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富豪们买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国宝，但有一样现实已经无法回避：那就是由于中国富豪们的出海哄抢，一些西方人非法获得的中国文物被炒成了天价。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新富豪海外夺宝的这十年当中，中国艺术品的海外拍卖价大约平均长了15倍。这十年，全世界可以查到的大大小小拍卖行一共卖出中国文物近百万件，其中元明清官窑瓷器真真假假加起来近万余件，平均成交价格大概在100万美元左右。在所有的交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拍品的卖家绝对是西方人，捧场者和买家多数是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官窑瓷器，70%以上的买家全是中国富豪。换句话讲，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中国富豪平均每年都要为西方世界造就几百个“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
对于此种局面，国内有一些收藏达人不以为忧、反以为豪，他们公开宣扬：“海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价格飞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被西方人高度认定，中国人海外夺宝，让西方人看到了崛起的中国、扬眉吐气的中国人……”
不看看那些天价拍品从何而来，也不想想那些拍品的拍卖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又是“高度认定”，又是“扬眉吐气”，何等的浪漫？何等的牛气？且不说老外们的“高度认定”是真是假，就为了富豪们这一哆嗦——“扬眉吐气”，我们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首先，中国富豪海外夺宝，以一种合法的商品交易方式淡化了交易品本身的“非法”属性，让西方民众误以为中国人已然放弃对那些被抢盗文物所拥有的合法权益，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大批在战争中掠夺和战后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明目张胆、源源不断地摆上拍卖场，赚取巨额暴利，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做贼心虚地进行黑市交易。
其次，一次次天价回购、一次次无效抗议，从舆论上使得我国政府向西方国家追索此类文物的庄重、正义行为，变成了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滑稽姿态。有些西方媒体公开嘲笑：“中国政府与其徒劳无功地搞什么‘追讨’(文物)，倒不如动员那些暴发户拿钱到佳士得拍场去买……”
再者，富豪们的海外夺宝运动，非理性地抬高了中国流散海外文物的市场价格，大大增加了一些珍贵文物回归的成本。从此以后，无论国内文物部门或海内外民间个人要赎买、捐赠此类文物，就不得不被迫进入拍场，付出越来越高昂的竞买成本。澳门爱国人士何鸿燊先生先后两次捐献圆明园铜兽首一事，即有教训在先：2003年，何鸿燊先生仅以600万人民币的价格在美国民间购得圆明园猪首铜像捐献祖国。而在2007年众所周知的那一场苏富比拍卖纠纷中，由于圆明园文物经过台湾商人的数次恶性炒作，何先生不得不付出比上一次高出11倍多的价格，以6910万港币买回另一只铜马首捐献回国。而台湾商人最早从国外买回来的时候，仅花了区区20万美元。
“国宝回归”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国家追讨、第二条路是政府出钱赎买、第三条是民间捐赠。如今，这三条路似乎已经被中国富豪的不慎之举堵死了两条半，而那些被媒体贴金为“为国藏宝”的富豪们，内心似乎压根儿没觉得自己的收藏与“国家、民族”有任何关系。也许是记者孤陋寡闻，10多年来，南北富豪海外夺宝捷报频传，媒体鼓噪的“富豪爱国藏宝秀”也不断上演，可各位同仁有谁见过哪位内地富豪向国家捐赠过一件像样的东西？国人跟着“自豪”了半天，人家买回的“国宝”连面都不让你见。我们能看到的倒是不少投机商趁此良机，在海外收拾被洋人淘汰的物件倒腾回国，扯起“国宝回归”的大旗赚同胞们的钱。能听到的，都是富豪们受限《文物法》，不能公开将买回的东西重新倒卖出境的抱怨。
我们老祖宗有些遗训颇令后人唏嘘感叹，比如：“淡泊明志”，又比如：“为富不仁”。历史上，中国真正的收藏大家多是一些轻钱财、重大义的知识名流，他们好古识古，许多人穷其一生的精力与积蓄，收藏了大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珍物，却从未将自己的藏品视作家产遗儿传女，而是回报生养之地、原乡故国。
1956年，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张伯驹，携夫人将自己30年来倾家殒命抢收的中华稀世文物——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卷、李白《上阳台帖》卷、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18件无价国宝，全部无偿捐献国家。我们且以庸俗之心暗算一下：此等宝物价值几何？有拍卖界人士笑曰：“其价值不说连城，也可造一座新城！”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一生清贫却好古，几十年倾其所有收藏了大批青铜器、陶瓷、石器、雕塑、玉器、货币、竹木牙角和漆器等，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56-1958年，章先生先后分两批将1192件珍贵家藏文物全部捐献国家，其中92件文物精品，还被故宫(微博)博物院作为专题陈列展览，受到国人敬仰；
香港收藏家杨铨一生嗜古如命，他花费40年时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基至不惜变卖家产，购得珍贵文物6200多件。其中不少文物被英国博物馆挑中有意高价购买，但遭到杨先生的婉拒，最终倾其所藏全部捐赠祖国，没有留一件给自己的子女。甚至连两个宝贝儿女结婚，他也只是各赠一个现代陶瓷花瓶；
天津著名的文物鉴赏家、经济学家徐世章，是“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天津解放前夕，所有亲戚朋友力劝其逃离大陆去美国定居，但被他一票否决，理由只有一条：“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原来，徐先生家藏满库文物珍宝，他不愿意这些文物在迁移时流失海外。此前，曾有美国古董商多次来天津洽谈，要以百万美金收购徐先生的藏品，但都遭到他的拒绝。1953年冬，身染重病的徐世章，将子女唤至榻前听其遗嘱：“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要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徐先生身后，他收藏的2749件古砚、古玉、字画拓片、金石、书帖、印章等珍贵文物，一件不拉地无偿捐赠国家，至今仍收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
捐赠国宝文物的不仅有名人雅士，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如赤峰人张砚钦，只是一位普通的民国旧军人，他在1971年去世前，分3批将自己在解放前40余年省吃俭用、借债寻购的400多件珍贵文物全部捐赠给当地博物馆，其中有名贵国画——承德离宫《避暑山庄图》，有宋代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名瓷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精品……
其实在中国民间，类似张砚钦这样的平头老百姓还大有人在，大概由于他们的名字不能为媒体赚取足够的“眼球”，所以大多数人都作了“无名英雄”。近年来，记者时有所闻：还有一些平头百姓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偶尔淘到一两件国珍，想捐赠博物馆却“报国无门”，不是被无由当作“赝品”，就是被无端诬为“炒作”，往往等到那些“赝品”出口转内销后，才能得以正名。穷人的不要，富人的不捐，整天向政府哭穷要钱买藏品，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博物馆界的悲哀。
综上所述，记者没有逼谁学古仿贤、捐赠家珍的意思，只是以为：中国富豪海外夺宝，至多是一次类似于炒房炒股的投资行为，浙江军团也好，山西军团也罢，既然富豪们只是将买回的“国宝”深藏后院、伺机倒卖，国人还有什么必要为他们的金钱交易和激情游戏大呼小叫、欣喜若狂？就如同一些海派青年所说的那样，与其让那些“国宝”被少数人藏着、掖着、损毁，倒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外国博物馆搞“世界革命”！
后记：从2008年开始，中国一些大的金融集团纷纷成立艺术品投资基金，大举进军二级艺术品市场，炒作的拍品大多数是近当代名人字画。早年不惜血本收藏天价“国宝”的中国富豪们，大部分东西都砸在手上，很少有人够财力、够技术再继续去纵横拍场。记者回访的一些南北富豪们，资金顶得住的还在死扛，资金顶不住的便只好廉价将藏品赔本卖出。那些买了一屋子赝品假货的人则反复告诉记者四个字——“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