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谁在拍卖中国》 第四章 流亡帝国的自豪与困惑
“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一首儿歌
我们这个民族在很多时候，喜爱单一地依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和善恶标准判断世界，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地为这种自以为是的“善良”付出惨痛的代价。
自本世纪初开始，上帝将一只红色的绣球抛向东方。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刚从烂泥坑里脱胎而出的中国经济地位凸起，快速从早期的资本积累过渡到初步繁荣，显示出勃勃生机。繁荣的资本市场就像一堆香味四溢的肉，资本家则是绕着肉堆转圈儿的狼。在中国经济崛起后，一些国际知名拍卖公司纷纷调整战略，将目光紧紧盯住一起步就热气腾腾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佳士得[微博]与苏富比[微博]这两艘国际拍卖航母，更是迅速从日本海调转船头，争先恐后地驶入香港，为他们进军中国大陆建立起稳固的桥头堡。从此，在这两大国际拍行具有战略眼光的强力运作下，中国大陆的文物市场迅速膨胀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古董聚散地，中国文物在国际拍卖场上也是异军突起，不时爆出天价新闻。国际拍场上的天价效应，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富豪阶级的艺术品投资热情。
难道这世界真的在一夜之间翻了个儿？傲慢了十几个世纪的西方人真的开始对东方文化顶礼膜拜？圆明园纵火犯的后裔对他们上辈制造的焦土和废墟，真的怀上了敬畏之心？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一首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记得在有一年国庆晚会上，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国的多肤色儿童，用各国语言天真无邪地同唱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那时节，国门未出的、年轻的我还真以为咱们的天安门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咱们的毛主席就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后来，当我终于看明白了高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另外一幅巨型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我才恍然大悟：然来《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一首儿歌，那幅火药味儿极浓的标语口号才是大人们正在干的“正经活儿”！
中国文物天价现象的出现说明什么？中国文物在现实世界中究竟占据什么地位？对此，我们不妨冷静地进行一番探讨和分析。
至今已有107年历史的《艺术新闻》杂志，是美国一家影响极大的艺术类杂志，几十万固定读者群遍布全球123个国家。从1991年开始，该杂志每年一度评选出本年度的全球顶级收藏家200强，此活动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艺术市场人士的认同。翻阅这项评选记录，记者发现：10余年来，这张普查遍及各大洲的榜单中，80%以上的上榜者都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其余大部分席位是南美人和加拿大人，极少见到亚洲人的身影，一些天价中国文物的收藏者及中国内地藏家更是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入选名单之外。同样，在200强收藏大亨们的藏品当中，也没有一件跟中国文物或艺术品搭得上界。
何至如此？是杂志社统计上的失误还是种族偏见？但求证后发现这两点都不存在，一是纵使一年统计失误也不至于年年都失误；二是天价中国文物的收藏者尽管主要为黄皮肤的中国人，但也有白皮肤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如《鬼谷子下山图罐》的收藏者不就据称是美国人吗？
看起来，正确答案只有两种：一是该杂志不承认佳士得的此项成交记录，二是西方收藏家并不看好中国的天价拍品。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收藏家刘銮雄虽然有幸当选200强，但他的入选藏品——2006年以173.6万美元的价格拍得一张丝网印制《毛泽东肖像》——创作者却并非中国人，而是西方艺术家安迪·沃霍。
当然，单凭一家杂志社的某项评选结果，就对中国文物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作出某种判断，显然有失偏颇。为了真实地了解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国际拍卖会上屡创天价的元明清瓷器的总体评价，记者先后对十几位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但都有着收藏中国文物经历的“老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采访。
■ “中国瓷器我只卖不藏”
时间：2008年秋天。
地点：琉璃厂汲古斋2楼。
受访人：Biorn Gremner(中文名甘文乐)，瑞典哥德堡西方古董公司总裁、中国古代瓷器收藏家。
采访人：本书作者。
我是在北京国贸中心举办的古玩交易展上认识Biorn Gremner先生的，刚见面他就热情地告诉我，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甘文乐。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3个字拼起来的，因为客观地说，甘文乐先生的汉语讲得很糟糕，讲出来的话除开“您好”、“再见”之类的常用口头语外，其它的所谓“汉语”，基本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但是，与蹩脚汉语相反的是，甘文乐先生对于中国明清两代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外销瓷的鉴赏能力方面，却远远超过了国内的一些专家。从这方面讲，说他是一位“中国通”也一点都不为过。
作为一名中国古代瓷器收藏家，甘文乐先生先后担任过瑞典多家电视台中国古代瓷器鉴赏栏目的鉴宝人和主持人，并经常接受斯德哥尔摩博物馆中国部的负责人邀请，一起探讨中国瓷器的有关学术问题。2006年，甘文乐先生作为瑞典的中国文物专家，陪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参加在广州举办的《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展，并向广州博物馆[微博]赠送了几十件清代广州生产的外销瓷器。随后，甘文乐先生又陪同国王和王后登上来自瑞典的复制“哥德堡号”帆船，为他们详细讲解部分沉船遗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古董商人，20年来，甘文乐亲自经营的中国古代瓷器达几十万件。
我是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的汲古斋2楼正式采访甘文乐先生的，他在那里新开了一家古瓷分店，里面摆了许多他从瑞典运到中国的明清两代景德镇外销瓷器(图)，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官窑款，但不乏制作精美、色彩艳丽的上乘之作。我们边看边聊。
记者：您的这些藏品真美，现在在北京很难见到这么多、这么完整、这么漂亮的外销瓷。
甘文乐：谢谢。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库房里还有很多。
记者：请问甘文乐先生是从什么时候、怎样爱上中国古代陶瓷的？
甘文乐：早年我曾经是一名经济师兼钢琴教师，我的钢琴弹得很好，有机会为您演奏一曲(笑)？当然，我的经济师干得也不错，我先后毕业于两所著名大学的经济系。干上这一行完全是偶然。1963年，我那时候才19岁，瑞典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古董鉴赏栏目，有点像中国央视的《鉴宝》。那个节目很好玩，摆上一大堆古董，其中就经常有中国古代的瓷器，然后让人上去辨认它们的年代、产地、真伪。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副馆长、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那个时候我好崇拜他，经常在当地买一些小件的中国瓷器请他鉴定，并向他讨教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1977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旅游参观，在琉璃厂的文物商店里买了一对清代光绪皇帝过生日用的茶盏，花了500元人民币。回到瑞典后，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朋友非常喜欢这对茶盏，我便以两倍的价格转卖给了他。这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转折性影响，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喜欢中国瓷器，若是能够把个人爱好和人生职业合并同类项，那该多好啊！这以后，我更加注重收藏中国瓷器，重点是明清瓷，因为从15世纪开始，北欧各国都大量从中国景德镇定制民用瓷器，留存量很大。短短几年时间，我就购进了非常多的明清两代外销瓷，有青花、粉彩、珐琅彩等等。我在奥地利的一次拍卖会上，花50，000克朗买了一只流拍的青花舞人，一周后便以150，000克朗卖给了一个英国人，赚了3倍的价格。
那以后，我就逐步放弃了原来经济师和钢琴教师的职业，专门从事收藏、买卖中国瓷器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