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官窑”
樊家井地处景德镇火车站附近，这里原本是农村，住着近千户人家。自打上世纪90年代仿古瓷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有人干起了陶瓷买卖，有人将房屋租给外地来的瓷业个体户，使这里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四百余家个体作坊、专门从事古瓷仿造和交易活动的集散地。先是被当地人称作“抚州佬”、“南昌佬”的本省瓷器贩子长年来往于此，后来随着元代、明代、和清代官窑瓷的热销，这里渐渐聚集了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陶商瓷贩。近两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文物商人，也在此地频繁出没。
记者首访樊家井正赶上仲夏时分，尽管景德镇与南昌、九江三地并列为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但炎热的酷暑丝毫也阻挡不住狂热的瓷潮。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远的坐飞机，中程的乘火车，近一些的干脆自己开了汽车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人将当年风行于世的一首毛泽东语录歌稍加改动后幽默地吟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赚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别看这里瓷商如潮，每天的交易额都在几十几百万元，但是其中的真货上不了几件。记者一家家店面转下来，除了一只残破的元青花小碗和一些民国时期的民用碗盘瓶罐，就没看到一件像样的老瓷器，能见到的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仿品。这些店面的结构大致相似，里房连着院子，有的就在院子里支起煤气炉，自己直接烧造低仿品。有的自己不烧造，从大一点的窑厂里买来假货“做旧”。
这做旧的工夫很深，五花八门，也分高中低三档，而且根据市场需要，花样年年更新，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叫与时俱进。这里的元青花做旧一般分为三个步骤：按照出土文物的胎釉状态出坯后，先将湿的老糠灰垫在器物的底部进窑，烧成后底足就会出现元瓷必具备的“火石红”。瓷器烧好后，再用高锰酸钾加硝酸和松香水，按一定比例调和后刷在瓷器表面，一小时后瓷器表面的“贼光”就没了。最后涂上一种红泥，使泥浆渗透到开片纹里，做出“土锈”。这样的“假货”，虽然能蒙过一些急于发财的“二把刀”，但稍有一些陶瓷鉴别常识的人都能一眼辨别出来。樊家井显然不是我要寻找的高仿瓷基地，我对景德镇官窑高仿品的第一次查访无果而终。
两个月后，我偶然从别人口里得知，真正的元青花高仿品，除开由政府部门组织到外地展销之外，一般不会拿到陶瓷市场上公开交易，而是直接由买主到窑厂订货。为了一探究竟，我第二次来到瓷都景德镇，在新闻同行的帮助下先后走访了五家窑厂，所见之物与上次我在樊家井看到的相差无几，如果说上次看到的是低仿品，这五家窑厂烧造的顶多也只算得上中仿品，连我这个只有几年收藏经历的人都蒙不了。后来，当地朋友们见我大有不见真佛不下山的姿态，便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每年都有一些外地来的大老板现身。而且听说那里有一位姓李的窑主仿技了得，发了大财，他烧造出来的东西能以假乱真，其中一些仿元代青花瓷和仿清代官窑瓷已经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景德镇的同行打电话联系那位姓李的厂长，一直都找不着人，不是外出了就是不知道上哪儿了。打他的手机也是徒劳，似乎永远是关机，仅一次听见忙音，可几分钟后又关上了。他越是神秘兮兮的，我见他的欲望越发强烈。
等了五天，朋友终于接到“内线”电话，说李老板今天在厂里会客。我和朋友赶快借了一辆车跑了将近两个小时山路，终于到达窑厂，下车后就直奔窑主办公室，心想今天总算把你逮个现行。可谁知道等我们到达窑厂时，老板办公室还是人去楼空，仅见到沙发茶几上一堆还冒着烟的香烟头。
我们坐在办公室一直等到傍晚，仍然没见到李老板的影子。他的手下倒是热情款待我们，好茶好酒、好饭好菜，并且口口声声称我们是“请都请不来的新闻界朋友”。接着我又拿出最大的耐力折腾了几天，仍没能见到李老板。被采访对象耍了一个礼拜，最终连面都没见着，这在我的从业史上还是第一次。
非常意外的是在回京的火车上，记者无意中撞上一位“贵人”。那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我对铺坐着，机警过人。他见我手上拿着一只鼻烟壶摩挲，便知道我是一个古玩发烧友，搭讪道：“北京来的吧，您吃药了！这只乾隆粉彩鼻烟壶是仿品！”
“你怎么知道我从北京来？又怎么知道这只鼻烟壶是假的？”我问他。
“北京的藏家喜欢鼻烟壶……来，您看看我的东西！”小伙子一面说，一面从旅行箱里掏出三只鼻烟壶。
我接过他的鼻烟壶细细看了一遍：“两假一真。对吗？”
“看来是个老手，那你为什么买新玩艺儿？”他收起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