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
“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于2015年9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西配殿正式对公众开放。日前，本次展览负责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先生介绍了展览中部分有趣的展品及背后的故事，以便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汝窑。
这次我们能把这么多汝窑瓷器集中展示，可以说是难得一遇。2006年底至2007年初台北故宫曾举办过“大观——北宋汝窑特展”，当时只展出了48件套文物，包括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传世完整北宋汝窑瓷器、窑址出土瓷片和窑具标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12至13世纪高丽青瓷以及台北故宫藏清代仿汝釉瓷器等。我们这次展览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丰县文物管理局、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共有135件展品（包括两件资料）。这次的展出品种要丰富得多，包括更为多样的明清景德镇御窑厂仿汝釉瓷器，考古发掘品也更为丰富全面。
汝、官、哥、定、钧窑世称“五大名窑”，汝窑居首，这是因为汝窑瓷器的釉色独一无二，其它瓷窑都烧不出来。一般称其为“淡天青色”。虽然严格说来每一件汝窑瓷器的釉色都不完全一样，但基本都是趋向淡天青色，这是汝窑瓷器受到人们器重最关键的地方。汝窑最初烧造刻花青瓷，属于耀州窑系。在它之前，陕西铜川耀州窑在五代到北宋初烧过类似天青釉的瓷器，汝窑瓷器的釉色可能受其影响。天青釉汝瓷是北宋徽宗时期供宫廷使用的高级青瓷，当时烧造青瓷的窑场很多，朝廷为什么会选中汝瓷，可能与宋徽宗崇信道教有密切关系。汝瓷的淡天青色釉，冷暖适中，不愠不火，内敛，不张扬，在视觉上使人感到非常舒服，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审美，所以这次展览的名称就定为“清淡含蓄”。另外，道家以质朴、朴素为美，这种釉色也适合道家在颜色上对美的捕捉。
汝窑天青釉凸弦纹三足樽
张公巷窑青釉碗
南宋人叶寘撰《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北宋时唐、邓、耀州都烧造青瓷，但唯独汝瓷的釉色被认为最理想。离宝丰县清凉寺不算很远的汝州市还有一个窑，名曰“张公巷窑”，也烧造青瓷，但其典型产品的釉色趋于豆青色，跟汝窑青瓷的釉色不太一样，可能主要还是与所用原料不一样有关。
天青釉汝瓷主要烧造于宋徽宗时期，徽宗皇帝对艺术特别精通，他本身就能写会画，又信道教，汝瓷釉的淡天青色正适合他的审美趣味。文献里说汝瓷被选作宫廷瓷，系“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认真分析后，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有芒”就是瓷器口边没有釉，但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完全可以下令烧造口边没有“芒”的瓷器，所以“弃定用汝”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主要还是与徽宗皇帝的审美趣味有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崇信道教的帝王，他不喜欢定州白瓷的颜色。后来，汝瓷釉色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人认为最美的一种釉色，成为被模仿的楷模。明代宣德和清代雍正至道光，景德镇御窑厂均曾仿烧汝釉瓷器，虽然不是百分百到位，但釉色也很美。
汝窑釉石榴尊
汝窑天青釉刻花莲瓣纹熏炉 汝窑天青釉鸳鸯钮熏炉盖
汝窑瓷器最主要的几个特点：香灰色胎、淡天青色釉、芝麻挣钉、冰裂纹。
香灰色胎：指汝窑瓷器的胎色就像我们家里烧香时落下的香灰的颜色。
淡天青色釉：这种淡天青色釉非常难得，窑内的位置、温度和气氛都会影响最终的釉色。虽然有一个标准，都想烧成那样完美的釉色，但事实上却不可能。烧窑太复杂，不同的窑位，温度、气氛不一样，瓷器烧成后的釉色就会有变化。比如说，有的器物的盖和器身分开烧成，二者釉色就明显不一样。
芝麻挣钉：除了瓶、盏托等少数器类采用垫饼垫烧致使圈足底下无釉外，绝大部分器物采用的是“裹足支烧”，即器物底部满釉，这样就不可能用垫饼来垫了，否则，烧成后器物跟垫饼粘在一起就拿不下来了。因此，就采用小支钉支在底下的方式。支钉分两种：一种是环形，上面带支钉；另一种是饼形，上面带支钉。支钉一般是三个或者是五个。烧完以后把支钉敲掉，就留下细小钉痕。支钉痕像芝麻粒大小、芝麻粒形状，绝大部分都不是很圆，所以叫“芝麻挣钉”。
冰裂纹：汝窑瓷器釉面普遍有开片，片纹不一，最漂亮就是那种一层一层鱼鳞状的斜茬开片。汝瓷釉面开片的声音非常好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片会不断出现，刚出窑时开的最厉害，因为窑内的温度较高，出窑后遇到常温，温差比较大。之后，瓷器在流传过程中，遇到冷暖变化时，釉面仍会不断开裂，只不过开得没这么厉害了。瓷釉开片都是随机的，自然的，人很难干预控制，所以叫“自然天成”。
汝窑对后代的瓷器发展的影响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有一位名叫徐兢的人奉宋徽宗之命出使高丽，回来写了一本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谈到在高丽的所见所闻，包括高丽青瓷。书中提到“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高丽人称之为“翡色”。高丽青瓷模仿汝窑，造型和釉色都很接近。
清乾隆 仿汝釉双系鱼篓尊
宋代以后直至今日对汝窑瓷器多有仿制，而且仿品不能小觑，其中有不少精品。明代只有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仿烧过汝釉瓷器，故宫博物现存两三件，其他朝代没有仿制。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厂都有仿烧，仿得最好的还是雍正、乾隆朝，釉质虽没达到与北宋汝窑瓷器完全一致，但也非常漂亮、优雅。如雍正仿汝釉双耳扁壶和乾隆仿汝釉双系鱼蒌尊等，都堪称代表作。在宋代瓷器中，汝瓷最难模仿，很难达到百分之百，即使现在也做不到，只能说是接近。
“火照”，是测窑内温度的工具。古代烧窑没有今天远红外测温仪之类的工具，那么，如何知晓窑内的火候呢？那就要借助于火照。烧窑之前，用胎泥做一些泥片，并排插在座上，上半截挂上釉，下半截不挂釉，胎和釉都跟烧制的瓷器一样。烧窑时一起放到窑里，烧到一定程度，用铁钩子钩出一个来看，看釉色是不是达到了要求。火候不够就继续烧。烧一段时间，再钩出一个来看。如果看到“火照”的釉色达到了要求，说明火候已到，就可以慢慢歇火了。
三足尊
水仙盆
汝窑瓷器的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属于半生烧，当时完全可以把温度烧得更高，使之达到正烧。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只有将窑温控制在1200℃左右，才能烧出这种“淡天青”釉色。这个“1200℃”是我们今天测试所得，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个最恰当的温度是多少，只是通过观察“火照”来判断是否已到火候。试验表明，如果温度再高的话，釉就变成青绿色了，必须在这个温度才能烧出这种颜色。所以汝窑是一种“半生烧”。如果达到“正烧”，瓷化是更好，但釉色就变了。因此，汝瓷的微妙就在这里。如果用手指轻轻叩击一件汝瓷，你会发现听到的不是“当当”的声因，而是一种发闷的声音。
这件洗虽然口沿磕掉一块，但在汝窑研究中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1986年10月在西安市召开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研究会年会，包括冯先铭、耿宝昌先生在内的全国研究陶瓷的重要专家基本都参加了此次年会。在这次年会之前，研究会新发展了一批会员，其中河南的最多，包括宝丰、汝州的新会员。其中有一个叫王留现的人，就带了这件东西到西安的年会去。那天早上开会之前，他把这件东西给参会的专家看，先给耿宝昌先生看，耿先生看后感觉和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窑瓷器很像，于是招呼其他人一起来看，说是“你们不是没见过汝窑瓷器么，这儿有一件，快来看看”。冯先铭先生也看了。当时问王留现先生是在哪儿发现的这件器物，他说是在宝丰县的清凉寺村周围发现的。当时参会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因有急事要提前离会返回上海，提着包刚要走，王留现先生看见了就说：“汪馆长，我这有一件瓷器，想请您看看。”汪庆正先生在后来写的文章中提到，当时看到这件瓷器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非常震惊。汪庆正先生回到上海后，马上派上海博物馆两位研究陶瓷的女士范冬青、周丽丽，让王留现先生带着去了宝丰。在发现汝窑洗地点的周围，采集了一些标本，包括瓷片和窑具共计四十多件。198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汝窑的发现》，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正式宣告汝窑遗址之谜的解开。1930年日本人曾去河南探寻过汝窑遗址，1950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也曾去宝丰县清凉寺寻找汝窑遗址，但都没能找到。有一件事很重要，1977年，故宫博物院为了解决所藏一件唐代鲁山花瓷腰鼓的窑址问题，派冯先铭先生、叶喆民先生、李知宴先生、李辉柄先生四人坐火车去河南考察，到郑州后，四个人分成两拨，李辉柄和李知宴先生去了鲁山县，在段店村找到了烧花瓷腰鼓的窑址。冯先生和叶先生去了宝丰清凉寺村，冯先生在那里找到一块汝窑洗残片，胎质、釉质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汝窑瓷器几乎一样。但由于只采集到一块标本，因此就没有写文章讲这个事情。后来，故宫博物院把这件标本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检测，将检测数据与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一件汝窑洗完整器的检测数据进行比对，结果基本一致。
后来，王留现先生把这件汝窑洗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这次展览，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这件器物借来展出，就是因为它对汝窑遗址之谜的最终揭开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