我9岁（1949年）上镇，在刘家下弄的横弄树棚里学做针匙（用模印坯），当时刚解放，像我们未成年人国家是不允许学徒的，都是偷偷摸摸。1951年，为了下乡分田地又返乡，1955年上镇，刚好人民瓷厂（当时为公私合营第三瓷厂）招青花女工，（也是第一批），我被录取了。1964年，通过辛老师（辛青山）我调到美研室工作。后来辛老师调到陶研所去了，又是经过他的推荐，1972年我调入陶研所。”
曹翠花年轻时候的照片
曹翠花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关于釉下彩（五彩）花面的设计过程是这样的。湖南拿来了三件样品，一块6寸盘子、一只和罗汉器相似的碗、一只针匙，开始放在陶瓷馆，是我与辛老师一同去拿回来的。他们那个样品与我们后来的‘7501’瓷根本无法比，画的很简单，就是一些辣椒、大蒜之类的东西。那个辣椒就是从枝上摘下来的辣椒，不是王步老师画的那种辣椒，很普通的，初看好像是釉上的，达不到真正的釉下五彩那个标准。后来我们重新设计了，包括器型、花面。整个设计是艺术室负责。开始，花面设计号召大家都参加，设计好以后自己的名字不能落在图纸上，只是编号，名字写在图纸的背后。结果一个晚上大家都画好了，后来就开鉴定会，把所有设计稿挂在墙上，由方所长和罗副所长（罗慧荣）等人来挑选，当时就选中了彭兆贤老师和我的，画的都是梅花，我画的是工笔，彭老师是工笔带写意。生产过程中，所有釉下组的人都参加，就是那种流水线作业一样，一人做一脚。人不够的时候釉上组的人也来帮忙，釉上的人主要混水，也有画的，比如汪长序就画那个梅花杆子，釉上的人也有画墨线的，也有制金的，也有填花心的等。”
7501瓷代表件
“‘7501’瓷所有的器型都是正德器，设计者是汪桂英和李雨苍。本来传统正德器的生活用器一般都是没有盖的（和盒器除外）。因为考虑到毛主席喜欢看书，不按时吃饭，所以所有15公分到19公分装菜的碗碟都配上了盖子，只是毛主席吃饭的碗（约30多只）没有盖。这些碗用的是芙蓉花，也是彭兆贤老师设计的，这个碗用的是‘两面对花’即碗内碗外都彩花。我开始也是参与画梅花，后来就把我调去试那个芙蓉花。凭良心说，因为釉下五彩一开始我没搞过，以前我是画青花的，我说不一定能做得了，但汪桂英老师和辛青山老师都说叫我去做，说就是你可以做得下来。开始试颜色，试照子，差不多的时候就正式生产，稿子是彭老师画的，我就照着画，负责颜料试制的主要是许作龙老师。两面对花的工艺比较难，特别是圆器类的碗则更难，如果内外花不能恰到好处，有丝毫的差异，一旦成瓷后就会出现重影。我就想了一个土办法，用小竹片做成一个三角架，作为尺子，使三朵花坯内外的位置控制在三角架的方位之中，并用铅笔在坯上做上记号，使之内外对称，然后用纸图样按对称好的位置印在坯的内外，再在坯上加彩，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内外不能吻合的矛盾。两面对花是景德镇陶瓷工艺史上一项创举，当然，该工艺只有使用在高档瓷（薄胎瓷等）上才能表现出其独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